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仔晚年紀實】夜總會經理︰退休後要積極參與社區

（朝雲攝）

編按：在香港，「退休」是一件奢侈的事。對多少基層打工仔來說，「退休」只是老闆炒魷魚的藉口。在嚴重不足的社會保障之下，「退休」可能意味著要找一份待遇更差的工作。而歷史往往只記著大人物的說話，打工仔支撐起社會運作，他們的故事，數十年來的付出與見證，卻被壓縮成一串串經濟數字。

惟工新聞將作一系列老年工人的訪問，當中大部份工人退而未休，有的熱心參與社會運動爭取權益，有的走向食物鏈更低一層繼續勞碌。惟工透過口述歷史的形式，紀錄這些隱沒於社會邊緣的聲音。
 

蔡先生（化名）是台山人，今年73歲。在夜總會在工作30年，他見證著香港的夜總會行業由盛轉衰。退休後投入社會運動，在就業與退休保障議題上積極參與。

由雜貨舖打雜到自組山寨工場

1948年來到香港，當年蔡先生只是2歲多。18歲讀完書，他開始找工作。當時香港的工業還未萌芽，找工作很困難，很多工作都需要熟人介紹，又要現金擔保。例如做收銀，就要先交出5,000元擔保金。蔡先生的親戚叫他騎牛搵馬，一面工作，一面找待遇更好的工作。

蔡先生第一份工作是在山東街碼頭的雜貨舖做夥記，由朝早8時做到晚上9時，當年的工資大約每個月20元。雜貨舖有出售火水罐，每個十幾斤重，不過店裏並沒有單車或木頭車，送貨時就只能用手拿。有一次他要送兩罐火水到七樓，差不多每兩步就要停下來休息，上樓梯時就先托一罐上一層，然後回去再拿另一罐。蔡先生說這不但花氣力，又會擔心被人偷走。

之後蔡先生在中環一間洋行找到一份文員工作。文員不只是坐在辦公室裡，更像是打雜角色，送信、到銀行、公司等等都要做。蔡先生的父親和叔叔都認為做文員沒有出息，不如學習一門手藝更好。適逢60年代香港的工業開始蓬勃，許多人會自學一門手藝，然後搞些小工場。蔡先生於是便開始自學織毛衫了。

他做了2、3年織毛衫，就開始和朋友一起搞山寨工場。不過製衣業並非一年四季都有訂單，如果今年生意旺，下年就一定淡。這種半年有工開、半年無工開的生活非常不穩定，蔡先生只好找一些兼職工作。碰巧他有朋友在夜總會工作，朋友介紹他到店裏做兼職。當時他30歲。雖然這個行業一向被人看不起，但蔡先生認為自己既非偷亦非搶，只要自己看得起就可以了。

四種夜總會：酒簾黑廳光廳Club

一開始蔡先生是做侍應，做了一年後升為captain（類似酒樓的部長），然後跳槽到另一間在油麻地的夜總會做場務協理。到了1984年，某間集團看上了蔡先生，請他做業務經理。集團給了他5萬元，讓他籌備一間新的夜總會。

當時香港有四種不同的娛樂場所。最低級的一類叫做酒簾，俗稱魚蛋檔。那裏的燈光很暗，卡位高過頭，蔡先生指那是色情場所，「這種設計方便客人，一埋到去就搞嘢。」第二類叫做黑廳仔，表面上是舞場，通常都是中年人以上才去，很少後生仔會去。店內的舞池會很光，但是行入一點就會很暗，理由亦是「方便客人搞嘢。」第三類叫做光廳，整個場都很光猛，就像是酒樓一樣，有張長長的枱，客人就在吃飯，看人跳舞表演，許多明星都是在這裏表現出身。最後一種最高級的，就是Club式夜總會。

蔡先生自豪地說，他負責管理的店是高級的日式夜總會，侍應服侍客人開酒、斟酒是需要下跪的，而小姐則要穿晚裝。「呢行個個人都好睇重衣著打扮」，蔡先生當時備有30套西裝，每天日一套，一個月內天天衣著不重覆。蔡先生憶述，他的西裝並不是買，而是度身訂做。當年一件西裝需要3,000元。人們都是先敬羅衣後敬人，若經常穿著同一套衣服，別人會看不起你。

營運夜總會 50萬撬當旺媽媽生

成為業務經理後，蔡先生主要工作是到不同的夜總會物色媽媽生，讓她們跳槽到自己店舖。他說行內的競爭激烈，媽媽生經常會跳槽。找媽媽生時要看她們的旗下小姐的數量與質素。

和媽媽生的合約通常為期一年。蔡先生說請好的媽媽生很請明星一樣，有一位媽媽生旗下有30個紅星，質素都非常好。為了請到她，公司送了她50萬，讓她3年內不可以到其他地方。

