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寶龍

編按:明天是三八婦女節,而爭取女性權利從來是牽連甚廣的事,甚至揭示了多個界別的黑歷史。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回顧十九世紀以來的妹仔解放運動,幕幕場面似曾相識——今有權貴力撐人大釋法,當年也有華商要求倫敦釋法推翻法官對蓄婢的判決,無視司法獨立;今有社福機構協助維穩,當年也有保良局捍衛「傳統價值」帶頭聯名上書大讚蓄婢制;今有人假借保飯碗之名支持多項大白象基建,當年也有人堅稱養妹仔是周濟貧苦兒童,一旦廢除蓄婢等於逼她們餓死或當娼。到底人身自由如何在政商利益交錯下逐步確立,且看香江舊日掌故。
 


三八婦女節源於美國紐約製衣和紡織女工,於1857年3月8日走上街頭,抗議惡劣的工作條件和低薪,其意義與工人運動緊扣。香港歷史上最重要的婦女運動是妹仔解放運動,由十九世紀中起始直至二十世紀中,持續約有一個世紀,其意義除了是爭取自主的解放婦女運動外,亦是爭取尊嚴和權益的工人運動。現先撰文講述香港十九世紀的妹仔解放運動歷史。

妹仔與奴隷法

妹仔是廣東人對「婢女」的俗稱,英文譯成Mui Tsai。古代中國的奴和婢是由罪犯及其子孫充當,男為奴、女為婢。直至近代兩者有所分別,奴是世襲制,子孫世代都是奴,婢女只基於一次買賣,不影響其子孫。奴完全沒有自主權,是主人的財產,妹仔則是低層無工資女傭。

編按:國民黨和共產黨哪一方在抗戰時更縮骨更扯後腿,經常成為各路人馬口水戰的材料,可是港英當局在英國遲至1941年正式和日本開戰之前如何辣手打壓抗日活動,卻鮮少有人提及。為了討好日本政府,三十年代末有意支援抗日的工會竟成為香港警方眼中釘,不但集會被全程記錄監視,會址更被過百名警員包圍恫嚇,甫成立已慘遭查封。但當年的香港工人也不是省油的燈,時下傳媒工作者被高層審查言論會黯然離職,1940年的報館印刷工人為抗議上司為汪精衛刊登宣傳稿則不但集體拉隊走人,走人之前更不惜搗毁排字房和印刷機阻止生產。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今回綜合兩岸三地的史料,嘗試還原三年零八個月之前數年的本地工人抗爭面貌。

 


 

1937年7月7日,日軍進攻北京,國民政府號召全民抗戰,自三十年代初沉寂的香港工運再次活躍。

重建海員工會

 
二十年代中期,中共一直部署成立領導全港的工人組織,以指揮工人運動。省港大罷工時,中共把香港大部份工會組織起來,成立了「香港總工會」,罷工結束後不久香港總工會就被港英查封了。從1927年至1930年期間,香港有15間工會或勞工團體被港英列為非法組織,海員工會被宣佈解散。1928年,港英通過非法罷工停工法案,使香港工人運動一度消沉。1929年全球爆發經濟危機,香港工運更見低下。
 
中共在港成立工代會 親蘇口號脫離群眾
 
1929年3月,中共朝成立全港工人組織目標繼續前進,組織成立「香港工人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工代會籌備處首先召集各工廠工人開聯歡會,籌備召開全港工人代表大會,又發動各廠工人進行反對豬仔頭、判工頭的剝削;反對開除工人;反對剋扣工資;取消工廠苛待束縛的條例;反對打罵工人等鬥爭。工代會籌備處在鬥爭中組織工人,推動工人採用工人大會的方式,進行改善生活和待遇的鬥爭(注一)。

編按:北京政府忌諱民主黨抑或工自聯?八九六四之後,香港九十年代政黨政治勃興,同時民間社會亦與中國民運人士偶有交流,結果梁籌庭每次返大陸都被嚴重留難,連跟隨勞顧會官方訪問團上京時也不例外。除了與中共的拉扯角力,九十年代也是政府向基層公務員體制大舉開刀的時期,事態延續至廿一世紀最初幾年,引爆難得一見的3萬名公務員上街反抗。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對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籌庭的訪問踏入最後一集,為大家揭開工會與歷朝高官的交手經過,以及令人擔憂的工會未來。

雲吞麵檔童工創辦公務員工會:一往無前的梁籌庭(上)
工運應以師徒制傳承嗎?一往無前的梁籌庭(中)

 


 

梁籌庭簡歷:

編按:就業市場風高浪急,政府工大把人考,但當中又有幾人關心公務員升遷制度的變革歷史,以及工會在過程裡的角色?這一回,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在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籌庭的口述中梳理七、八十年代公務員工運發展,由改變一個職稱,到改變一身制服,以至改變晉升制度為同工打出一條職業階梯,全部都需要鬥爭。另一邊廂,中英前途談判亦為八十年代的工運投下了陰影,素來冷待勞顧會勞方代表選舉的工聯會從此積極加入戰團,對中方態度如何、能否獲得其支持,忽然成為影響選情的重大因素,餘波所及甚至埋下公務員工會的內部糾紛。常以師徒制傳承的香港工運訓練能否以學院課程取代?工會內的「大佬文化」是否損害工會民主?今回追溯公務員工會聯合會核心成員的恩怨情仇,下一回再探討九十年代政黨政治發展與工運的交匯。

