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觀塘毀滅 民主深耕26年 女工會財困恐倒閉

07/03/2015 - 7:49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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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假如搞革命不是請客食飯,那麼地區工作也不是網上清談,缺人缺錢絕不成事。雨傘運動散場前後,各路人馬呼籲「社區深耕」,有傘有聚,諷刺的是廿六年來一直在社區深耕的香港婦女勞工協會(下稱女工會)正面臨財困,瀕臨執笠。負隅頑抗多年的總幹事胡美蓮直言,去年雨傘運動一來,全民上了前線,後方財政無暇兼顧,結果出事,可冰封三呎非一日之寒,「一路都財困,平時儲備只得三個月,一個project冚一個」。

花錢不是因為花在蛇齋餅粽。遠在網民要「光復」各區商場多年前,女工會早已踩入商場單挑財團追欠薪,橫掃全港大型超市追查外判剝削,甚至佈下伏線催生最低工資立法,憑的不過是幾位同工。一切,都是為香港「工業轉型」的蘇州遺物善後。

女工曾「七蚊一個鐘,十蚊(掃)一條街」

觀塘,曾經的工業區。1989年女工會成立,幾年後搬到此地,那年頭APM還未存在,裕民坊也尚未夷為平地。女工會的舊址就在裕民坊匯豐銀行附近。然後本地商家貪圖大陸工資低,陸續搬走工廠北上掘金。老闆大陸掘完金又在香港炒樓,代價留給打工仔硬食。曾經撐起香港輕工業的熟手女工淪為邊緣勞工,做清潔,做保安,做洗碗,做收銀,人工低無可低,諸如食環署外判清潔工「七蚊一個鐘,十蚊(掃)一條街」的慘狀在世紀之交不停出現。這些婦女邊緣勞工,就是女工會關心的一群。

被打只當家暴 無獨立婦女服務

但這也是女工會之所以窮的原因。走進它現時在翠屏邨地下的會址,樸素老氣的膠地板,堆疊的摺凳,抄滿會議記錄貼滿告示的白板,一看就知沒錢裝修,而且事務繁忙。機構要生存,通常就要申請不同基金資助,可惜女工會往往「hit唔中funding criteria」,胡美蓮解釋,在香港「打正婦女旗號的funding少,打正勞工旗號的就更少。做邊緣勞工政策倡議的話,全香港一般只得樂施會可以申請」。各區不是有不少婦女服務嗎?其實那是錯覺。「香港有家庭服務,無婦女服務。」甚麼意思?意思是婦女相關服務一般附屬於她們其他身份,特別是家庭崗位,「例如你係老婆,俾老公打,可以當家庭暴力處理;你係阿媽唔識教仔,可能都會搵到相關服務。」

40、50歲單身婦生活最苦

只不過總有「家庭」框架放不下的人。對照香港工業北移的經過,胡美蓮和會員都發現香港人口結構裡遺下一群四、五十歲的單身中年婦女,與她們年齡層相同的男士不少已在大陸娶妻,工業北移後她們就業難,住屋也難,尤其觀塘近年密密清拆重建,唐樓一少劏房供應就少,拉高租金,合適的工作亦所餘無幾。去年10月,扶貧委員會發表《2013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觀塘壓倒「悲情城市」天水圍所在的元朗區,淪為十八區裡最窮的一個,區內有16.5萬人活在貧窮線之下。胡美蓮指這批婦女「咩角色都唔係」,分散各處無人注意。

「家庭」角色也局限了人的發揮,包括政治潛能。就像拜年會被親戚質問幾時買樓幾時結婚幾時生仔,與家庭秩序無關的問題則冷門得多,例如幾時有普選。胡美蓮指指牆上的活動海報,女工會也有定期舉辦名為「聽講星期四」的時事討論會,其中一節的主題正是「普選真的會來?」,出席者不必是誰的老婆誰的母親。想談的,就來。

法西斯僱主欠薪欠強積金 工會「光復」APM

女工會,貨真價實會搞工會,催生的包括「清潔工人職工會」和「推廣員及零散工工會」。自稱「比較擅長處理死物」的施城威曾在女工會擔任四年組織幹事,工會工作不少都由他經手。男人做婦女工作會否很奇怪?施城威笑笑,「有時會內都有少少性別定型,想有個男嘅整整電腦,搞吓維修」。

