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法思苦】「胸襲」案︰淺談檢控與證據

今年3月「光復元朗」警方拘捕3男1女，控以襲警及阻差辦公等罪，拘捕當日女被捕者吳麗英血流披面的畫面讓人印象深刻。案件經審訊後，主審暫委裁判官陳碧橋接納控方的指控，當中包括控方指吳小姐以胸部撞向一名總督察的手臂，構成襲警，裁定4人全部罪名成立。及至判刑階段，裁判官提及吳小姐自辯中反指總督察碰觸其胸部非禮她，而他不接納女被告的說法，並進一步裁斷該「非禮」指控不實，使被告案情（culpability）加重，所以量刑提高，經過品格理由扣減半個月後，判處入獄3個月15天，另外連同其他被告可獲保釋等候上訴。

從事件背景、到新聞畫面、到雙方案情，乃至裁判官戲劇性地表示自己曾受到威脅，繼而作出算是較重的量刑，在在引發爭論批評。但筆者留意到的是，即使是支持或者反對裁決的各方，往往集中從一些比較抽象的法理角度表達見解，例如「胸」能否成為法律上施襲的「武器」，或者法官應否以女被告指控非禮作為加刑理由等。筆者反而希望以另一角度，嘗試超越法官、警察、被告等個人的言行因素，帶出如此裁決得以產生的部份背景因素。

在進入案件討論前，筆者嘗試先分享一下對於警方日常參與刑事檢控程序的一孔之見。一般而言，刑事案件送到法院後，控方理應已經準備好，在檢控文件中交代有關指控的具體內容，包括案情摘要（Brief Facts）、準備提出的證人（Witnesses）名單以及證物（Exhibits）等。

此外，除非是警方事先收到情報、主動追蹤監視的情況，通常在警方接報、介入有刑事成份的事件時，被指的「罪行」已經發生，例如常見的偷竊、非禮以至暴力罪案等；所以，在較普遍的後者的情況下，控方證人通常會包括提出檢舉者（或者所謂「受害人」），而且通常會列為第一位作供的控方證人（即所謂 PW1），以便現身說法講述事件經過。至於事後才介入事件的警察，可能亦需要作證，但角色則理應要比較抽離，尤其不能代入變成好像是 PW1 的「隊友」般；相反，他們要做的，是客觀地描述搜證調查的過程，向法院確認他們的工作並沒有對被告人造成不公，或者忽略了可能使指控存疑的疑點。

這些參與作供的警察，可能包括負責拘捕的警員（arresting officer），證明他是合法妥當地拘捕被告，及說明被告可享有緘默的權利，從而交代被告被合法拘捕後，曾否在警誡下作出任何供詞（cautioned statement）；又或者，接手調查的警員以至案件主管（OC Case）亦可能要作證，尤其如果案件牽涉到搜集現場證據，例如指模、纖維樣本以至閉路電視片段時，調查人員需要向法庭確認，整個搜證的環節完全符合程序，證物在過程中沒有受到歪曲、偽造以至「污染（contaminated）」，使證物維持可信性。

但去到類似於這次案件的情況，控罪是「阻差」、「襲警」，「受害者」本身就是警察，而調查的同樣是警察（當然，按照常理，負責調查的警察總不可能是被「阻」被「襲」的那位），這就比一般案件過程不牽涉警務人員的情況複雜一些。說得白一點，上文亦曾經提過，從刑事程序的運作而言，為控方作證的警察，絕不應變成「受害者」（或曰 PW1）的「戰友」；但在阻差案、襲警案中，就算作供的警察是以 arresting officer 以至 OC Case 的姿態出庭，他們還是擺脫不了一個客觀事實︰他們根本就是提出指控者的同事，而絕非各自獨立的證人類別。

如此一來，一個合理的期望，就是主審法官（或者連同陪審團）在這類案件考慮控方證人（特別是警方證人）的供詞時，務必格外小心留神，特別應注意證人供詞與其他呈堂證據之間能否互為印證（corroboration）；可能在一般案件中，主審法官裁定控方證人從 PW1 到警察證人的供詞都大致能互相支持，就足以作出控方已經成功舉證的結論；但若是阻差案、襲警案，即使警方其他證人的作證內容與「受害」警員沒有矛盾，但如果法庭單憑這點就全然採信控方的說法，這樣的定罪裁決，其實甚有商榷餘地，甚至難言是可靠的定罪。

事實上，上級法院曾經在不同案例中反覆提醒下級法官，警務人員作為一種證人的類別，法院不應先入為主地就認定他們必然比較可靠（Lee Fuk Hing v HKSAR（2004） 7 HKCFAR 600；HKSAR v Leung Ka Yin CACC 225/1999；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羅海富CACC 289/2014）；無奈，相比起一般不擅辭令、怕見官門的平民百姓，自入學堂起已經受訓在法庭作供、加上有遠比辯方充裕時間反覆重溫案件資料的警務人員，憑藉其「專業」的出庭作供表現，屢屢在法庭上被認定為「誠實可靠」的證人，基本已成為刑事庭（特別是七個裁判法院）見怪不怪的現象。

及至當前的吳麗英案，這種對比矛盾就顯得更加尖銳。基本無爭議的情況是，控方的 PW1 的手與吳小姐的胸就是有過接觸，爭議點（issue）就在於，到底是吳小姐的胸撞向 PW1 構成「襲擊 （assault/battery）」，抑或是 PW1 的手觸向被告的胸而構成非禮（或正式的罪名「猥褻侵犯（indecent assault）」）？我們千萬不要忘記，現在站在受審席上的，是被告吳小姐，她在這案中要證明「非禮」事由屬實，並毋須達致與控方一樣的舉證標準，反而是控方具有無合理疑點的舉證責任，當中就包括在上述兩個全然互相排斥（mutually exclusive）的故事版本之間，無合理疑點地否定吳小姐的說法，證明沒有「非禮」發生的可能。要做到這一點，控方除了提出一個又一個呼應 PW1 總督察的警員證人以外，是否亦應該提供其他獨立於警員以外的說法呢？單靠警員之間互相印證的供詞，是否就足以無合理疑點地排除「非禮」的可能呢？

筆者絕對沒有資格在這裡妄下斷語，認定案件最終應由哪一方勝訴；但筆者深信，對於控方證據品質提出的質疑，很大機會將會成為日後案件上訴時的焦點；以目前劍拔弩張的警民關係，加上「傘運」以來警察每況愈下的作證質素，乃至警方藉投訴機制對於部分濫權警務人員的肆意包庇，除非吳麗英一案的控方能夠在上訴時有力證明，他們除依靠警務人員的庭上作供外，亦能夠通過其他證據，無合理疑點地排除了吳小姐提出的「非禮」指控，否則，「胸襲」案只會進一步增添市民大眾對警察、乃至整個刑事司法程序的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