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圈地與資本主義

01/06/2015 - 4:44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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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香港人慘遭地產霸權凌虐數十年,但有土地在手是否保證富貴無憂?一塊朱古力就告訴我們事情並非如此簡單。印尼勞傑高地居民為求賺錢,自九十年代改為種植可可豆,不料卻遭這種多年生的經濟作物破壞了原本輪流耕作的土地公有制,待可可收購價下跌,財團正好從週轉不靈的農民手上買走土地。惟工新聞轉載破土相關文章,揭示以大吃小的產業結構圍堵之下,百姓由有地變成無地的故事。
 
文:陳三白
 
對於當前中國的農業發展道路,學界主要有三種看法:主流經濟學家主張美國式的規模農業道路;美籍學者黃宗智提倡在「新農業」興起基礎之上,發展小規模的資本-勞動雙密集型家庭農場;華中「三農」學者賀雪峰支持小農經濟中自發興起的、適度規模經營的「中農」。三者爭論不休、莫衷一是,或許是因為我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加拿大學者Tania Li的新著《土地的終結:一個邊疆土著地區的資本主義關係》(Land’s End: Capitalist Relations on an Indigenous Frontier)或許能幫助我們理解上述問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或未可知!
 
土地歸鄰里公有 每年輪流耕作
 
Tania Li觀察的地點是在印尼蘇拉威西島中部勞傑高地一個農業社區。一直以來,勞傑高地都遵循「誰勞動,誰佔有」的所有制原則,即在付出一定勞動之後,勞動者就是其勞動產品的所有者。但因為自然條件的限制,生存不易,高地居民在強調自身個人權利的同時,也重視對他人和社區的責任,通過相互依賴以求生存。這點也體現高地地區實行的集體土地所有制度上。集體土地主要包括兩種:未經開墾的原始森林(do’at)和拓荒者(pioneer)開墾的土地(ulat)。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後者。根據「誰勞動,誰佔有」的原則,拓荒者在開墾一塊土地之後,便自然成為這塊土地的所有者。等到拓荒者去世後,其子孫後人可以使用這塊土地,但不能將之分割,也不能佔為己有。按照高地人的風俗,子孫後人只是從拓荒者那裡「借用」這塊土地。久而久之,這塊土地也就為周邊鄰居和社區成員所共用。如此,私人的ulat就獲得了一種「公有」性質。
 
高地居民雖久居山林,但深諳市場交換原則。在1990年代之前,高地居民和沿海地區之間就存有緊密的市場關係。高地居民為沿海的商品所吸引,但相比之下,沿海地區更需要高地居民給他們提供山貨和食物。另外,由於土地輪流使用制度,即每個人可以輪流使用相應的土地,給予高地居民基本的生產資料,所以沿海地區沒有辦法強逼高地居民出賣其勞動產品,也無法強逼他們去生產多於其自身需求的食物。當貿易條件不合適的時候,高地居民就不會出賣他們的勞動產品。所以,一定意義上,高地居民在和沿海地區的市場關係中佔據主動位置。但相比於繁華的沿海地區,高地居民一直羞愧於自身的「低素質」、「低文化」,他們極力想改變自身的境況、嚮往現代村莊生活;他們渴望政府可以提供基本的社會服務,包括道路交通、學校、醫院等;他們渴望能夠融入到整個國家的主流中去。
 
懷抱著發家致富、提升生活水準的夢想,高地居民在1990年代初期開始將可可引入當地種植。可可作為一種高產值的「新農業」,取代了傳統意義上以糧食作物為主的「舊農業」。但也正是因為這一改變,瓦解了勞傑高地土地集體使用制度,建立了土地私有制度,進而在根本上顛覆了高地的傳統實踐,並將新的實踐和社會關係帶入高地。高地地區的「大轉變」之所以會產生,主要是因為可可樹「多年生」的特性打破了當地「每年輪流使用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度,使得土地被私有化和商品化。
 
