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18年颱風山竹襲港，造成交通大亂，塵封多年的《緊急條例》成為輿論焦點。2019年反送中一役，在鎮壓示威的需要下，政府終於動用《緊急條例》。《緊急條例》名稱看似中立，不過，比起紓緩民困，此條例在歷史上更多時候是打壓社會不滿的武器。工運歷史記錄者梁寶龍先生就此作了詳盡紀錄。
《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以下簡稱《緊急條例》）是港英為鎮壓1922年海員大罷工而制定，在全港工人團結一致下，此條例未能收鎮壓功效。最終港英徹底認輸，舉手投降，工人勝利復工。有關這宗罷工的詳情請參閱龍少的《爭尊嚴──香港海員大罷工史》。
罷工雖勝利卻留下此惡法繼續禍港，回歸後且過渡到特區政府繼續殘民。龍少在此和大家談一談此條例與工運的關係。
《緊急條例》的制定
編按：香港工運研究先鋒陳明銶教授今年10月逝世。陳教授曾任教於香港大學歷史系，其後於史丹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繼續研究工作，精研中港關係，尤擅華南工運史。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青年時受其啓發走上歷史研究之路，特此撰文紀念，我們亦可從中一窺只有中學學歷的工人如何憑努力在八十年代大學校園摸索出學問。陳明銶教授追思會明天（12月2日）下午2時將於香港大學王賡武講堂舉行。
陳明銶敎授為人隨和樂觀，朋輩和學生者Ming Chan稱呼，但他的原則很強。上世紀八十年代反日氣氛濃烈，某天學生駕駛一部日本車到機場接他，他堅持不上車自乘公車離去。Ming Chan也曾講授日本史，對日本有深入認識。這只是小軼聞一則，民主路上他的堅持更強，出力不少。
Ming Chan是著名歷史學家，研究重點在中國近代史，在這範疇內他更集中在工人運動史上，而華南地區的工運史更是他的研究重心。
數年前的六四前夕，獨派笑指支聯會活動只是儀式，甚至勸阻他人參加，強調優先處理香港問題。按民主原則這是他們的言論自由，只要我們貫徹民主作風，繼續促進香港和中國民主運動，這些只是蒼蠅的噪音而已。若我們真的能幹出成績，這些噪音在傳媒中自然會沒有市場價值，不知不覺消失於無形。
支聯會如何成立
可是所謂「泛民」至今仍沒有自省，自己組織內的民主化沒有寸進，固步自封自我感覺良好。這讓我想起支聯會成立初期的一宗反獨裁事件，對照月前的街工事件，涉事者仍在高呼反對一黨專政，毫不自省本身行為已是新的獨裁者，一群支持者則在高聲附和，間接為其行為推波助瀾，真是可悲。龍少近日深入研究法西斯主義，希特勒挾民意以登大獨裁者之位，紀錄片所見支持者打從心底裏熱烈歡呼擁戴這偶像，群眾與領袖互相輝映，沉醉其中不能自拔。在獨裁者需要群眾盲從下，群眾沉醉領袖的所謂忘我獻身，各取所需，互相扶持前進，是否有違民主作風已不重要。此中出現一個簡單的現象：只要領袖能打倒建制派就是好領袖，香港就有光明前景。
集體談判是指勞方集體性地透過工會，與資方談判與所有僱員有關的事情，而談判結果具有法律約束力，目的是希望勞資雙方能夠在一個較平等的情況下訂立勞資集體協議，以保障勞方的合理權益。
港府推在推動集體談判權的角色
1951年國際勞工組織通過第九十一號《集體協議建議書》，集體協議被定義為「有關勞動與就業條件的書面協議，其締約雙方：一方為一名僱主，一個僱主團體或一個或幾個僱主組織：另一方為一個或幾個勞動者代表，另一方為一個或幾個勞動者代表組織，或在沒有此類組織的情況下，由有關勞動者根據本國法律或條例正式選出並委任的代表。」建議書第三條進一步指出，集體協議對簽訂協議的各方及他們所代表的各個方面都具有約束力，且僱傭合約中若有相關規定違背集體協議，應視為無效，自動由集體協議中的有關規定所取代。然而僱傭合約中對工人更為有利的條款，不應視為與集體協議牴觸，但僱傭合約是有一定時限的（注一）。
受時間所限，筆者在「36日紮鐵工潮如何鍊成？」座談會系列的第二次活動「港式工潮與外地工潮比較」會上雖發表了講稿〈中港日韓近百年工運史簡介〉，卻未及將全文發表，只講出了講稿的大綱，沒有深入詳述，現將講稿全文整理發表，以補充當日的不足。該活動由香港紮鐵業團結工會主辦，於2017年10月22日下午在城市大學舉行。
亞洲工運
歷史進入二十世紀之初，亞洲區尚未有國家或地區晉身工業國家，所以遠東的中港日韓台等地區，沒有強大的現代工人階級。
1925年中日美工人人數比較（注一）