雲吞麵檔童工創辦公務員工會:一往無前的梁籌庭(上)
勞顧會訪京解放軍攔路:一往無前的梁籌庭(下)
 


 

梁籌庭簡歷:

編按:勞工顧問委員會上月在大部份打工仔不關心之下舉行了勞方代表選舉,曾連任多屆的工運老將暨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籌庭卻落選了,引來坊間揣測是否遭到工聯會系統的工會集體杯葛。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三年前曾訪問梁籌庭,惟工新聞獲授權連載其訪問稿。到底一個父母雙亡的雲吞麵檔童工,如何在百業浮沉打滾,繼而在青年時創立廣納政府各部門辦公室助理的工會?這一回,有血有汗又妙趣橫生的六七十年代老香港,被譽為「廉潔有效率」但當年就職「油水位」卻必須行賄的公務員系統,還有鐵路發展史的側影,盡在工運路上娓娓道來。下回再續公務員工運的鬥爭歷程。

工運應以師徒制傳承嗎?一往無前的梁籌庭(中)
勞顧會訪京解放軍攔路:一往無前的梁籌庭(下)

 


梁籌庭簡歷:

1930年,經濟不景瀰漫全球,香港亦受影響,金價暴漲,外匯猛漲,國內市場購買力銳減,洋貨滯銷;世界產業不振,消費力萎縮,國內土貨難以外銷,這種情况使香港的中轉貿易遭到極大挫折,全港工業凋敝,金融緊縮呆滯,產價低落,投機盛行,糧油、生活用品已經加價,生活指數日高,各行業工人紛紛要求加薪,部份行業工資已經提高,政府文員亦要求加薪,港英答允酌量加薪。

全球經濟大蕭條 料中國革命意義重大

當時香港失業工人有10餘萬人(注一)。英國殖民地部在香港設立勞工委員會(注二)。港督貝璐(Sir William Peel,1875-1945)到港履新。

當時中共的黨總書記是向忠發(1879-1931),實際上發號施令的是李立三(1899-1967)。4月,中共調羅登賢(1905-1933)返香港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兼廣東省委書記,廣東省委組織部長為李富春(1900-1975)、宣傳部長為李子芬(原名李澤平,1902-1936)、工委書記為陳郁、海委書記為陳郁(兼)、婦女部長蔡暢(1900-1990)。南方局與粵省委是同一套幹部兩個班子,對粵省內仍用省委名稱,對本省以外則用南方局名稱。羅登賢是香港太古船塢工人出身,在中共黨內最高職位晉身政治局。

本文可算是〈1930年搭棚工人萬人包圍大館〉的續篇。翻看三十年代香港報刊,鮮有工潮的報導,與二十年代報刊對工潮的處理有天淵之別。不過,在中共香港黨部檔案內卻有不少工潮的資料,現整理如下。

搭棚工人八月圍完警署 泥水工九月出擊

1930年8月中,搭棚工人罷工,將中央警署包圍。在筲箕灣,有半數搭棚工人恐罷工影響生計,繼續開工,罷工工人指責開工工人是破壞者,強迫開工工人加入罷工行列,雙方勢成火水,打鬥在即。筲箕灣警署聞訊,指有數百名工人陸續在西灣河大街聚集,準備毆鬥。筲箕警署電話報告中央警署,中央警署召集休班警員回警署報到,乘車前往西灣河大街,筲箕警署亦派警員前往協助。在西灣河大街聚集的工人見警方早有準備,旋即散去。警員在各街道巡邏數次,見工人已散去,預料將無意外發生,收隊回警署。

這時「香港工人代表會」正領導建造業工人大罷工,參加人數達5萬人,要求增加工資,縮短工時,改善待遇。

據廣州《紅旗日報》1930年8月24日的報導,是月香港發生了搭棚工人萬人包圍中央差館(大館)一事,中共廣東省黨內部文件也有如此內容上報中共中央,天津《益世報》亦刊載有如此內容的新聞。據人口統計資料顯示1931年全港人口總數為849,751,如果1930年全港人口與1931年相若,即是日大館聚集了全港八十份之一的人口,可見此新聞極有問題。翻查是月香港報章,沒有這件事件的報導。筆者綜合所有資料,包圍大館一事確曾發生,人數多少卻無法確定。
 
金價暴漲搭棚業衰退 行內待遇轉差
 
1930年香港金價暴漲,糧油、生活用品已經加價,生活指數日高,各行業工人紛紛要求加薪,部份行業工資已經提高,政府文員亦要求加薪,港英已答允酌量加薪,唯搭棚工人尚未加薪,遂於8月向資方提出加薪要求。當時香港有搭棚鋪(廠)80餘家,工人數百人,工資按日薪計算,搭棚工人的工資只能維持個人的生活開支,則無法應付一家數口的生活開支(注一)。
 

【香港工運縱橫】印尼華工與香港

編按:香港的跨國勞動市場缺乏監察,曾被國際組織評為現代奴隸制溫床,對受害人支援不足,2014年在相關政策上的排名是亞太區尾二,僅勝於北韓。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作為跨國人肉貿易樞紐的歷史已有一個多世紀。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今次帶我們回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直擊準備遠渡南洋的賣豬仔現場。
 


1961年中山大學和廈門大學在廣東陽江農場訪問了近百位契約華工,本文將其中有關香港的內容整理出來。這批華工主要在二十年代出國,被販賣到印尼北蘇門答臘省蘇東的種植園和勿里洞省邦加島鍚礦場。這些華工部份是被拐騙的,也有自願的。

廢除奴隸制 改由賣豬仔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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