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

【惟工解密】上文提及教資會受新自由主義浪潮影響下,出現以競爭為本的撥款政策,影響大學的內部管理,也出現為RAE跑數的現象、爭逐國際排名。其實大學除了新自由主義的因素外,還有大學教育的政治因素,塑造了現時高教界的問題。在雨傘運動後,大專學界要求撤銷由殖民地時期遺留的特首校監必然制,就是殖民主義的典型例子。

高等教育被政權視為知識生產基地,無論是殖民政權還是特區政府,都試圖掌控大學的運作,發揮自身對學界的影響力。在新自由主義原則下的種種政策,不僅是意識形態的表現,更作為限制資助大專院校學術自由的工具。

【惟工解密】由2018年年頭開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下稱教資會)資助院校中,不同部門都出現解僱教學人員的事件,事件遍及中大、理大、浸大和教大,甚至引起公眾關注資助院校、以至自資院校所聘用的基層教員待遇。

然而這些亂象並非割裂和互不相關的獨立問題,如果想要了解現時大學管治的種種亂象,我們可以從教資會和大學財政入手,從而分析大學出現重研輕教、追逐排名和推動國際化背後的政策脈絡和各問題之間的關係。

教資會的角色和大學撥款政策根據教資會官方網頁解釋,教資會是香港八間由政府資助大學的撥款機構,主要職能是向受資助院校分配撥款,以及就香港高等教育的策略性發展和所需資源。教資會必須就政府可以撥出的款額,根據社會需要的學額和各院校招收的學生人數,向政府提出有關確實的補助金建議。各間大學的校董會則享有自主權,例如可以自由調配內部資源和控制課程與學術水準等等。

上周一(9月3日),在韓國教育部的記者會上,一個負責改善大學兼職講師的諮詢小組宣布了一項提案,內容包括延長兼職講師的合約期、勞動待遇與正規教職員接軌。

合約改為最少一年 有遣散費及保險

諮詢小組由今年3月成立,12名小組成員中有兼職講師、大學代表和政府代表。小組在九月初將提案遞交至國會及教育部,法例有望於明年一月落實修訂。

目前,法例容許大學與講師只訂立半年的合約。根據小組的提案內容,日後大學須與講師訂立至少一年的合約,除非講師嚴重犯錯,校方要保證合約續延最少三年。兼職講師每星期工作不得多於六小時,但在某些情況下,校方可以根據規例將工作時間增加至九小時。

小組建議,將兼職講師確認為學院的正式教員,令他們在學校假期間可得到工資,亦有遣散費及保險。

編按:2003年,香港經歷沙士一疫令經濟大幅下滑,大學教資會於是大舉削資,激起了各院校教師和學生的反抗。十五年來,教資會削資從未停過,其後果已經從聘用零散化、部門工作劇增和大學整體氣氛緊張等現象表現出來。究竟造成矛盾愈演愈烈的原因是甚麼?讀者可參考中大員工總會關於教資會削資的文章。

上篇:大學教職員被炒之謎:零散化的大學教育
中篇:大學零散工:兼職教師困難知多少

文:余真

大學文件工作越來越多,聘用越來越零散,每個部門都工作得喘不過氣來,大學整體氣氛緊張,各級矛盾增加,到底罪魁禍首是誰,問題出在哪裏?員工總會前任會長吳曉真Emily隨家庭旅居海外,卻未有忘記大學的憂患,最近在《明報》連續撰文兩篇,指出這些問題的源頭在教資會(UGC)的撥款政策和操控。 

大學零散工:兼職教師困難知多少

編按:兼職講師是今天大學教育系統中的零散工,而且人數愈來愈多,已經成為無法漠視的群體。以中大為例,該校全職教學人員是1623人,兼職講師則有229人,亦即差不多8名教員便有1人是兼職講師。究竟這些員工面對怎樣的工作條件?如何被學校制度排斥?讀者不妨參考這篇轉載自中大員工總會會訊的文章——〈兼職教師困難知多少?〉。

上篇:大學教職員被炒之謎:零散化的大學教育
https://wknews.org/node/1757


到底中大有多少兼職教學人員?大學每年公佈的資料只有全職教學人員數字,沒有兼職。[1] 我們先後透過立法會議員向教資會及教育局索取數據,可惜數字似乎並不全面。[2] 這為數不少的兼職教師到底面對什麼困難?有些可能是我們想都沒想過的。