但搞工會總不是只對死物。施城威不斷接個案,常見情況是工友已屆中年,不是夫妻都打工,就是丈夫年紀大有病,已不堪工作。更坎坷的是遇上充滿「香港良心」的無良僱主。跟進清潔工工會期間,施城威發現新鴻基旗下的大型商場APM,其外判清潔承辦商「港威清潔有限公司」大舉拖欠工友薪金。「佢拖到好似亞視咁」,欠薪之外,強積金一樣拖欠,欠供七、八個月——最詭異的是公你輸字我嬴,港威欠供強積金期間,照舊以「供款」名義從薪金裡扣除5%,老闆光天化日打工友荷包。

社區深耕要毅力。施城威和同事幾乎每天都到APM探訪工友,趁他們吃飯下班的時間聊天。欠薪之外的各種不人道案情亦陸續揭發,港威厲行法西斯管治,禁止工友之間交談超過三句話,又視他們為二等公民,不准到商場food court用膳,趕工友入後巷開餐。容忍有個限度,清潔工工會聯同一眾大專學生到APM抗議,向商場顧客派發傳單,揭發港威惡行。聽到出錢打工的荒謬情況,不少途人感到愕然。「咁都得?」

事情鬧大,新鴻基2010年終於宣佈取消合約,並代支部份欠薪。港威不像亞視般千年不死,總算倒閉,老闆走佬,可進入清盤程序。對手潰敗不代表收工散場一天光晒,女工會又要幫工友跟破產欠薪保障基金交涉,追回欠薪和遣散費。中間有一段「親疏有別」小插曲:施城威記得新鴻基宣佈取消合約當日,「佢地上晝搵咗工聯會一齊開記招先,下晝先至搵女工會」。是否俾彩人攞?施城威一笑,不作揣測。大財團的公關運作就是神秘。

戰後手尾,一執就是一兩年,沒有鎂光燈關注不代表沒有事情做,更不代表事情不重要,辦完事工友才有錢收。施城威屈指算算,「港威破產之後,就要同工友到勞工處落案,落完等件案遞去勞審處度審,審到判案,判完賠錢,要拎賠償又要再填表……」每一個步驟,女工會都要陪伴工友跟官府文件搏鬥,APM一百多位工友,件件個案都要時間要心機。忙完,他倒不無遺憾,「當年破欠規定唔賠(有薪)大假,工友唔係好開心。」

法定最低工資2011年5月開始推行,APM清潔工待遇也改善了。清潔服務行內老闆紛紛度縮數扣飯鐘錢,卻不敢往工會頭上動土。「新公司叫『增力』,佢地同我地見面,見完都怯,有俾飯鐘錢。」社區深耕的抗爭實效,即使用真金白銀去量度也看得見。

曾迫董建華低頭 爭最低工資先鋒

女工會關注清潔工待遇並非始於APM。2003年SARS期間,輿論視為高危地方的是醫院與淘大花園,卻不曾想過垃圾房前線也不平安,清潔公司連口罩和手套這些基本防護裝備也供應不全。女工會聯同幾間大學的學生巡迴多條公共屋邨,走入垃圾房探訪工友派口罩,卻又發現其時外判清潔工工資奇低,月薪只有2,100元。大舉調查之下引來市民譁然,逼使特首董建華不得不回應,宣佈政府外判服務承辦商給予工人的的月薪不得少於統計處報告的平均工資。這個成果奠定了重要基石,民間以此為橋頭堡繼續爭取,最終立法會在2010年通過了惠及各行各業的最低工資立法。

至於「推廣員及零散工工會」則在較近期才成立。顧名思義,這個工會組織推廣員——即在超級市場及百貨公司擺檔推廣產品,請顧客試飲試食的打工仔——以及更廣義的零散工。

零散工變二等員工 性騷擾啞忍

零散工指的是什麼?目前法例規定,工作時間不足「四一八」——即連續四星期,每星期18小時——的員工不受《僱傭條例》保障。換言之,冇病假、冇大假、冇產假、冇勞工假、冇遣散費、冇代通知金!一句講晒,乜都冇,想炒你就炒得。除了推廣員外,飲食、清潔、問卷調查員、派單張等工種都經常以不足四一八的模式聘用,令僱主利用法律漏洞,逃避《僱傭條例》要求的員工福利。

而以零散工合約受僱的員工多為女性,利用家人不在家的短短數小時工作賺錢。針對這種收入低,更無福利的情況,女工會用兩年時間走訪各大超市,足跡遍及百佳惠康UNY吉之島,接觸推廣員,嘗試組織工會,爭取按工作時數給予打工仔比例權益。

