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工運縱橫】從庇利船廠工潮看工運的三合會化

土瓜灣有一條庇利街（Bailey Street），由馬頭圍道同機利士北路路口開始，穿過崇志街、崇安街、紅磡道，最後接住海皮崇平街。

逾百年前土瓜灣建船廠

庇利街街名字來自「庇利船廠」（William. S. Bailey & Co.），船廠佔地6畝，海岸線460呎，最高可建造1,000噸船舶 （注一）。

庇利船廠是愛爾蘭人庇利（William Seybour Bailey，1859-1935）於1897年註冊成立。1905年建成船排，而現在寬闊的庇利街，則是由當時船排旁的海溝填出來的。庇利船廠曾經造過多艘省港渡輪，如「廣東號」、「廣州號」等，高峰時候船廠有2,500名員工。

1932年庇利船廠擴建，填海200呎。1949年中國航空公司以300萬元購入庇利船廠地段，1951年船廠結業。

北拱街的北帝廟是由庇利船廠的管工牽頭興建，現在廟內還記着他的名字。

1921年1月庇利船廠發生大火，要動用全港九消防員到場救火 （注二）。

東南亞機工工會結盟 牽制英國商家

從馬冠堯著的《香港工程考Ⅱ》，徥知該廠1921年9月庇利船廠發生了一單工潮。事緣船廠1名安裝工人被虐待，引發安裝工人罷工，要求賠償。船廠東主庇利出面調解並寫下承諾賠償25元，工人復工，罷工平息。10月，安裝工人發生打鬥，兩名工人受傷，要勞動警員到場，惹起糾紛的3名工人屬工會的分會，但不是安裝機械和鍋爐分會成員。船廠嚴禁吸煙，其中1名工人蓄意吸煙，引起歐籍監工不滿，搶走他口中的煙，這名工人連同兩名工人號召罷工，強迫其他安裝工人加入工會，並要每日捐出1元支持罷工，有兩名工人不捐款因而遭毆打。庇利開會調解，發動罷工的3名工人其中2人聲稱是新加坡工會領袖，被新加坡驅逐離境到港，庇利認為事件有恐嚇成份，召警處理，法庭最終判工人雙方打架，各以5元擔保並守行為1年 （注三）。

根據以上資料查閱《華字日報》，該報1921年8月31日及9月2日記載了該工潮消息：1921年8月20日，庇利船廠歐藉管工無理毆打打磨工人孫燦，引起全部工人的公憤，選舉代表見該廠司理，初期工人只要求該洋人管工親到車間向受害人道歉，表明以後不會再有如此行為，事情就可了結。可是司理遲遲未有決定，所以打磨和車床兩部門工人於8月22日舉行罷工，司理見問題未能決，遂致函「香港華人機器會」（簡稱華機會）請求調解，華機會開職員敍會，勸導工人復工，罷工工人要求該廠開誠布告，保證以後不會有同樣事件發生，才願意復工。廠主庇利與工人在華民政務司署開會調解，庇利保證以後不會有此類事件發生，工人則要求革除該歐籍監工才肯復工。工潮如何解決，則未找其他的中文資料參閱，要參閱英文報刊或會得到更多資料。

調解罷工的華機會於1909年由船舶運輸與維修工人組織成立，初期稱為「中國研機書塾」，1912年改名「香港華人機器會」。全港機工大罷工，帶動了香港掀起一股要求加薪工潮，其影響不下接着而來的海員大罷工。1920年的全港機工大罷工後，該會開始日漸式微。

華機會卅八年特刊封面。圖中的建築物是國機大廈，海員大罷工時為罷工海員提供食宿。

華機會與國民黨關係密切，亦與東南亞一帶機工工會有密切聯繫，以上工潮資料亦部份反映了出來。英國對該會有所忌憚，若他們與東南亞的友會聯合行動，對英國在東南的利益將會做成很大損失。

華機會的誕生起於太古發生多宗歐籍監工毆打工人事件，機工因此覺得有成立工會團結一致的必要。可見當時歐籍監工打人事件屢見不鮮，工人只好成立工會團結自保。這正是馬克思在《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所指出的：「工人的解放鬥爭决不是要爭得階級特權和壟斷權，而是要爭得對人人平等的權利和義務。」

早期工會有三合會味 恐嚇打鬥成擴展手段

有關強迫工人入會問題，港英於1912年11月針對工會用強迫和恐嚇，組織派別鬥爭和提供打手，制定第四十七號《社團和俱樂部管理法例》，規定所有團體被用於與本地治安與秩序不相容的非法目的，其行動引起中國騷動或混亂，或引致人們在中國犯罪，港督有權宣佈其為非法組織，但承認是通例，禁止是例外，法例亦没有指明罷工是非法行為 （注四）。法例為了監管各社團的犯罪和政治活動，要求所有團體都必須登記，這就放寛了港人的結社自由。《社團和俱樂部管理法例》，收緊民間組織與中國政治連繫，監視市民的反中國政府活動，提防這些活動影響香港，做成中英外交風波。

1922年3月30日，庇利在《士蔑西報》，（The Hongkong Telegraph，《香港電聞報》）撰文講述香港工人情況，指1921年多個新工會成立，和舊工會更改憲章，擴大工會人數，籐器傢俬和銅業工會更發生恐嚇工人入會事件，8個行業工會準備發動罷工 （注五）。庇利在文中認為：香港造船商不斷提升香港競爭力，如增加現代機器，積極培養本地人才，以求與世界各地競爭，爭取訂單。他批評造船業工人盲目，不認識船廠的運作和開支，特別是港英徵收的多項稅款，差餉和牌費，都直接或間接影響工人生計，他以英國為例，指出工資成本上漲的情況，最後也極力反對用武力解決問題 （注六）。

1920年機工罷工後舉行罷工的有造船、木匠、水泥、木箱，煤炭，飲食業等工潮，這些雖然是小規模罷工，卻顯示工人的社會意識已經提高。在罷工浪潮衝擊下，工人自覺意識提高，紛紛組織新工會。數月之內，香港先後湧現120個新的行會，其中81個是由工人組織的現代化工會，如「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今香港海員工會）、「電車工業競進會」，「香港洋務職工會」、「協進工會」、「海陸群益工會」、「僑港中華洋務工會」、「摩托車研究總工會」等。

當時的工會部份由三合會堂口發展而成，工作作風自然會沿用三合會的方法，恐嚇、打鬥難免出現，這亦表明工人階級的階級覺尚未成熟。有工運與三合會關係，請參閱本網站的〈十九世紀香港法治下的工運與三合會關係〉一文。

注釋：
一. 馬冠堯著：《香港工程考Ⅱ》，香港，三聯，2014，第392-394頁。
二. 同注一，第395-396頁。
三. 同注一，第396頁。
四. 英格蘭等著 ，劉進文等譯：《香港的勞資關係與法律》，上海，上海翻譯，1984，第132頁。
五. 同注一，第397頁。
六. 同注一，第398頁。

（分題為編輯所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