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代人養家生計 上水小販：我犯條例無犯罪

【惟工新聞】4月7日上水彩園小販遭房屋署人員暴力圍捕，五名小販遭檢控，於今日上庭。數名義工到場，展示「自主營生，基本人權；小販謀生，何罪之有」的橫額，聲援小販。小販分別遭罰款$1,000至$1,500，亦有公屋住戶恐被扣分，「總分得16分，拉一次就扣7分，拉多兩次，屋都無得住」。

難抵重罰：「再咁落去，小販會絕跡」

據義工表示，圍捕以後，小販仍然堅持擺賣，自力營生，為街坊提供宵夜。然而房署食環打壓不斷。房署曾在小販擺賣處後面的花槽淋上異味肥料，又在擺賣的行人路上放置大型花壇與圍欄，「房署用埋曬啲陰招，一味想縮窄小販營生空間」。住上水的義工反映，上水街坊對於房署的擾民措施怨聲載道。

本周一，小販再次遭食環處突擊追捕，三輛小販車被沒收。義工屈指一算：「計下數，一個月內收咗兩部車，每部要千幾蚊，加埋罰款千五，有啲小販呢個月就無咗三千幾四千蚊。依家生意慘淡，做埋都可能維唔到皮。」有小販憂心，當局繼續嚴厲打壓，不聽取小販和市民的訴求，上水彩園夜市很大可能會絕跡於街道。

兩代做小販養家：「我無犯罪」

賣藥饍雞腳的小販虹姐被告三條罪，共罰款千五元。她向記者引述當年姐姐在庭上對法官說的話：「我靠雙手搵食，依家係犯咗條例，但係我無犯罪。」

現年70歲的虹姐，並不是家裡唯一的小販，對上的一代，還住在粉嶺的時候，爸爸在家門前搭棚，種花種菜、養雞養豬，媽媽則在外面擺檔，就這樣養大了七姐妹。虹姐小學成績名列前茅，讀到六年班都不用交學費，更因成績優異升讀九龍真光中學。然而排行第三的虹姐，為了幫補家計，只讀了三個月便輟學，與媽媽、大姐三人各擺一檔，「阿媽賣花，大家姐賣雞，我賣菜。日頭擺檔，夜晚穿膠花，其他細妹就可以繼續讀書。」

虹姐指著不遠處的高樓，「嗰度原本係座山嚟咖，我廿二歲結婚，差唔多呢個時間，政府開始收地起樓，搞搞下就變成依家咁，無晒田無晒山啦。」後來虹姐一家由粉嶺走到上水擺賣，「無手推車咖，我哋用擔挑擔啲嘢行路去上水，擔到膊頭都起晒枕。」

七十年代以後，政府收緊小販政策，虹姐外出打工，「我做過十幾份工啊，工廠妹、做藤器、酒樓大家姐、洗碗……到咗五十幾六十歲，老啦，無人請，我又做返小販。」一做就是十四載，做到如今「仔大女大」，兩代小販，養活了三代人。記者問虹姐十多年來，上過多少次法庭交罰款，她想了想，笑說：「多到唔記得啦。」

老街坊憶當年：「個個都係咁擺，好自律好熱鬧」

作為粉嶺老街坊，虹姐見證著粉嶺城市化以前的面貌。她指著法院門口空地與旁邊的街道，「細個嗰陣，我地就係呢度種田，係呢度擺檔。嗰陣十個有九個都係做小販咖，好多低下層都係咁樣維生。成日聽到左鄰右理嗌：『開檔囉！』『出嚟未啊？』『你行先啦，我就到咖啦！』個個都係咁擺，好自律好熱鬧咖」。

小販檔擺滿田基路，大家關係融洽，「就算多人，都無話因為爭排位而打交嘅，有人會放舊石喺地下、有人用舊石砸住個籮、有人用兩舊石砸住條紅繩咁嚟劃位，掃街嗰啲都知咩事，唔會掃走佢。」「嗰時菜啊肉啊乜都有人賣，有時屋企唔著嘅衫都拎出嚟賣，又真係有人買咖。」貌似今日的天光墟，不同的是，以前大家都見得光。

虹姐憶述，還未有小販管理隊的年代，普通巡守警員都不會拘捕小販，只有俗稱「紅膊頭」的佐級軍裝部員巡查時才會掃蕩，「巡更嗰啲差佬會早一日同我哋講，聽日紅膊頭會過嚟。基本上都無咩小販會俾人拉。」

為保商界利潤 食環房署領匯總動員

香港政府歷來有管制小販的措拖，但要到七十年代才正式痛下殺手。為催谷工業發展，政府自1972年與1979年分別停發流動小販及固定小販牌照，嘗試逼使市民流入工廠打工，增加勞動力供應以便廠家壓低工資。

到八十年代區議會崛興，大肆掃蕩小販屢屢成為各區爭奪「政績」的手段。然而，八十至九十年代的上水小販打壓程度相對較輕，根據北區區議會工作報告記錄，85至94年期間僅接獲6宗有關小販的投訴。

直到2005年領匯上市，公屋商場私有化後，公共屋邨範圍之內對流動小販的打壓亦越見苛刻。鄰近港鐵站的彩園邨商場2011年大手翻新後易名為「彩園廣場」，引入多間連鎖店及高級店舖，附近一帶的小販才開始遭領匯屬下的外判保安員加緊驅逐。現在即使小販不在領匯管理範圍擺賣，亦遭領匯職員向食環舉報。義工表示，在食環房署領匯多方聯手打壓下，小販承受巨大心理壓力，經營日益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