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寶龍

前公務員工會聯合會主席黃偉雄(前排右一)前往南美參加世界勞工聯合會主辦的課程與其他國家的學員合照。
 
十九世紀歐洲的天主教視社會主義為死對頭,教會認為社會主義具有雙重威脅,一是挑戰現存的社會秩序,二是鼓動工人以集體行動去追求自己界定的目標。在數個歐洲國家中,社會主義者採取一種公開的反宗教立場來回應,強化了天主教會對他們的敵意。在那些年,教會高層連純粹工會主義的理念也不接受,天主教否認工人與僱主之間有任何利益衝突,同時主張如果非要成立集體組織不可,也應把這勞資結合起來。
 
倡勞資合作 反對社會主義
 
不過,由於歐洲數個國家,尤其是德國,社會主義工會在爭取勞動階級支持上成就顯著,當中包括了許多天主教徒工人,天主教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也開始主動成立它們的非社會主義工會作回應。
 
編按:今年是省港大罷工90週年。在那個亞洲各國都飽受列強壓逼的年代,各國的運動者並不只顧及本國困境,而是看到彼此同受壓逼,遙相聲援。英國工人更撇開國族利益,拒絕為軍隊運輸武器到中國。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趁此機會撰文,向讀者講述這段在今日已經接近消失的歷史。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遺囑開首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省港大罷工是喚起中國民眾的一次反帝國主義運動,其間實踐了孫中山的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理念。
 

編按:曾任小販管理隊的黃華興上月去世。身為政府前線僱員總會小販事務隊員工分會前主席的他,多次公開抨擊政府對小販過份苛刻,支持再發小販牌照,惟晚年熱衷排外。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去年訪問黃華興,分成兩回連載。繼上一回回顧他作為土生土長香港仔在各行各業浮沉,繼而投入工聯會「左派」的前半生,今回則記述他在市政局遭「殺局」後如何組織工友力抗裁員潮和外判制,以至與近千位工友包圍食環署,成功阻止官員在SARS期間趁火打劫。

【香港工運縱橫】從左派走到左翼的黃華興(上)
 


被訪者:黃華興
訪問員:梁寶霖、梁寶龍
整理:梁寶龍

黃華興加入第一標準薪級會,不久市區小販隊出現躁動,部門指小販隊出現「冗員」。

市政署變食環署 肥雞餐利誘自動離職

市政總署發出通告:指小販隊無所事事,言下之意即是指小販隊人手過多,現有工作量不足以分配給所有員工。工會亦了解這是事實,但仍要維護會員權益。

編按:曾任小販管理隊的黃華興上月去世。身為政府前線僱員總會小販事務隊員工分會前主席的他,多次公開抨擊政府對小販過份苛刻,支持再發小販牌照,惟晚年熱衷排外。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去年訪問黃華興,分成兩回連載。今回回顧他作為土生土長香港仔在各行各業浮沉,繼而投入工聯會「左派」的前半生,下一回則記述他脫離工聯會陣營,積極參與公務員工會的下半生。

【香港工運縱橫】從左派走到左翼的黃華興(下)
 


被訪者:黃華興
訪問員:梁寶霖、梁寶龍
整理:梁寶龍

無計劃的人生

黃華興於五十年代在香港出生,時值韓戰爆發,香港經濟環境惡劣。因中國派兵入朝參戰,美國宣佈對中國大陸及香港、澳門地區的出口實行全面的許可證制度,從而對中國實行全面禁運。禁運嚴重打擊香港轉口貿易,民生大受影響,外資撤僑,工廠處於半停工狀態,失業人數眾多。

十年後黃家的經濟情況開始好轉。黃華興回顧以往,認為自己經歷多次世界經濟起跌,以五十年代的生活最艱苦,這也是香港市民的共同艱苦歲月。

【香港工運縱橫】工運與國術

國術深入民間,香港電影以戲劇的誇張手法展現國術在各行各業的幻想景象,如《少林足球》、《少林搭棚大師》等。

群雄匯聚香江

二十年代廣東各地武鬥嚴重,各路人馬爭地盤搶利益,你爭我奪。在這紛亂的局勢下,武師參與其中,一方得勢,敗方只好遠走他方。國民黨統一全國後,失勢的武師無法立足,南下香港避難,甚至去到東南亞。群雄匯聚香江,太平盛世,以敎拳授徒為生,與組織康樂活動的工會合作,以工會會址為拳館,招收門徒。

蔡李佛的崔章(1895-1958)曾是「港九茶居工業總會」理事長,先後受聘於港九茶居工業總會國術部及模範分部、「酒樓茶室總會」國術部、「飯店工會」國術部,「中華內河輪船總工會」國術部、「持平肉行總會」國術部,「九龍巴士職工總會」等,門下工會弟子不計其數。崔章青少年時曾在茶樓工作,後得該茶樓製餅師傅孔德光在茶樓內教授鴻勝蔡李佛拳術。

香港工運領袖亦不乏國術愛好者。

1924年秋,中共粵區委委員楊殷(1882-1929)與陳日祥(1895-1929)、梁桂華(1894-1927)帶同梁復燃(1891-1975)、鄭全、李連、黃天偉等到香港開展中共組織工作。楊殷、梁桂華、梁復燃三人愛好武術,其中梁桂華、梁復燃同是佛山武術界中人。

勞工顧問委員會選舉

陳恩賜是的士司機出身,屬「港九汽車司機總工會」,曾任親國民黨的「港九工團聯合總會」(簡稱工團)會長和秘書長,「香港勞工顧問委員會」(簡稱勞顧會)委員,國民政府立法委員等職務。