「她們被當成二等員工。」胡美蓮指出,被派到超市當推廣員的工友,由於不屬超市僱員,在工作時經常遇上困難,超市一般員工出入只須拍卡,他們出入卻要搜身。超市既不提供儲物櫃放置個人物品,工作期間甚至拒絕借出長梯及手推車,令搬運貨物險象環生。有些超市更會檢查她們的手袋「以防盜竊」,令推廣員上班也受盡屈辱。「例如超級市場有賣衛生巾,懷疑你會偷,於是你喺自己個袋帶包女性衛生用品都要簽名。」

就算超市推廣員遇上性騷擾,公司也會要求啞忍不要鬧大。《性別歧視條例》並未保障服務業員工不受顧客性騷擾,即使去年政府修例嘗試堵塞漏洞,但由於推廣員並非超市的直接傭員,實際上仍然近乎無法可管。

為何一定要老闆? 合作社自決自強

在組織工會同時,女工會一直進行另一種更激進的工人組織——何不取消「老闆」這回事,直接由工友營運一門生意,共同決定店鋪大小事務,然後平均分帳?

這種經營模式成為「合作社」。自90年代起,女工會開始以合作社模式組織女工,成立速印社、小賣店、食堂等。胡美蓮說,初時是因應當時工廠大規模北移導致大量女工失業,因此嘗試透過合作社讓女工繼續營生。繼續發展下去,則更強調打工仔有能力自我管理,並作為一個例子,說明在工作場所的民主決策與平等的政治權利同樣重要。

然而胡美蓮亦指出,雖然合作社在世界各地亦有一定普遍性,香港的相關法規仍然落後,例如合作社本身需要就利潤繳交利得稅,而社員同時需要交薪俸稅——但由於社員是合作社的擁有者而非僱員,在現行稅制下就要面臨雙重徵稅。同時,目前香港政府鼓吹「社企」模式,既要求「社會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同時又要追求高利潤,因此對著重社區互助的合作社支援不多。

資助短缺流失老將 捱都無用

工友終於有糧出,女工會卻時有斷炊之憂。機構依賴項目資助維生,「一路都財困,平時儲備只得三個月,一個project冚一個」,胡美蓮稱同事不時須埋頭苦幹寫報告和計劃書,趕在死線前呈交上去,但人手不足,抗爭與組織工作亦不能為了文書事宜說停就停,半途丟下工友不管。「『唔做喇,快啲返嚟寫報告!』唔通做做下組織咁嗌咩。」

去年雨傘運動一來全民皆兵,工作更難兼顧,「佔中佔領晒所有人」,胡美蓮笑言可能因此來不及寫那麼多計劃書申請資助,引發今次財政危機。 低處未算低。十年前,女工會也曾陷入嚴重財困,連當時僅存兩個職員也養不下去,幸好舉辦了一場籌款音樂會及時度過難關。這一次,女工會也得向公眾籌款求援,賣T恤,胡美蓮的要求也不高:「今次希望最少籌到半年至一年儲備。」

公眾籌款是及時雨,卻也反映若要社區深耕穩定茁壯,香港地的資助生態總是太過苛刻。組織清潔工和零散工不易為之,需要大量人手處理個案。想請人?「有啲funding唔准你用嚟出人工,你俾義工津貼就得。」胡美蓮回想過往申請資助的經歷,「試過有funder話『你地女工會咁細,做唔到』,唔批funding,又試過有funder話我地經驗唔夠做唔到。」情況就如雞先定蛋先的困局:沒錢連第一步也做不到,何來累積經驗?何來擴充規模?然後別人卻要你有經驗有規模才樂意出錢資助。貧者越貧,連在團體生存的層面也是一樣的。

施城威去年四月離職,為女工會效力四年多。這些年人來人去,胡美蓮也覺得同事被待薄了,「同事都under paid。(留不住資深同事)咁對行內發展都唔好,經驗無得累積。」但她也不怪離開了的友好,對畢業不久就投身戰線的熱心青年總是同情:「又要還grant loan,過得幾年又要養家。唔係個人捱唔捱得嘅問題,而係有家庭責任。」

胡美蓮自然也無法過得舒舒服服,工時甚長。相約訪問時有女工會執委曾向惟工記者拍心口保證:「約美蓮訪問日頭好定夜晚好?得架喇佢日夜都喺個會度嘅!」

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來扶打工仔一把的,本身也是活在同一個社會,同樣被工作和家庭所困的普通人,泥菩薩過江才是常態。有志「社區深耕」者,宜乎先有心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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