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

自2014年至今,台灣的移民工文學獎已舉辦到第五屆,開宗明義旨在鼓勵、並留下移民的文化與生命經驗。藉由以新移民、移工為主體所生產的文字創作,呈現異地漂流(移工)、兩個故鄉(新移民)、雙重血緣(移民子女)的文學風貌。評審之一駱以軍曾說:「如果『文學奬』有其社會功能,這次的『移民工文學奬』對我們(就在「她們身邊經過、觀看而幾乎無聆聽的「我們」)這個社會的衝擊,極繁複而多層次。」我們相信社會現時需要這些層次的理解,,於是向讀者轉載第一屆的首奬——Sri Yanti的〈敘利亞的黑煙〉﹙ Asap Hitam di Suriah﹚。讀者先看到的是印尼原文,捲下去可看中文譯文。

引介

〈敘利亞的黑煙〉是一篇虛構作品,在寫實體裁較多的移民文學奬裏有點特別。故事裏主人翁莎蒂妮﹙Sartini﹚來自馬來西亞雪蘭莪州八打靈縣裏名為梳邦的市郊,到敘利亞當外勞,時間是2011年——敘利亞內單爆發的那一年。小說主要由莎蒂妮到達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後,戰亂波及她和僱主一家,最終在逃避時身亡。

單從結果來看,這已經是一個令人抓狂的故事。

歷經18年的打工之旅,Eaga最終的積蓄——不足一萬港紙。她是不是獨特的一個?是,也不是。每個移工的打工軌跡都會有相同又相異之處,移民家務工的共同身份——生理女性——是影響她們人生的重要元素。由既有框架出發為他人的生命定性,很可能將複雜的事情簡單化,錯過重要的環節,引致片面的理解。而Eaga其人也不是輕易受人擺佈。可是,縱觀她三十多年的經歷,她作為女兒、母親、家務工、妻子的身份的性別身份,與及隨之而來的社會規範和資源分配,著實影響著她人生的路向。

雅加達的外來工村 回了印尼卻沒回到家鄉

探訪Eaga的時候,她住在遠離家鄉的雅加達東部。為了照顧在這邊工作的丈夫,她較長時間在雅加達居住,隔一兩個月才回中爪哇的家鄉一次。從雅加達到中爪哇,最快也要八九小時的車程,現在她懷孕八個月了,大腹便便,已經好幾個月沒有回去。可是,最初她計劃回印尼,心裡記掛著的就是家鄉的女兒。

【惟工解密】近年,印尼的棕櫚油(palm oil)產業造成的生態破壞波及整個東南亞,同時奪去本國大批農民的土地(land grabbing)。在印尼,很多受影響的農民組織起來反抗。在國際層面上,跨國污染引發環保、人權和勞工組織進行各種調查,探討棕櫚油產業破壞環境的程度,以及整個產業如何剝削工人。最近,亞洲專訊研究中心(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re, AMRC)聯同棕櫚油監察(Sawit Watch)發表題為《利潤高於人民——金光集團棕櫚油產業鏈的勞動狀況》(Proft Over People: Working Condition in Sinar Mas Palm Oil Supply Chain)調查報告,揭露金光集團(Sinar Mas Group)位於婆羅洲中部的棕櫚種植園高度剝削的情況。 

從西非到印尼:五世紀的棕櫚油超簡史

如果不看看她們結束打工旅程回鄉之後的生活,大概很難對「移民家務工/外傭」這件事有一個全面的理解。

離港之前,收拾行李託運回鄉是她們的指定動作。大概四年前,我曾協助一位印尼移工朋友Yayan做這件事,當時的場景至今猶在目前。

那是可以躲一個成年人進去的紙箱,即將與Yayan兵分兩路回家鄉去。箱子快滿了,但還有些東西未放進去。她把衣服、鞋、盒子等等數不清的小物件從紙箱裡掏出來,或是丟掉,或是重新疊好以更省空間的方法塞進去。她邊收拾邊向著來幫手的我和另一位朋友數算道,這是什麼時候買的、是誰送的、在什麼場合穿過。Yayan在香港工作了八年。把八年的生活塞進一個紙箱裡,想必有更多的在上路前已捨棄。

速遞公司的人用封箱膠紙封了一層又一層,撐得滿滿的紙箱奇蹟般縫合。埋單盛惠一千多元,是Yayan三分之一的月薪。怪不得她花了兩個多小時,硬是要把東西塞進一個箱裡,原來這麼貴。

【惟工新聞】都說移民工很難建立強大的組織。飄零的移民工,不會長久定居於工作地點,又缺乏資訊及人脈資源,即使飽受剝削,亦多選擇一時啞忍。可是,香港的外籍家務勞工,卻組織起非比尋常的基進政治力量。她們的工人運動,比起香港很多工人運動都走得更前。這一股力量如何形成,而本地工人又可以從中學習到甚麼?筆者沒能力提出整全的解答,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故事中,白恩逢之家(Bethune House)肯定佔有一席之地。

Nowadays in Indonesia, workers' protests are concentrated in cities, whereas farmers are fighting against land grab in villages. Indonesian workers face overwhelming violence and brutality from military and mobs in intensity that Hong Kong workers can hardly imagine. But the movement achieved a lot despite heavy pressure: in 2012, after 7 months factory raid, more than 100,000 outsourced workers gained permanent positions in Bekasi industrial area; minimum wage in 15 industrial areas increased by 48% in average after the general strike in 2013. 

【惟工新聞】今天,印尼的城市是工運的集中地,農村則有農民反抗徵地的運動。工人抗爭時需要面對軍方和流氓的打壓,其暴力程度遠非香港的打工仔可以想像。然而,即使面對沉重的壓力,工人的抗爭依然有很大成果:2012年,經過7個月的佔廠行動後,勿加泗(Bekasi)工業區內超過10萬名外判工轉為長期工;2013年的大罷工亦令15個工業區內的工人最低工資平均增加了48%。早前,長年參與和研究印尼工運的組織者Abu Mufakhir(下稱Abu)出席了一場分享會,他以《後獨裁時代的印尼工人抗爭(1998-2015)》為題,講述印尼工人的力量如何在20年間不斷壯大。Abu由印尼工運的歷史出發,再談到運動的抗爭目標、策略和組織手法,關心工人權益的朋友必定能從他的分享獲得不少啟發。

獨裁時代:工運被打壓30年(1965-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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