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裸的歧視:十個最邪惡的醫學實驗

12/09/2014 - 10:30am
Share

Number of views

7125
【惟工解密】時值歧視條例檢討,惟工新聞特意翻譯美國獨立媒體Alternet最近刊登的文章"10 of the Most Evil Medical Experiments Conducted in History"。回顧這十個最邪惡的醫學實驗,成為白老鼠的包括當時備受歧視的群體,包括有色人種、同性戀者、奴隸、原住民等。
 

邪惡令我們恐慌。

 
可以說,最恐怖的故事、那些令我們做惡夢的,都是關於邪惡的人做邪惡的事──尤其是邪惡的實驗。浮現在腦海中的經典,是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G. Wells)寫的《莫洛博士島》(The Island of Dr. Moreau)。在現代電影裡,《人形蜈蚣》那樣的電影繼承了可怕的傳統。但這些都是虛構的。而真相是,只要我們在現代人類歷史中就會尋找到真正的、活生生的、完全令人反感的邪惡。更糟糕的是,那是由醫生犯下的罪惡。 
 
這裡有10個最邪惡的、對人體進行的實驗──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種、女人、囚犯、兒童和同性戀群體往往是主要的受害者。
 
實驗一:塔斯基吉實驗(The Tuskegee Experiments)
 
許多非裔美國人對政府的好意和醫療機構都懷有警惕,這是源於一個很正當的理由。即使在今天,很多人仍相信這個陰謀論──蹂躪非洲裔社區、無論是同性戀和異性戀都會感染到的愛滋病,是由政府創造來殲滅非裔美國人的。1923年在阿拉巴馬州的塔斯基吉(Tuskegee, Alabama)發生的事,是這些恐懼的其中一個來源。
 
當時,梅毒(一種會引起疼痛、精神錯亂、最終死亡的性病)的治療大多是有毒和無效的,例如使用水銀的治療,會導致腎功能衰竭、口腔潰瘍、牙齒脫落、精神錯亂、甚至死亡。政府資助的醫生判斷,去看看沒有接受治療是否會比接受治療更好,會是一件有趣的事。於是,塔斯基吉實驗開始了。
 
在接下來40年的歷程裡,在男性黑人身上作出的不治療梅毒的塔斯基吉研究,拒絕為399名梅毒患者治療,患者當中大部份是貧窮及不識字的佃農。即使1947年青霉素成為一種有效的治療藥物,這些不曾被告知患有梅毒、而是被通知患上「壞血」病的人,還是沒有得到適當的治療,或者只給予安慰劑作虛假的治療。
 
到1972年研究結束時,只有74名受試者還活著。有28名患者直接因梅毒病死,有100名患者因梅毒併發症而死,40名患者的妻子被感染了梅毒,而19名兒童出生時患就有先天性梅毒。
 
實驗二:規避項目(The Aversion Project) 
 
在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政權不喜歡同性戀者。特別是在軍隊裡。他們除去同性戀者的方法令人震驚。他們利用那些想必私下有利害關系的軍隊精神病醫生和隨軍牧師,「秘密」地作供,找出軍隊中的同性戀者。但他們沒有把同性戀者驅逐出軍隊。這些「不受歡迎的人」被送到比勒陀利亞(Pretoria)附近的一家軍隊醫院,一個叫22號病房(Ward 22,這名字本身聽起來就很可怕)的地方。
 
1971年至1989年間,那裡很多受害者被送去接受化學閹割和電休克治療,目的是治好他們的同性戀「狀況」。有多達900名是被徵召入伍而非自願參軍、主要是16-24歲的同性戀者,被強迫進行「性別重新分配」(亦即變性)手術。男人被違背意願地變成女人,然後被趕出去外面的世界。變性手術往往是未完成的,而他們也沒有經濟能力來支付昂貴的激素,以維持新的性身份。
 
該項目的負責人奧布里•萊文博士(Dr. Aubrey Levin),後來成為卡爾加里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algary)的臨床教授。直到2010年,他由於對一名男學生作出性騷擾而遭吊銷執照。又因為對其他的男性作出的性侵犯行為,他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
 
實驗三:危地馬拉性病研究(Guatemalan STD Study)
 
梅毒似乎張顯了20世紀40年代政府資助醫生固有的種族主義。對此疾病所進行的種種令人髮指的研究中,塔斯基吉的黑人並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危地馬拉人也被美國政府認為適合當無知白老鼠。
 
