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不為人知的後遺症︰血腥鎮壓為中國科研留下不可磨滅的傷痕

03/06/2014 - 8:53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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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9年,當民眾在天安門廣場聚集要求民主改革的時候,廖先生(Alex Liu)正在中國研究改革開放後如雨後春筍冒起的中小企。三年前他從北京大學畢業;現在他在史丹福大學完成博士學位後,在北大獲得教席。然而他回國僅僅五日就離開崗位,加入廣場上抗議的群眾。 廖先生在六月四日血腥清場之前回到美國。但天安門事件改變了包括廖先生在內,數千名中國科學家的命運,甚至為中國的科學發展帶來深遠影響,其後遺症至今仍未能根治——頂尖科學家大舉逃亡,而學術界的嚴重貪污得到鞏固。「正如政治體制一樣」。當時有份在美國組織抗議行動,現任布魯克AXS研究與業務發展總監的何先生(Bob He)說。 
 
學術自由與政治自由
 
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前數年,中國以前所未見的程度對外開放。有關科學發展與政治自由的爭論激烈。以已故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及科學史家許良英為首的科學家挑戰馬克思主義解讀的科學觀,以及效益為本的研究態度。在1989年2月,42名學者聯署一封公開信,呼籲中央政府釋放政治犯,並要求民主化(見附錄)。他們同時要求增加科研撥款,尤其是支持基礎研究。 
 
這些學者有助推動其後的運動。在同年四月,成千上萬民眾在各省市悼念胡耀邦,而民眾佔領天安門廣場,反對貪污及要求民主。政府最終實施戒嚴並血腥鎮壓。
 
隨後,中國社會科學院開除曾參加抗爭的教職員。不少學者如方勵之那樣流亡海外。而多年來建立的學術聯繫一下子中斷。在天安門擔任「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聯合糾察總長」的社會學家張倫指出,學者變得沉默,只能圍繞與社會不相關的事情打轉。而張倫本人當時亦取道香港流亡法國,先時任教於賽爾奇•蓬多瓦茲大學(University of Cergy-Pontoise)。同時,數以千計的中國留學生選擇不再回國,當中大部份都主修科學。 
到了1992年,在中國留學生的壓力下,美國總統布殊(George H.W. Bush)在國會推動《保護中國學生法案》(Chinese Student Protection Act),讓所有在1989年6月5日至1990年4月11日身處美國的中國公民得到綠卡。正如香港科技大學政治學家崔大偉(David Zweig)指出,這是對中國科學發展的沉重打擊。 
 
在這條法案下,54000人獲得綠卡,當中包括不少科學家。同時亦有數千人透過加拿大和澳洲的同類政策取得居留權。何先生指,這個逃亡潮令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停滯五至十年。而他本人亦是當時沒有回國,繼續留美的學者之一。 
 
學術文化的困境 
 
崔大衛指,利誘精英回國並不容易。在1990年代初,鄧小平宣布政治取態並不重要,以此呼籲留學生回國。到了2000年代,甚至連熱心政治的科學家也獲邀請擔任重要職位。他們面對的是與八九時期截然不同的學術環境——研究經費大增,但政治取態和人脈關係更加重要——撥款和獎項的分配仍由領導層全權決定。俄勒岡大學專責中美科學合作的史特米亞(Richard Suttmeier)指出,這種研究文化難以扭轉。 
透過調查和訪談,崔大衛發現,大部份海外中國科學家認為複雜的社會關係是阻礙他們回國的關鍵。「若不屬於小圈子,或不是在機構領導手下工作,你就不會得到研究經費。」他說。 
 
回國者認同,學術文化窒礙科學發展。一位曾被拒入境,但最終回國領導一所實驗室的知名科學家指出,牢固的階級與缺乏透明度令學術爭論難以發生。雖然情況慢慢改變,但現時由高層分配撥款及缺乏研究者主導項目導致不少資源浪費,而年輕學者亦難以提出與高層相反的見解。「若你的職位較高,人們便會以為你比較正確。」 
 