除了找媽媽生外，蔡先生亦要負責搞宣傳、打電話給客人。由於競爭激烈，公司都會不斷催谷業績，例如辦抽獎活動。有時以為業績不錯，但若果不催谷，業績很快就會下跌。

另外，夜總會裏有許多江湖人物，他們都是很愛面子，少許碰撞可能會發生衝突。尤其有同伴、手下時會令他們更加壯膽。不過蔡先生指在高級場所好少會發生打鬥，發生時場務經理就會立即出來阻止。

在夜總會，經理、媽媽生、小姐都是自僱人士，工作都沒有底薪，蔡先生的收入是靠收佣金。客人到夜總會飲酒，會為陪伴坐台的小姐買鐘，佣金計算方法則每個鐘抽三毫子。「坐到咁上下，啲客就會去食宵夜。如果成班都係男人，就會好冇面啦。所以起碼會一人拖住一條女去食。」蔡先生特別提到，小姐「一出街就會落妝」，令自己看起來像普通人家。至於小姐與客人外出後會做什麼事，就是她們的自由，有任何額外收入，公司也不會干預。

工業北移少人傾生意 夜總會由盛轉衰

2005年後，蔡先生就不再在夜總會工作了。不過公司答應他只要公司還在，他每個月都可以得到5,000元。不過公司因租約問題在2009年結業，現在成為了商場。 蔡先生在夜總會的工作生涯有20多年，見證著香港的夜總會業由盛轉衰。夜總會在80年代最繁榮，90年代後開始慢慢向下滑。

夜總會繁榮與中國人的生意文化息息相關。中國人喜歡在飯桌上、夜總會裡傾生意。這些生意人都很豪氣，為夜總會帶來很大收入。不過自從香港的工廠慢慢北移，許多生意人都回到國內。另外，國內夜總會漸漸興盛，出現了許多卡拉OK、揼骨場等等，收費都比香港便宜很多。這些因素導致香港的夜總會行業走向下坡。蔡先生在最好時期每個月有5、6萬元收入，最差時則只有1、2萬元。

退休生活後積極參與社運

退休後，蔡先生開始返教堂。大約是2007年，在聖若瑟堂教友告訴蔡先生說，有團體需要有人幫手出車、做街站，蔡先生一口答應。從那時開始他就在天主教勞工中心幫手，由此開始接觸社會運動和勞工議題。他剛剛開始時對勞工議題並不認識，自嘲自己是個「小學雞」。幸得中心的社工循循善誘，自己又會常常參加論壇、立法會公聽會，平時又有剪報的習慣，慢慢對這些議題多了認識。在認識加深後，他參加一些關心勞工議題的團體，開始能向其他人解釋勞工問題。

蔡先生是新界北區就業問題關注組的成員。這個組織主要關心勞工議題，關注最低工資、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交通津貼等議題。他希望能夠運用自己學到的東西，幫助基層爭取權益。在參與期間，蔡先生認識了不少志同道合的老人。

蔡先生侃侃而談自己如何反駁所謂專家的歪理。當年最低工資立法時，雷鼎鳴聲稱最低工資會令20多萬人失業，許多中小企業都會倒閉。但在最低工資實行後，兩年一檢的結果是失業率下降3%，申請綜援個案下降3%，證明最低工資沒有問題，雷鼎鳴根本是危言聳聽。蔡先生便在立法會的公聽會中提出數據，斥罵這種所謂的經濟專家也不外如是，叫他「早點收檔」。

蔡先生對於全民退休保障也有自己一番見解。關於設立全民退保，商界的反對聲音非常大。自由黨在立法會反對全民退休保障，指這等於幫別人供養父母。蔡先生反對這種說法，指如果沒有上一代供養，九年免費教育、醫療、學生資助的錢又從何來呢？「全民退保並不是施捨，而是一種社會共責的精神。」蔡先生說。民間提出的退保方案，是官商民三方面一起供款，現在供錢的老來可以取回所供的錢。

全民退保可以保障到青年人老來的生活，同時亦能幫助到政府舒解未來沉重的老人開支。蔡先生說未來的老人開支只會持續上升，過了30年政府無法承受這麼沉重的開支。「由全部人一起承擔這個開支不是更加實際嗎？」蔡先生問。

蔡先生退休後積極參與社區工作，參加許多不同義工工作。如紅十字會義工、堂區關社組、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秀群等等。他覺得人在退休後應該積極地融入社區，不過他說自己做這麼多義工主要是自己的意向和興趣。他笑言自己比返工的更忙碌，連星期日也沒有空。對他來說，參加這些運動後，自己眼光擴闊了，對勞工問題有更深的認識。蔡先生的外貌完全不像70歲，看上只有5、60歲。他並無三高，只是有些小毛病。他說自己曾經捱過，亦豐裕過、玩過，對自己的人生都感到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