困難一:看似時薪高,收入其實不穩

編按:浸大校長錢大康年薪720萬,校內講師職位卻一再被取消,香港的大學教育發生了甚麼問題?最簡單的答案是:大學資源較以往緊拙,資源分配的方法也發生變化,最後被犧牲的是底層教職員的生計。然而,大學削資的過程如何發生,當中牽涉的具體撥款項目是甚麼,外人不易知曉。中文大學員工總會近日撰寫了數篇講述大學零散化的文章,整理了大學撥款各個環節的問題,惟工新聞特此轉載。反抗的前提是認清現況,望這幾篇文章能引起更多人對大學教研人員現況的討論。


零散化的大學教育

一年前我們得悉在不同大學教書的朋友不約而同被轉兼職或不獲續約,其中有中大的同事,理由都是「部門沒錢」。大學為什機會沒錢請人教書?錢哪裏去了?這些被迫轉兼職或不獲續約的同事正在面對什麼樣的處境與困難?大學教學兼職化、零散化,對學生學習有什麼影響?過去一年我們向大學管理層查詢、約見教資會主席、接觸受影響同事,翻查大學及教資會的資料,希望深入了解這教育零散化的狀況。

2017年底爆發的海麗外判清潔工罷工,再一次將外判制度的剝削和貪污暴露在陽光底下。罷工的勝利更帶動了多條公共屋邨工友成功追討權益,亦逼使政府作出改善外判工待遇的承諾。

然而海麗的勝利不是單一事件。在2017年,全港不同行業不同工作場所都有戰勝外判商的事例。2017年6月份,浸會大學的保安和清潔外判合約期滿,兩個外判商均企圖不向工人支付遣散費。浸大學生介入事件,聯同工友多番爭取之下,百多名保安員和百多名清潔工最終取得遣散費,並在新公司接手後全數留任。

遣散費爭議是外判制度下最普遍的一個問題。在公共屋邨、街市、公共廁所、體育設施、大學等各種場所,每兩年或三年更新一次的外判合約都是危機爆發的時刻。很多時候,不獲續約的外判商會使用各種手段逃避本應支付的遣散費。作為受惠於工友每日勞動的街坊,你可以怎樣出力,協助工友得到應有權益?接下來我會以今年浸大學生的經驗為例,逐一說明基本的步驟和注意事項。

編按:博士領綜援不是夢?高學歷不代表可以脫貧,在工作零散化之下,英國大學校園以臭名遠播的「零工時合約」聘用講師,導致教職員無法預計未來被編配多長課時之餘,收入亦變得極不穩定,有講師的年薪甚至低於兩萬港元。人到中年,前路茫然。英國《衛報》近日專訪三位貧窮講師,惟工新聞特此翻譯。
 


史蒂夫‧漢森(Steve Hanson),44歲,政治社會學的兼職講師

我有一間出名大學的博士學位,有做過政府研究計劃,而且發表文章比許多長聘職員更多。我已經按時計酬大約五年了,不過在我堅持四年成為半永久講師前,人力資源部門已經把我踢出了系統。

我這些年來大部分時間在三個地方工作。你有三個人力資源系統、內聯網和安全系統,每一個都有各自的小問題和變態的地方。

為那堆事情交涉——連出糧也遠遠不是自動收到——跟額外再當個管理崗位差不多,但當然這不會附帶管理層享受的保障、福利、準時出糧等東西。這就像非常快地玩俄羅斯方塊,然後你看看你在做什麼所有這一切。這一週是三個小時、另一週七小時、下週沒有任何工作。

我的年薪只有6,000英鎊(約港幣57,781元)多一點,而這總是降低了我的福利救濟金。我的生活很難過。然後朋友,有時甚至學生會說:「啊,你做大學講師不錯呀⋯⋯」

【惟工新聞】英《衛報》作了一個罕見的調查,發現在學院工作的人患上情緒病的原因多是工作壓力,而且沒有任何支援。此情況廣泛遍佈於博士生以至大學校長。

管理層無理  員工孤立無援

調查訪問了英國及海外2,500個在學院工作的人,當中逾三分之二指問題源自沉重的大學工作。55至64歲的資深講師更表示更能感受這一點。

同一時間,逾半學術勞工指沉重工作打擊他們的心理健康。而44%受訪者亦認為沒有他人支援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接近一半的受訪者指,他們感到孤立,其他人則提出職業的不穩定、長工時文化等問題。

2013年一個由英國大學工會(UCU)發表的調查指出,大學職員比英國一般打工仔受到更大的工作壓力,情況在近年變得嚴重。

無理的管理層亦是問題之一。資深講師及45歲以上的員工相信管理層的無理要求是影響他們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介乎18至34歲的64%博士生則說,他們感到孤立無援。

資助削減  難兼顧教學研究行政

伍爾弗漢普頓大學(University of Wolverhampton)的英文教授羅斯‧米爾斯(Rosie Miles)說,「在21世紀的學院,人們對我們的要求實在不可能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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