聘請外援無補於事 
 
上述問題對中國官員來說好像非常陌生。他們一再質疑,為何政府的工作一直無法帶來研究突破,或在中國產生諾貝爾獎得獎者。多年來政府為推動研究,一直致力聘請國外科學家擔任大學委員,以推動院校的體制改革。中國的科學部門甚至徵詢反對者的意見,希望能帶來一些改革。 
不過聘請外援無補於事。「重點不在才能,而是失去生命力。天安門的鎮壓,正正摧毀了整個學術界。」張倫說:「他們能夠訓練工程師與科學家。但真正原創的發明不會在中國出現。」 
 
原文刊載於科學期刊《Science》 
 
附錄:北京科教界42人致中央領導公開信(1989) 
 
趙紫陽總書記、萬里委員長、李先念主席、李鵬總理 並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全國政協、國務院: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思想解放為先導,以開放、改革為基本國策的我國現代化事業已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儘管中間曾出現一些曲折和失誤,但總的發展方向還是順應民心和世界歷史潮流,這個十年確是建國以來最好的時期。然而今天,改革遭到嚴重障礙:腐敗成風,「官倒」猖獗,物價飛漲,人心渙散,教育、科學、文化事業面臨嚴重危機。繼承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傳統的中國知識份子,不能不為此憂心忡忡。為使現代化事業不致夭折,我們這些長期戰鬥在科研、教育、文化第一線上的老年和中年知識份子,本著為國為民的社會責任感,以赤誠的愛國心,懇切地向你們提出如下建議: 
 
(一)在堅持開放、改革的前提下,盡力使政治體制改革(即政治民主化)與經濟改革同步進行。因為世界歷史經驗和中國現實告訴我們,政治民主化(包括法治)是經濟改革和整個現代化事業的必要保證。只有實現民主化,人民才能充分發揮主動性和積極性,全國人民會樂意共同承擔改革過程難以避免的困難,通過群策群力,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而且,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實現民主、讓政權受到廣大人民和有效的輿論監督,「為政清廉」才有可能實現。反之,不受人民監督的政權,就無法杜絕腐敗現象。這一歷史必然規律,早已為人所共知。 
 
(二)政治民主化的首要條件,是切實保證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特別是保證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權利。只要人民能夠暢所欲言,各種不同意見都可以公開發表,對任何領導人的批評不會受到打擊報復,全國就會出現一個活躍、舒暢、和諧的局面,公民的民主意識就得以充分發揚,這是安定團結唯一可靠的保證,改革由此可以順利前進。 (三)防止由於發表不同政治見解的言論和文字而治罪的歷史悲劇重新出現,請責成有關部門釋放一切因思想問題而被判刑或勞動教養的青年。不再因思想定罪,將為我國政治開創一個新紀元。 
 
(四)對不能直接產生經濟效益,但卻決定國家未來命運的教育和科學事業,應予以必要支持,盡可能增加教育經費和科研(尤其是基礎研究)經費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的比重,提高知識份子(包括老、中、青和已離退休的)的生活待遇,使他們不致長期陷於困境。目前已有若干五十年代的一級教授申請困難補助,最近又有七十八歲二級高級工程師因生活困難而跳樓自殺身亡。這顯然不利於現代化事業,也有損國家形象。 
 
以上建議如蒙採納,實是國家民族之大幸,七十年前「五四」運動先驅者宣導的民主和科學得以在中華大地上真正發揚光大,也將為建國四十周年創造喜慶的氣氛。     
 
此致
敬禮 錢臨照、王淦昌、施雅嵐、許良英、過興光、薛禹谷、葉篤正、黃宗甄、胡世華、 朱兆祥、周明鎮、許國志、蔣麗金、孫克定、汪 容、劉源張、茅于軾、胡濟民、嚴仁賡、張宣三、杜汝楫、于浩成、張顯揚、李洪林、包遵信、劉盛際、邵燕祥、 吳祖光、王來棣、顧知微、戈革、劉遼、張昭慶、梁曉光、張崇華、厚美瑛、 吳國禎、蔡詩東、曹俊喜、蕭淑熙、周禮全、梁志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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