進入八十年代,香港政治起了很大的變化,一向與港英針鋒相對的親中共左派政治勢力來了180度的轉變,「香港工會聯合會」(簡稱工聯會)參加港英的諮詢機構勞顧會的選舉,一改以往杯葛的態度,派出「港九石印業職業工會」的潘子靖競逐席位,成功當選,自始勞顧會選舉競逐氣氛熾熱。

編按:忠於中國?忠於英國?忠於香港?抑或都是忠於私利?百年前的香港上層精英何東既以「中國人」自居,卻又協助港英對付省港大罷工,支持英國在中國的特權;另一邊廂,何東之子何世禮放棄英國國籍,轉為中國公民,甚至北上加入東北軍參軍。權門紛紛保送子弟離棄本土到西方留學,跟當今世情又何其相似。高等華人如何在不同民族身份之間嬉戲,鑽營取利,且聽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娓娓道來。

 


 

「我是中國人」

上月寫了一篇讀書報告,今個月亦發表一篇讀書報告,同樣有談本土意識。有論者認為省港大罷工時香港上層精英竭力為港英維持秩序,是本土意識的強烈表現。但在這群上層精英中,卻有人堅持自稱是中國人。

香港望族何東是中國和荷蘭的混血兒,自認是中國人,經常穿着中式長衫,卻效忠港英。

1923年孫中山訪港在香港大學演講,何東的大兒子何世儉是香港大學學生會主席,負責致歡迎詞。何東本人於下午與孫中山會晤。何東曾高調向中國各軍閥提出「停戰裁兵」的建議,北上中國各地會遊說各軍閥。惟經過一番努力,建議無法開展。

徐承恩的《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被稱為香港本土主義三大作品之一,與陳雲的《城邦論》和學苑的《香港民族論》鼎足而三。本文無意在此討論本土主義,而只就《鬱躁的城邦》出現的香港工運史的問題提出意見。

美食中發現蒼蠅

無論你從任何角度編寫香港通史,十九世紀的反法大罷工,二十世紀的省港大罷工,1967年的反英抗暴都是不能缺少的內容。《鬱躁的城邦》亦有這些內容,可是書中有零星的錯誤,部份是嚴重的謬誤,但沒有影響該書的論述。只是有如美食中發現蒼蠅,如在喉,不吐不快。

徐承恩在導論中說:「本書無意要『公正持平』地回復歷史的原貎:史料從來都充滿著偏見,歷史的觀點永遠也只能是撰史者之觀點。」筆者十分同意這一引述,但徐承恩的部份史料錯誤與「偏見」或「觀點」無關,如海員領袖蘇兆徵的名字,徐承恩竟寫作蘇兆「征」,將蘇兆徵的「徵」字誤作「征伐」的「征」字, 而不是「徵收」的「徵」字。鮑羅庭的名字則受簡化字的影響,將「庭」字簡化為「廷」字。

這一錯誤絶非是偏見和觀點問題,有關證明見下圖。十年前都有很多著作有此錯誤,近年較嚴謹的著作已沒有此錯誤。

編按:自開埠以來,基督教團體一直是港英政府推行教育的親密伙伴,但這個通例卻未必適用於勞工教育。基督教女青年會在戰後曾經熱心組織婦女勞工,由搞團契到開夜校、辦宿舍、設立托兒所無微不至,結果竟遭政治部大舉查辦,機構高層急急殺校並開除前線同工,為何會釀成如此破局?相似的高層出賣戲碼在香港社會福利史上上演過幾多次?連女青的官方網頁提及四十年代「婦女運動事工」時也對此避而不談,香港工運研究者梁寶龍翻查文獻,為大家揭開這段黑歷史。


據《香港左派鬥爭史》一書記載, 1949年 11月《文匯報》刊登了一封由「女青年會勞工夜校校友」撰寫的勞軍信,而該報刊登的「回國觀光團」名單,也出現香港基督敎女青年會(以下簡稱女青)勞工部幹事的名字。這些資料引起了港英政治部注意,懷疑女青夜校已被中共滲透。大批便衣探員於1950年 1月某日晚上搜查女青位於深水埗的勞工婦女宿舍。

政治部大舉搜查後,女青董事部翌日即以「客觀環境困難」為由,決定停辦7間勞工婦女夜校,36名員工即時被解僱,約 1,300名學生受影響。後來因學生抗議,擾攘了個多月後才陸續復辦其中5間夜校。

職業婦女團契 求職培訓好幫手

編按:近二十年來的香港研究,多認為「本土意識」始於六七暴動後,港英開展各項政治民生工程讓市民滋生以香港為家的感覺——不過工運研究者梁寶龍卻告訴你另一個故事!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香港已脫離開埠時一味從大陸輸入打工仔的境況,大量工人成家立室在香港落地生根,帶動了對民生權利的追求。這一波「本土意識」不以中共為假想敵,甚至不乏工人領袖反過來北進大陸影響中共發展。工人說的「香港故事」,跟中產說的版本未必雷同。
 


踏入二十世紀,香港經過半世紀的發展,沒有重大的政治波動,就業機會穏定,香港人口結構出現明顯的改變,女性人口上升,男女比例接近,兒童、少年增加。推測來港人士不再是單身男士,家庭移民來港增多,落地生根,在港成家立室者增加,進一步增強歸屬感。

1891至1931年華人男女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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