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退不逃 內地生無懼代價撐佔領

11/10/2014 - 12:2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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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佔領運動已接近兩個星期,外國持續有集會示威聲援香港運動。芸芸眾聲中,卻不多見內地市民支持佔領的聲音,反倒偶爾看到傳媒報導內地遊客如何「害怕」到港、批評佔中。或者我們不必為此感到出奇,畢竟香港也有不少從始至終不支持佔領「阻人搵食」的市民。問題是,內地人是否都只顧到香港旅遊掃貨買奶粉?在中共洗腦教育下,內地民眾能否有批判獨立的思想?惟工新聞訪問了一位參與佔領多日的內地來港大學生,她直言在現場感受到香港人的排拒,卻堅持留守,即使民主的結果未必對自己有利,「蘇格拉底也寧可選擇接受民主審判下的死刑」。

人大選舉遺下陰影 恐變一國一制

小玲剛在香港一間大學畢業,主修社會科學,現正修讀碩士課程。大學不只是愛情中轉站,也可以是政治意識發展的轉捩點。在學校幸得一些熱心基層民主運動的老師指點,小玲逐漸發展出批判社會不公的思維,也認識到香港與內地不同,有著不少自由度,可發表自己的政治主張,也可以組織集會遊行。不過,來港四年,她雖聽聞香港有不少遊行示威,但以往從未參與過,這次佔領是第一次。

在內地成長,小玲比起很多香港出生的大學生更了解內地政治制度的問題,也因此更加明白人大「落閘」的可怕之處,以及香港普選要有「真選擇」的意義:「其實人大的框架很像內地的選舉制度。在內地,例如選人大代表的時候,其實也有一人一票,只不過沒有選擇。」

什麼是「沒有選擇」?原來內地在選人大代表時,選票上連有哪些候選人也沒有顯示出來,選民有哪些選擇、有幾多人可以選擇,自己從來不知道。他們要做的只是在選票上填寫自己「屬意」的候選人名字。既然連有哪些人可以選都不知道,選民可以「屬意」誰、寫上誰的名字呢?

小玲想起自己唯一一次在內地投票選人大代表,「唸高中的時候,當時我那間學校的校長也有參選,他用各種方法逼全校師生投他一票,結果我就在選票上填了他的名字,這就是我在內地唯一一次投票。」

她認為,人大「落閘」,大幅限制參選人數量,而且要由過半數來自四大界別的(既得利益)提名委員提名後才可成為候選人,等若把她投票選人大代表的經歷和制度複製過來香港,令到香港人普選沒有真正的選擇。

從金鐘到旺角 音樂會見另類可能

「9月28日晚上,看新聞知道警察放了很多次催淚彈。那天晚上我一直追看新聞,整晚睡不著。」看到學生被暴力驅趕,小玲不能安寢。「我覺得如果我不走出來,就好像很懦弱。」

9月29日凌晨五時許,她終於隻身走到金鐘現場,展開首次的街頭抗爭。

有人說,從一個文化環境走到另一個文化,往往會因兩套習俗、想法的落差產生「文化震撼」(cultural shock)。雖不知道小玲有否在初來香港時「震撼」過,但她走到金鐘現場後確是如此。來到現場,她的第一個念頭是:看新聞和走上街頭是兩個世界。

「現場感覺跟主流媒體描繪的很不一樣。媒體以往報導示威遊行都只把焦點放在衝突,小小事都可以描繪得非常誇張。」身在現場,小玲覺得很平和。「我在金鐘看到一個老人家,帶著水和麵包,還有一部收音機。老人家走到一批同學面前一起坐,然後跟同學一邊分享水和食物,一邊聽收音機。我覺得很感動,他們不只很平和,原來不同的人為民主站出來,還可以像這樣走在一起分享東西。」

小玲的感動令她留在金鐘數日,還帶了書本坐在現場溫習。到了10月3日,她找來另一位相熟的內地生,一起到了旺角現場。在旺角,她不只感受到現場和媒體報導的不同,更認識到民主運動可以有非常多樣的形式。