三種圈地:排擠親屬、佔領森林、官商介入
 
在勞傑高地,整個「圈地運動」通過三種模式來展開。第一種就是高地居民社區內部,主要是通過排擠親屬而佔有ulat。第二種則是圈佔公共原始森林。到了1996年,當社區內部土地差不多已經被分割完畢之後,高地居民開始圈佔原始森林。在這一圈佔過程中,擁原始森林管轄權的通靈者「近水樓臺先得月」,率先在原始森林中搶佔了大量土地。第三種則是政府的發展規劃。在現代「發展」理念引導下的當地政府視高地居民為「落後、未開化和沒有生產效率的」,因而積極鼓勵「資本進山」,讓更為「先進、文明和有生產效率的」沿海地區居民進入勞傑高地投資買地,從事可可、丁香樹的種植。這就進一步加劇了勞傑高地土地的私有化和商品化,並進而影響到更為偏遠的內陸地區,從而使土地私有化浪潮有如多米諾骨牌一樣,從沿海波及到內陸地區。
 
看似再普通不過的作物種植結構的變化卻影響深遠。可可樹、丁香樹的種植悄無聲息地打破了原先的土地集體使用制度,建立了土地私有制度,這無異於是勞傑高地發生的一場「土地革命」。在這場「土地革命」中,大部份高地居民或多或少都「圈佔」到了屬於自己的土地。他們樂觀地期望能在自己的土地上通過辛勤勞動來獲得豐收的果實,以提高物質生活水準,過上一種穩定的「中農」式生活。但讓他們萬萬沒想到,結局卻是小部份人掌握了大部份土地,而大部份人或苦苦在小塊土地上掙扎生存、或被逼出賣勞動力換取工資收入。原因何在?
 
種可可放棄種糧 價格逆轉頓失土地
 
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是可可價格與糧食價格的相對比率。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可可價格飛速上漲,超過糧食價格,部份農民獲得一筆意外之財。看到可可價格上漲,農民跟風種植,勞傑高地的土地基本上被可可樹覆蓋,包括原先生產糧食的土地。這就促使農民「生活資料的商品化」,他們開始依靠市場來獲取基本的生活資料。但好景不長,隨著糧價的不斷上漲,價格擠壓效應開始顯現,「中農被腰斬於剪刀形的物價動態下」。特別是在2008年世界糧食危機期間,必須買進的糧食價格飛速上漲,須要賣出的可可價格卻持續低迷。大部份農民無力償還借款,出售土地成為他們的唯一選擇。另外,種植可可樹所需的高昂農資投資,對於原本就缺少資金的小農戶來說就是一個沉重的負擔,他們的生產狀況只能是越來越差。除此之外,一些偶然性因素,例如乾旱、家庭成員的生來病死、不良嗜好(賭博)、欠債等,也會使得無地、少地的農戶陷入更為窘逼的境地或者失去土地。
 
在這些極為平常的因素共同作用下,「意料之外的後果」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建立。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建立,並不僅僅取決於土地、勞動力的商品化,還取決於另外一個重要過程——即原先可以使人們獲得食物、勞動力、土地和幫助其渡過危機的「非商品性關係」被侵蝕了。儘管勞傑農民傳統的生活並非是一個田園詩歌般、無災無害的烏托邦,但因為能夠較為順暢地獲得土地、困難時刻又有親屬鄰里的幫助,所以至少也可以維持生存。也正是因為「非商品性關係」的存在,所以無論是否有「效率」,勞傑農民都可以年復一年、代復一代的自在耕耘。但在土地私有化為商品之後,傳統的「非商品性關係」都被侵蝕了,勞傑農民開始經歷「簡單再生產的擠壓」。資本主義關係在勞傑地區「一旦建立,這些關係就體現出其強制性,它們侵蝕選擇,既不能被取消,也不能回避」。沒有競爭力的農民喪失土地等生產資料,淪為無產者。
 
本以為通過種植可可樹、丁香樹,加上辛勤勞動,總能獲得富裕,但勞傑居民沒有預見到自己和鄰居之間會出現這樣一種新形式的不平等;他們也沒有看到使他們難以過上穩定的「中農」式小康生活的那些因素;更沒有預料到競爭、利潤會悄無聲息地重構他們的社會關係。「圈」到手中的土地還沒有捂熱,一個接一個的「巨浪」打來,土地便接二連三地被圈走。要麼進入市場,要麼等著餓死,這就是勞傑農民唯一的選擇了。
 
