八九民運的爆發，除了揭露當時大學生及工人對中國政治經濟狀況的不滿，也催生了各種外國媒體猜測「中國崩潰」的文章。可是，「崩潰」並沒有發生，中國產業其後的高速發展更出乎不少人預期，多少反映了我們對中國的認識貧乏。近年，由於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中國崩潰論」又再度回歸。一邊廂，官媒唱好中國經濟，另一邊廂則是各種宣傳中國內傷和危機的報道。究竟中國近年的發展如何？有甚麼值得留意的趨勢？當中需要處理的問題相當廣泛。這篇文章將對中國產業發展的近況略作整理。
1989年6月4日，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報道〈China Erupts...The Reasons Why〉，提到八九民運背後的不滿並非只源於對民主的抽象渴求，還包括民眾對經濟狀況的失望，以及對改革開放帶來社會不平等和貪污的厭惡。
八九六四三十周年之際，《惟工新聞》編輯嘗試提供一個具有工人運動視野的視角去檢視當年的民運及今日的中國。文章亦會編彙為小冊子在六四晚會當日派發，歡迎索取。
本篇文章參考民運期間的大字報、傳單等文獻，嘗試重現八九民運當中學生與工人的關係。我們能夠發現，學生對工人的加入有一定保留，但亦並非堅決排斥工人團體參與民主運動。事實上，當時學生在「應否發動工人」的問題上，仍是相當迷茫。
（編註：本文的大部分引文來源《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乃香港《十月評論》雜誌社社員在八九民運期間親自到北京及其他城市蒐集大字報、傳單等文獻，並與民運參與者親身訪談而成的資料集。《十月評論》社由1970年代開始在香港運作，四十多年來以民主中國為目標，批判中國共產黨的官僚階層。其主編張開於去年9月4日離世，享年99歲，特此紀念。）
編按：提到八九民運，坊間往往就想到北京，但其他城市的情況又如何？當年香港人除了隔岸聲援還有沒有其他觀察角度？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今次不再是史料的轉述者，而是自述當年在廣州的第一手見聞。到底街道辦的人盯人監控構成多大心理壓力？有權有勢者如何不受新聞封鎖限制？六四當日，廣州的工人和學生又如何衝破監控堵塞海珠大橋？種種不為人知的經歷，為大家揭露廿八年前的中國民情。
我的前妻是廣州人，六四時我的家在廣州，我於每週六收工後會上廣州，週日晚回港，週一早上上工。因此社工總工會的職員嚴月蓮認為我對廣州有一定認識，來電約我一同上廣州，與當地的學生聯絡。
到廣州聯絡學生
1989年5月18日，嚴月蓮打電給我，她約了石炳坤（編按：資深香港工運人士，多年來關注中國勞工，曾任職於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中國勞動透視等機構）等五至六人上廣州串連，日期是5月21日星期日，即日來回。
5月21日我們一行七八人，男女各半，乘直通車出發北上，中午前到達廣州，在火車站廣場包下了一部中型客車供全日使用。據說有學生留守在廣東省人民政府大門前廣場，我們決定驅車到此找學生聯絡。
編按：每當說起八九民運，不少人會將之理解為發生在北京的學生運動。但參加運動的人並非以學生為主，抗爭亦不止在北京發生，只是當時大眾和媒體的注意力全都放在北京。惟工新聞特地翻譯這篇來自中國評論博客Chuang闖的文章，讓大家了解發生在1989年6月5日，北京血腥鎮壓後成都不為人知的暴動。
「在天府廣場附近，的士和警車被焚燒。你有沒有聽過這次成都暴動？」在兩個月前，我在成都的士上聽到司機談及成都在1989年的抗爭，言談間他很清楚表示同情起義的民眾。那時我感到十分困惑——直到今日，八九之春仍然是我和四川朋友討論政治和歷史時鮮有觸及的題目——即使他們有親戚或老師曾經參與抗爭。
焦點不止在北京 63城市齊抗爭
每當報導或憶述八九民運，國際媒體總將焦點放在北京。因此除了證人證詞和一些學術著作之外，一般人很容易忽略27年前發生的事是全國性的運動，當中「大規模示威……席捲全國的城鎮」（Unger, 1991）——一些資料指，從廣東到長春，遠至烏魯木齊，共有63個城市發生抗爭。而的士司機告訴我的，是這個狂潮當中一次最激烈的衝突。
【惟工解密】2015年6月4日，天安門血案26週年。
26年了，有人說中國富強了，是時候忘記過去。
26年了，有人說中國的事與我無關。
26年了，港商不但在中國開設血汗工廠，更大力爭奪房地產和大白象工程，大賺特賺，然後反咬港人一口，反對標準工時，反對普選。
26年了，中國民間抗爭沒有消失。反而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手法越來越多變，涉及勞工、環境、土地、女權、文化等議題。
對於這些抗爭，中共官方以模棱兩可的「群體性事件」形容。身在香港，即使媒體會報導這些事件，大都只有推撞或騷亂的片段，對於具體訴求沒有怎樣解釋。究竟這些抗爭的情況如何？
資訊缺乏 官方報細數100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