「我在旺角看到一班認識的香港本地朋友,他們的活動令我印象深刻。這班朋友是做rap音樂的DJ,原本在蘭桂坊搞音樂,為了支持佔中而轉到旺角,做了一個社區音樂會。」

這幾天不少佔領者認為抗爭除了和平理性之外,還必須不苟言笑,時刻防範任何可能破壞現場的事情,看到有外國人在場燒烤或者有其他人搞音樂會,都會嘗試阻止。 小玲卻有不同的看法:「我在網上看到很多人都大罵什麼嘉年華,根本不將這類音樂會放在眼內。我甚至私底下叫獨立媒體的朋友為這個音樂會做些報導,結果無論主流媒體還是民間媒體,都沒有理會過他們。」她的一些外國朋友也不以為然,「他們告訴我,在外國的和平運動裡都時常有類似派對的活動或這類型的音樂會,用另類方式表達民主或政治訴求。我想說,其實一個和平運動可以有多元的可能性,嘉年華和音樂會也可以很認真地說出民主聲音,好像我在旺角看到的社區音樂會,他們不單有清晰的民主立場,連內容,例如歌詞之類,也跟民主和佔中直接有關。」

參與佔領:爭取對自己更不利的社會?

對小玲而言,民主運動應該多元、多樣化。她認為不只運動形式要如此,連運動參與者的成份也該如此。所以她很慶幸自己能在現場遇上這班認識的DJ,因為他們說的一番話,可能在場大部份佔領者都不會說、甚至不會認同。

「當我遇上認識的DJ時,他們的即時反應是非常感動,因為他們知我是內地人,認為我走出來是很難得。他們對我說,抗爭重要的是立場,不是我們在甚麼地方出生。」

DJ 們的說話與小玲的想法不謀而合。作為一個內地來港的大學生,讀了四年書,見證了這幾年越趨激烈的中港矛盾,她確切地認識到自己「大陸人」的身份難以被港人接納。她在現場也聽到不少佔領人士大力批評內地人,感到心酸委屈,更覺得DJ的說法非常難得。她甚至感受到一些港人爭取真普選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排擠內地人,因而動搖過繼續留守的想法。

「我曾經在現場聽到一些香港人說,要有真普選來防止大陸人到香港搶福利。我那時候就很困惑,到底我應否繼續留下來呢?我是否在爭取一個對自己、對其他內地熱心民主的朋友更加不利的社會呢?」

既然覺得部份港人爭取民主涉及排外情緒,也知道自己作為「大陸人」不易被接納,她又為何繼續留在現場?「我後來也堅持留下來了。我覺得,當我屬於邊緣社群,受到很大排斥時,我更加須要走出來抗爭,否則香港人便可多一百萬個理由更加排擠我們,更加歧視我們。」小玲無意退讓:「我出來就是要證明每一個群體、每一個族群內部都非常多樣化,不能把同一國籍或者種族的人視為只有單一立場。就算將來爭取成功,這個真普選最終對自己不利也好,我也不會後悔,因為我不是功利主義者,我只做自己相信的事,那怕這件事對自己不好。蘇格拉底死前就算有機會逃走,他也選擇接受民主審判下的死刑。」

 撐民主有壓力:公安拘捕 恐嚇電話 家人翻臉

一個內地人在香港參加民主運動,不只要面對港人不接納的問題,更要面臨來自家人甚至中共的壓力。小玲或者不會嚴重到跟蘇格拉底一樣被判死刑,但當自己及家人都活在中共極權統治下,參加民主集會至少比香港人背負更多危機。透過身邊朋友的經歷,她越來越了解這種危機的迫切性,因此在訪問裡也非常害怕。

「我曾在facebook叫幾個內地生一起到現場,但他們都拒絕,因為害怕被捕,更害怕返回大陸後會被算帳騷擾。」香港的鎮壓消息令人難眠,大陸的新聞亦傳來夢魘:「早兩天看內地新聞,有十多個北京市民只是在社交網站寫一些簡單字句、貼一些相片支持佔中,就被公安抓了。」

除了直接逮捕,恐嚇電話也是維穩伎倆。「我有另一個內地同學,之前因為參加六四集會,回內地後被禁止來香港好一段時間。有個朋友也因為同樣原因,被公安假扮成電話傳銷騷擾了很多次,最後那個公安更在電話裡說出他的名字和住址,要求他往住址附近的餐廳問話,然後被警告不要再參加這些活動。」家人有時也摻一腳:「所以我也很害怕。我媽媽甚至打電話來大罵我一頓,說如果我繼續去佔中,回家後必定打死我。」

「搶福利」,「搶奶粉」,「搶學位」,「共諜滲透」,種種對「大陸人」的常見印象之下,還有坐在佔領街頭讀書一邊「阻人搵食」,一邊「反中亂港」的小玲——或許不太多,但總有幾個。香港人的回應是並肩同行抑或唱生日歌,端看她們的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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