青霉素已在1947年成為梅毒的治療藥物,但美國政府正打算看看它有多有效。測試的方法是,美國政府決定放寛危地馬拉囚犯、精神病患者和士兵嫖妓的限制,而那些妓女是染上梅毒的。這個實驗並無取得他們的同意。
 
如果實際的性交沒有帶來感染,政府會偷偷摸摸使出接種病毒的伎倆。一旦感染梅毒,受害人會接受青霉素的治療,政府從而了解青霉素的藥效。另一個情況是不給患者青霉素,就看看會發生什麼事。大約1,500名受害者中,有三份一人落入後者的對待。在實驗中,超過80名「參與者」死去。
 
危地馬拉研究由參加了塔斯基吉實驗後階段的約翰•查爾斯•卡特勒(John Charles Cutler)領導。2010年,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就著這美國歷史黑暗的一章,向危地馬拉作出正式道歉。
 
實驗四:橙劑實驗(Agent Orange Experiments)
 
囚犯和有色人種一樣,往往被逼成為邪惡實驗的對象。由1965年到1966年,阿爾伯特•蒙哥馬利醫生(Dr. Albert Kligman)在美國陸軍、強生(Johnson & Johnson)和陶氏化學(Dow Chemical)資助下,對75名囚犯進行了被認為是「皮膚病研究」的實驗。事實上,那是在研究橙劑對人類的影響。
 
囚犯被注射二噁英(橙劑的有毒副產品)──劑量較研究原初要求的高468倍。結果是囚犯的臉上、腋窩和腹股溝火山噴發般長出氯痤瘡(一種結合黑頭,囊腫,膿皰,和其他非常糟糕的東西的嚴重痤瘡)。實驗結束很久以後,囚犯仍受到實驗效果的影響。蒙哥馬利醫生顯然對研究很有熱情,他被引述曾說道:「我眼前所見的全是一畝畝的皮膚……就像一個農夫第一次看到肥沃的田地。」蒙哥馬利後來成為雷廷-A(Retin-A),一種主要治療痤瘡的藥物背後的醫生。
 
實驗五:輻照黑癌症患者(Irradiation of Black Cancer Patients)
 
在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花費了大量的時間試圖找出人在核災難中能否生存。一個人體可以接收多少的幅射?這是五角大樓要知道的重要信息,因為他們在瘋狂透頂地發動原子大屠殺時,要知道如何保護美國的士兵。政府選擇在不知情的非裔美國人身上,進行一場秘密實驗。
 
從1960年直到1971年,辛辛那提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的放射科醫生尤基博士(Dr. Eugene Saenger),領導了一場對88名癌症病人照輻射的實驗,他們都是窮人,大部份是黑人,渾身都受到輻射。儘管這種治療癌症的方式早已遭到詬病。病人沒有被要求簽署同意書,也沒有人告訴他們是五角大樓在資助這項研究。
 
醫生們只是簡單說,他們會得到一個可以幫助病情的治療。在整整一小時裡,病人都被20,000 X光幅射值的輻射波照著。結果病人出現噁心、嘔吐、嚴重胃痛、食慾不振以及精神錯亂。一份1972年的報告指出,多達四分之一的患者死於輻射中毒。
 
實驗六:奴隸實驗(Slave Experiments)
 
不足為奇的是,往往出現在美國可恥的奴隸史裡經常出現邪惡實驗。被視為現代婦科之父的J•馬里昂•西姆斯(J. Marion Sims),在1845和1849年間對女性奴隸進行了多次實驗。那些女人患了膀胱陰道瘺,因陰道和膀胱之間的撕裂,受盡拆磨並且失禁,遭到社會排斥。
 
由於西姆斯感覺到手術「沒有足夠的痛苦以證明麻煩的必要」,正如他在1857演講中所說,手術無需麻醉。作為奴隸,女性沒有發言權去表達她們想不想進行手術,有的女奴隸曾經受多達30次的手術。很多為西姆斯博士辯護的人指那些女人原本就是急於求成去治療自己的病情,而當時麻醉是新的、未被證實可用的。無論如何,成為實驗對象的是黑人奴隸而非同樣急求解決病情的白人女性,這個事實的意味不言而喻。
 
實驗七:「密室」( “The Chamber”)
 
回到冷戰時期。在蘇聯秘密警察於蘇聯的古拉格進行的毒藥實驗中,囚犯再次成為受害者。蘇聯希望開發一種無味無臭的、致命的毒氣。
 
在被稱為「密室」的實驗室中,不知情、非自願的囚犯被派予含有蓖麻毒素,洋地黃毒苷和其它混合物的膳食、飲料或「藥物」。雖然古拉格的記錄參差不齊,按推測很多囚犯都不滿意他們的「膳食」。秘密警察最終研發出他們夢寐以求的毒藥,他們稱之為C-2。據目擊者稱,這藥造成實質的物理變化(受害者變矮),受害者隨即變得虛弱,並且在15 分鐘內死亡。
 