南美洲的秘魯共和國曾是招募契約華工（注一）最多的國家前三位，也就是華工待遇最差的國家。這些華工大部份從澳門出發。從1849到1873年的25年間，前往秘魯的華工有近十萬人。一群秘魯華工於1868年寫稟呈，經美國駐秘魯領事轉交美國駐中國領事，再轉給清政府。美國駐華公使鏤裴迪（弗雷德里克•費迪南德•洛，Frederick Ferdinand Low，1828-1894）建議清政府派遣駐外領事保護華工及僑民（注二）。清政府因與秘魯未有任何協約，委託美國出手協助，另派總稅司羅伯特•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調查，同時照會各國，凡未與中國締約的國家，一概不准在中國招募工人出國工作（注三）。
結果清政府於1874年派陳蘭彬（1816-1895）到秘魯和古巴調查華工情況（注四），其後委任他為美國、西班牙（時譯為日斯巴尼亞）、秘魯三國出使大臣，職位等同大使。
就在這時，有一批從澳門出發去秘魯的華工，有幸得到日本政府的拯救免遭厄運。當時國人認為日本這一舉動，比把文明道德掛在口邊的英法諸國更令人感涕。可是歷史的發展，半個世紀後日本侵華對中國的傷害比英法更深。另一方面，事實上英國在這事上幕後出力不少，下文將會詳述。
華工船瑪麗亞•盧斯號
（照片由譚兆龍攝）
編按：救生員罷工反對泳池外判之際，看見有同事乘機齊上下兩更大賺加班費，你會說甚麼？港九拯溺員工會前理事郭紹傑選擇說出現實的殘酷：「你水上人，文化少，仔女教佢唔掂，佢哋以後做你呢份工機會好大。依家你幫對家，如果真係外判，你個仔都係幫外判商做。」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2013年的訪問稿下集，揭示康文署外判商偽造文件的黑歷史，以及反外判抗爭期間不同公務員工會的策略合作，萬勿錯過。
（續前文）
日期：2013年1月25日下午4時至5時分
地點：旺角香港職工會聯盟
被訪者：郭紹傑先生
訪問員：梁寶霖、梁寶龍
整理：梁寶龍
人物簡歷：
郭紹傑1963年在香港出生，高中學歷，20歲到美國工作，八十年代赴美在餐館工作，後從事珠寶業。1992年回港長居，投身救生員行列，加入港九拯溺員工會，2004年任職工盟副主席，2007年參選區議會落敗。
部門協商會
編按：上月港九拯溺員工會聲明「永久刪除」前理事郭紹傑的會員資格，現任工會理事胡啟榮更向傳媒聲稱工會「赤化都正常」，引起輿論譁然。坊間可能只知郭紹傑是「佔中糾察」，將事件歸入「藍絲」、「黃絲」之爭，忽略工會歷史。卻不知港九拯溺員工會素有保守風氣，15年前面對政府外判風潮殺到，多達八成理事懷疑因怯於抗爭而同時離職，更有理事揚言不會執行會員大會通過的罷工決議，又與身為僱主的康文署官員私下會面。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公開他2013年的訪問稿，到底十多年前新上任工會理事的郭紹傑如何扭轉會內氣氛，又如何與其他工會中人衝突，且看內文分解。
日期：2013年1月25日下午4時至5時分
地點：旺角香港職工會聯盟
被訪者：郭紹傑先生
訪問員：梁寶霖、梁寶龍
整理：梁寶龍
人物簡歷：
郭紹傑1963年在香港出生，高中學歷，20歲到美國工作，八十年代赴美在餐館工作，後從事珠寶業。1992年回港長居，投身救生員行列，加入港九拯溺員工會，2004年任職工盟副主席，2007年參選區議會落敗。
在美國認識工會
最早的中文文字記載有關香港童工的使用情况，應是1886年的《申報》的報道，該報道令我想起中學時的課文〈西門豹治鄴〉，一個破除迷信的歷史故事。這些迷信傳聞竟發生在十九世紀的香港，一個以現代文明自居的城市，到了現今，我們仍不時聽說這些迷信傳聞，市民都愛傳閱散播出去。
編按：引發六七暴動的新蒲崗人造花廠工潮，到底是親中共的工聯會依據上頭指示早有策劃，抑或是中途乘機騎劫了工人自發的行動？卻又原來，當年工聯會在塑膠業的動員力根本就不強大。與此同期爆發的青洲英坭廠工潮，外籍管理層為發洩直駛田螺車企圖飛車撞工人，換成今時今日隨時連日上報紙頭版，但工聯會擺出文革式排場甚至呼召「左派」明星現場表演振奮士氣，也無法鼓動民情，工潮草草收場。兩廂對照，為何結局竟有如此差距？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仔細整理人造花廠工潮經過，直指警察多次過激鎮壓在短短數日內激起連場警民衝突，正是讓工潮演變成暴動的直接原因。「左派」人物的派系亂鬥和立場多變，也導致那些認為暴動幕後必有統一劇本指使的主張未必站得住腳。歷史的推手是「全能的中共」還是諸般社會矛盾？且看今回分解。
（續前文）
青洲英坭公司
紅磡馬頭圍道青洲英坭廠早在1967年2月已發生了工潮，事因青洲英坭廠取消原有的工人醫療福利，勞方大為不滿，發起罷工，直至一個月後與公司達成協議，方才復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