那勞傑農民是否有可能退回到之前的生活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是土地的終結。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印尼政府將境內一些山地、丘陵地區(包括勞傑地區)劃定成環境保護區,但這一政策的實施並沒有考慮到當地農民的土地使用和生計問題。保護區的劃定使得無地和少地的勞傑農民難以像其父輩那樣再去開拓出新的土地。其次是勞傑農民自身也不想回到過去。儘管自己和鄰居的差距越來越大,但是他們一方面沒有意識到導致這一差距產生的機制,另一方面也不將其視為一個問題。相反,他們認為是一些特殊事件、個人天性、機遇等這些偶然因素才導致了鄰人的富裕和自己的貧窮。他們認為總有一天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獲得成功,而現在唯一需要的就是勤勞和決心。
 
一無所有淪為打工仔 老闆寧輸入外勞
 
那勞傑農民是否可以找到另外一條發展路徑?似乎也是希望渺茫。雖然當地政府以增加就業為名大力發展油棕櫚行業,但種植園的經理更喜歡雇傭外來工人,而非勞傑土著居民。雖然也有資本進入勞傑地區投資(開辦種植園或者開礦),但資本在乎的只是土地,而不在乎當地勞動力的多寡。另外,外出打工被欺騙、被出賣的慘痛經歷,使得當地居民不願意外出打工;而語言差異、受教育水準等因素,使得他們即便外出也難以找到工作。
 
縱觀勞傑地區近20年的發展變化,Tania Li指出,可可的種植、土地的終結在勞傑地區最終可能會導致兩個發展趨勢:第一,土地越來越集中到少數人手中。這些手握雄厚資本的大戶,將抓住各種機會從貧窮者手中購買土地。第二,資本的撤離。隨著可可產業的衰落,具有趨利性的資本可能撤離高地地區,流向利潤更為豐厚的地區和行業。而對於大部份勞傑農民來說,「已經陷入到沒有土地、沒有工作、沒有福利以及沒有幫助的困境之中」,等待他們的只能是窮途末路。
 
《土地的終結》一書則向我們展現了資本主義關係得以建立的一種「隱秘的方式」。將勞傑高地農民趕出土地的過程並不是來自外部的力量——掠奪土地的公司或國家機構。換言之,資本主義關係並不是由外部力量強加到勞傑高地的,反而是在社區內部自發生長起來的。從糧食種植這一「舊農業」向可可種植這一「新農業」的轉變,並沒有給勞傑農民帶來他們夢寐以求的發展、過上一種穩定的「中農」式生活,反倒使得他們被吸附進了資本主義生產邏輯之中,在「價格的擠壓」和「簡單再生產的擠壓」之下,不斷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經歷著無產化和半無產化的洗禮。
 
回到中國農業發展這一問題上來,主流經濟學家認為應該在給予農民更為完整的土地權利的基礎上,促進現代規模農業的發展;黃宗智則宣導基於「新農業」的發展培育起小規模的資本—勞動雙密集型的家庭農場;賀雪峰則認為應當堅持維護當前中國式小農經濟並大力支持小農經濟自我調整產生出來的「中農」階層。然而,印尼勞傑高地20年急劇轉變的例子恰好給我們提供了檢視這三個辦法的機會。毫無疑問,勞傑地區的農民在「圈地運動」之後大都獲得私人土地,但是完整的土地權利並沒有讓他們更好的保有土地,在經營失敗、家庭困境面前,農戶不斷失去土地;而對於「新農業」這一路徑來說,雖然看似可以獲得更高的收益,但在生產、生活資料商品化態勢下,農民面對的將是無情的資本主義生產邏輯;至於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中農模式,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下將被快速分化,小部份得到發展,大部份則境況越來越差。中國農業出路何在,仍是我們值得反覆思考和探索的沉重課題。
 
參考文獻:
Li, T. M. (2014). Land’s End: Capitalist Relations on an Indigenous Frontier. Duke University Press.
(分題為編輯所加,原文轉載自《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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