實驗八:二戰:邪惡的實驗鼎盛時期
 
即使美國在二戰期間進行了如此邪惡的實驗(如塔斯基吉實驗),我們依然很難不說納粹和日本才是邪惡實驗之王。
 
當然,德國人以他們在集中營裡對猶太囚犯(與及小部份的羅姆人、同性戀者和波蘭人等)作出的實驗著名。1942年,德國空軍將裸體的囚犯淹沒在冰水中長達三小時,來研究寒冷的氣溫對人體的影響,並在實驗後設法令他們恢復體溫。
 
其他囚犯接受鏈球菌、破傷風、氣性壞疽的實驗。他們的血管會被結紮,以創造傷口,作為人工的「戰場」。納粹把木屑和玻璃顆粒深深地擦進囚犯的傷口。目的在於測試名為磺酰胺的抗菌劑的效果。
 
而婦女則被強迫絕育。更可怕的是,一名婦女的乳房被繩子綁住了,以測試經過多長的時間,她以母乳喂養的孩子才會死。為了停止痛苦,她最終殺死了自己的孩子。還有就是臭名昭著的約瑟夫•門格勒(Josef Mengele),他的實驗「專業知識」(“expertise”)是在雙胞胎上進行的。他為雙胞胎注射各種化學品,甚至將兩人縫在一起來製造連體嬰。戰後,門格勒逃往南美,直到在巴西死去,還從來對沒他的邪惡實驗作出回應。
 
為了不被比下去,在抗日戰爭和二戰中,日本肆虐的實驗殘殺了多達20萬人。一些實驗比起納粹有過之而無不及。日軍在沒有麻醉藥協助底下,將人在維持生命的同時切開。四肢被截除,並縫在身體的其他部位。在這過程中,肢體會被冷凍,然後融解,這最終導致壞疽。手榴彈和火焰噴射器是以活生生的人來進行測試的。囚犯會被注入各種細菌和疾病來研究其影響。以指揮官石井四郎為首的731部隊,以生物和化學戰研究的名義進行這些實驗。
 
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731部隊實驗室被摧毀,所有的犯人被處決。石井本人從沒有因他作的邪惡實驗而被起訴。事實是,石井以實驗中獲取的信息,來交換格拉斯•麥克阿瑟(美國著名軍事將領)給予豁免權。
 
實驗九:怪物研究 (The Monster Study)
 
這張遭受邪惡實驗的名單裡的弱勢群體,還要加上兒童。1939年,愛荷華大學語言病理學家溫德爾•約翰遜(Wendell Johnson),和他的研究生瑪麗•都鐸(Mary Tudor),在22個非口吃孤兒身上進行口吃實驗。
 
孩子們被分成兩組。一組給予積極的言語療法,讚揚他們的說話流利。不幸的另一組被給予負面療法,嚴厲批評他們在講話能力上的任何缺陷,將他們標籤為口吃。
 
這個殘酷的實驗結果是,在負面療法組裡的孩子,沒有全面地轉化成口吃者,他們遭受負面的心理影響,種種在說話問題上的遭遇影響到他們餘下的人生。從前正常的孩子,經過被稱為怪物研究的實驗後,他們焦慮、性格孤僻、沉默不語。一些人長大後,最終起訴美國愛荷華大學,案件在2007處理完畢。
 
實驗十:4.1計劃 (Project 4.1)
 
4.1計劃是對馬紹爾群島原住民進行的醫學研究。1952年比基尼環礁(Bikini Atoll)進行了布拉沃城堡核試,核幅射無可避免地逆風吹到附近島嶼,島民暴露於幅射之下。美國民選政府沒有告知島上的居民這件事,或在研究時治療這些受害者,而是選擇靜靜地看著,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初時,影響是不確定的。在第一個10年裡,流產和死胎增加,但隨即恢復正常。有些孩子有發育問題或發育不良,但沒有一種固定的模式可供檢測。在頭一個10年後,一種模式出現了,而它是醜陋的:上述兒童明顯地患上了甲狀腺癌,卻被視為正常。到1974年,這個受到幅射的島上,有近三分之一的島民長出腫瘤。能源部的報告指出,該部目前之醫療計劃的雙重目標令馬紹爾群島民感到他們被當成核幅射實驗的白老鼠。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