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記者被捕自述：我在巴爾的摩臭格49小時

記者辛‧加里上週一在巴爾的摩採訪時遭警察以橡膠子彈射擊前額，其後被捕。（圖片轉載自Colin Campbell的Twitter）

編按：繼去年黑人少年布朗（Michael Brown）被弗格森市警察殺害後，美國巴爾的摩（Baltimore）警察涉嫌殺害黑人青年格雷（Freddie Gray）一案，再次掀起大規模種族衝突。六名涉案警員上週五（5月1日）被起訴，市長亦於昨日解除宵禁令。不過事件並未告一段落，街頭騷動期間眾多警察濫權與司法制度崩濫的事例正逐漸揭露。美國獨立記者辛‧加里（Shawn Carrié）在巴爾的摩採訪期間被胡亂拘捕，未有罪名在身卻遭囚禁於拘留所49小時。惟工新聞特此翻譯他在英國《衛報》對這段經歷的自述，一窺巴爾的摩黑獄風雲。
 

巴爾的摩街頭上一次發生騷亂是1968年，緊接馬丁路德金被暗殺之後。2015年弗雷迪‧格雷（Freddie Gray）被警方拘留期間死亡，激起群眾震怒，騷亂再次燃燒，而政府使用了非常手段企圖恢復秩序。

這些非常手段，包括犧牲我們的憲法權利。我是其中一個犧牲品。

橡膠子彈直擊前額 記者倒地被捕

作為傳媒工作人員，我在4月27日被拘捕，剛好在巴爾的摩騷動開始爆發之時，然後被拘留49小時，接著在未被檢控之下獲釋。胡亂操弄法律程序，加上宣佈進入緊急狀態，意味著我和其他人被剝奪了憲法第一、第四、第六、第八修正案賦予的法律保障。

我的旅程由格雷的喪禮之後開始，當時我聽到有報導指蒙道明商場（Mondawmin Mall）發生衝突。我在一片混亂當中到場，沒有幪面的人群跑向警察防線，在距離十呎之外投擲磚頭，催淚氣瀰漫四方。我沒有看見有人被捕，只聽見一名高級督察大叫「記下他們的樣貌」。

接著一隊防暴警察向人群衝鋒。我跟著他們，手持攝影機，嘗試捕捉衝突場面。我前額遭一枚「比較非致命」的橡膠子彈直擊，子彈帶著一些刺激性的粉末爆炸。我倒在行人路，眼前一黑，回過神來的時候發現人們低頭看著我，我倒臥在草地上。

我呆住了，站起來嘗試繼續報導，不到幾分鐘，十字路口被清場，防暴警察站在海傍。幾個電視台的攝影記者仍在現場，我加入他們試著拍幾張警察防線照片。有個在防線後的警官過來要我離開，我從外套掏出記者證，詢問那個全副盔甲的巨漢該往哪個方向走。他說「我不知道，但你不能留在這裡……」，話未說完一名高級督察突然咆哮打斷：「是他！他要走了！」

在我能回答半句話之前，我已被摔在地上，銬上手扣。

加里自拘留所獲釋後到醫院驗傷，確診受到腦震盪。（圖片轉載自Shawn Carrié的Twitter）

我被帶到警察線後面押上裝甲警車，在車上跟拘捕我的警察呆了大約兩個小時。我試著跟他聊天，希望以此換來寬大處理。我說我只是個記者，他問我從哪裡來，我說來自紐約市。然後他變得更開心，說他來自華盛頓高地（譯按：Washington Heights，位於紐約市曼克頓區），寧願回家跟家人吃晚餐。

我聽見他跟另一個警察說，「我不知道他們為甚麼叫我把這傢伙鎖起來，他是記者。」但不管記者不記者，我現在就是被捕了，正被押送到巴爾的摩中央懲處與人事中心。

囚友：夠了就是夠了

巴爾的摩市監獄是個骯髒的灰色地方，數以百計的人被囚禁在內。我接下來48小時要住過去的囚室闊八呎長十呎，那個難以遮掩的廁所已佔去室內約四分之一空間。

標示為「單人房」的囚室塞了五個人進去，標上「多人房」的裡面甚至擠了九個人。

在獄中，懲教官是神也是主人，是救世主也是處刑人。一切關於基本需要的請求，像水、廁紙、食物、醫療需要都被粗暴地拒絕。每8小時當「食物」送來，一律是一盒小學會有的紙盒牛奶，四片麵包，一片類似芝士的黃色物體，又或者一片波隆那香腸，完全不能下嚥。

一個小時接一個小時過去，但你無從得知確切時間，只見囚徒陸續被叫去拿他們的起訴書。大部份人被控暴動、爆竊、縱火或行為不檢。與我同倉的兩個19歲兄弟被控行為不檢，以15萬美金（約港幣117萬元）保釋，文件上長篇描寫3至10個黑人男性在奔跑。他們其中一人說考慮過搶掠一間服裝店，但最後決定不幹回家。文件上沒提及他們有偷竊任何物品，他們在住所附近被警察拘捕。

我沒有被點名去接受檢控，有兩位一直跟我待在倉裡的男士也沒有被檢控。奧里安（Orion，化名）30歲，有妻子有女兒，說他從不曉得現場正發生騷動。騷動人潮經過時他只是站著不動舉高雙手，一分鐘後卻遭警察拘捕。他堅持自己是無辜的，跟我一起的整整兩天，他都非常緊張，他三年前因藏有手槍被判緩刑，擔心今次若被檢控的話會違反緩刑規定。

不少囚友都談論格雷的事，警察縱暴的日常，還有遭警察虐待過的親戚朋友。「夠了就是夠了」，是被壓抑的憤怒得以爆發背後的共同情感。

督察：人人都明知侵犯你的法律權利

馬丁路德金博士將騷亂稱為「未被聆聽者的語言」的那份口才，大部份囚友都沒有。但丁（Dante，化名）吵吵鬧鬧，不斷高聲重覆著同一個故事，或是拍打鐵門叫懲教官讓他見律師。他因為在星期二（4月28日）晚上違反宵禁令被捕，卻也自豪地說在星期一撈到了一對運動鞋。

他還有不少其他人興奮地回憶起騷亂，彷彿是派對過後的翌日早晨。他們視騷亂為一個「走出來」並搶些東西拿到黑市去賣的機會。但隨著狂宴變成了監獄的沉重，像酒醒般的頭痛展現在某個男士的歎息，「媽的，我根本不該走進那個酒舖。」

儘管口裡對搶掠沒有歉意，聽他說了幾個小時，我不能不覺得像但丁那般的搶掠著無法被單純地斥為投機的小偷。他的人生明顯處處由社會經濟的斷層點綴起來，包括巴爾的摩的犯罪與刑罰循環、缺乏機會，以及累犯的暴力。

有個18歲的被捕者配槍在身，避開警察時被抓住。他說他帶槍只為應付在住所一帶出沒的硬漢，「我陀槍才可活下去」。他的觀點跟國民警衛軍的原則沒甚麼不同：越多槍越安全。

在獄中，你憲法權利的價錢跟他們用來餵你的食物差不多。當你連要一杯水也得等4個小時，要求見律師就像要求他們給魚子醬你吃。當我引述憲法第四和第六修正案保障正當法律程序，而馬利蘭州法例亦禁止未提起訴罪名下拘留超過24小時，沒有合理確信犯罪嫌疑之下不得逮捕，那些懲教官告訢我們既然已實施緊急狀態令，等於「已扔掉了24小時規定」。

我們懇求與別人說話，任何人都好。當我詢問一個督察他到底做了甚麼來保證依法處事，他毫不掩飾：「他們正在侵犯你的法律權利，而且這裡每個人都心知肚明。」

囚室隔門對答 見律師全程無私隱

星期三（4月29日），律師來了。其中一位律師看著我，發現我前額的瘀傷，停下來問：「你就是那個記者？」她介紹自己叫亞當慕（Katie D’Adamo），說她與馬利蘭州公設辯護人辦公室的職員同行。我告訴她已在這裡被囚禁36小時以上，還沒收到自己被控甚麼罪名，也沒有見過律師。我隔著囚室的門向她描述自己經歷，沒有私隱可言。她填寫了一份人身保護令表格交給監獄長卡羅琳‧斯克魯格斯（Carolyn Scruggs），並告訴我它將被提交巡迴法院，要求立即釋放我們。奧里安也填了一份表格。然後他們就離開了。

接下來幾個小時一片寂靜。然後走廊逐漸開始接送在囚人士。巴尼督察（Lieutenant Barney）說他當值到下午3點鐘，會留到確認所有自星期一（4月27日）都沒收到檢控的人獲釋。

最後我收到一個寫上我名字的袋子，裡面有我的外套、銀包和攝影器材。長長的走廊上排著一隊配備盾牌的防暴警察，他們帶我們走。到了走廊盡頭，有個警長按下開關，一道明亮的門打開，她說：「滾出去。」

人們像野狼一般奔出。

4月29日，加里終於獲釋。（圖片轉載自Shawn Carrié的Twitter）
 

文章來源：
Guardian: My 49 hours in a Baltimore cell – for being a reporter

（分題為編輯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