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工運縱橫】從外籍傭工回顧苦力貿易

29/04/2014 - 7:05pm
Share

(圖為饒宗頤文化館,原址為華工屯宿,即「豬仔館」)

去年我在香港工運導賞團中談華工出國謀生的苦況,向團員提出我們身邊也有一批離鄉別井的外傭,應注意是否會讓外傭重蹈華工的覆轍,今天竟有一位港人如此兇殘,讓出國謀生者苦上加苦。現在這裏開專欄,我再重申:工人階級無祖國,我們都是工人。先談一談我們的祖輩也曾當外傭的歷史。

先賣紅白黑奴  再賣華工豬仔

外籍傭工的歷史可以說是源於大規模販運人口,始於歐洲人開發美洲,把印第安人運回歐洲充當奴隷,稱為「紅奴」。到了十七世紀中葉,紅奴因勞動過度和虐殺而死亡,數量日漸減小,殖民主義另找新的廉價勞動力,開始把歐洲本土「白奴」移殖到美洲。所謂白奴是指歐洲無以為生的窮人和罪犯,被掌權者押往海外殖民地勞動。由於歐洲各國的殖民地不斷擴張,勞動力需求日大,紅奴和白奴不足應用,殖民主義者轉往非洲擄掠非洲人為「黑奴」,在市場上當作商品進行販賣,甚至不惜進行「獵奴戰爭」,以武力捕捉黑奴。進入十九世紀黑奴開始短缺,歐洲社會中的廢除奴隷呼聲日高。英國於1807年宣佈廢除奴隷貿易,取銷奴隸制度,其餘殖民主義國家相繼作出相類似的決定。港英於1844年2月28日通過第1號法例,立例禁止奴隸制度。

英國另一方面卻巧立名目,改以五年制的契約工接替奴隸。先是從印度招募勞工到東南亞,後再從中國招募華工,這就是東南亞各有大量印度人和華人的因由。據估計,從1800年到1940年,東南亞入境華工累計約1,000萬人次。華工對馬來西亞和印尼各島的開發,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和慘痛的犧牲。部份華工是自願出國謀生的,部份是被拐騙的人,兩者的數量各有多少,没有統計數字。

英國以中國人自由出國為幌子,以「契約華工」一詞美化販賣人口的事實,爭取英國在香港的金錢利益。這販賣人口的活動又稱為「苦力貿易」(Coolie Trade),這些出國謀生的華工在商人眼中只是貿易貨物的一種而已,不是「人」。

丁韙良(1827-1916)在《中西見聞錄•古巴近事》中指出,「禁止販賣黑人之議起,諸皆爭先釋放,古巴逼於公論,不得已最後將奴釋放,而重興以羊易牛之法,其所用之羊,則中華之粵人也」(注一),直指契約華工是換湯不換藥的把戲,仍在販賣人口。

十九世紀香港:世界苦力轉運中心

苦力是英文Coolie的音譯,粵語俗稱為「咕喱」,廣義上是指從事體力勞動以賺取工資維生的廉價勞工,狹義上是指在碼頭負責貨物裝卸、建築地盤的運輸工作等。在港英的職業分類上,苦力不光指是指在碼頭、貨倉、煤站、貨船、其他場所以肩挑背扛從事笨重體力的搬運工人,還包括出賣勞力的非技術性工人,如挑夫、清道夫、糞夫、雜工及人力車夫等也屬這一類別,他們主要以勞力來賺取工資。四十年代初以前港英聘用的雜工,工作證上工種一欄寫上Coolie一詞,没有中文名稱。四十年代尾改為Labourer一詞,後再改為Workman,中文則寫上「工人」一詞。在東亞部份國家,Coolie一詞是帶有侮辱成份的用詞。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香港因華工出洋,客運異常興隆。在1851至1872年間,從香港運往美、澳和東南亞的華工總數為32萬餘人。而據香港海事處報告,僅在1854年11月1日至1855年9月30日不到一年的時間內,結關登載的苦力船就有128艘,其中英國佔61艘,美國佔24艘。在1861至1872年間,從香港啟航的苦力船達426艘。上述數字說明當時香港的苦力貿易達到何等巨大的規模。從香港駛往美國太平洋沿岸的苦力船,每人運費成本不足5元,但每張船票的售價卻為55元,盈利率高達10倍。承運華工出洋成為了當時航運界獲利最多的生意,例如,以1852年去三藩市的3萬名華工每人船費50元計,船東和經紀人即可收入150萬元。

由於追逐客運利潤,各航運業主之間競爭劇烈。超載和扣減糧食、飲用食水是他們的不二法門。苦力在長達數10日甚至數百日的漫長航程中,整天囚在艙底,不許動彈,加之飲水、食物不足,又空氣污濁,缺醫少藥,過著非人生活,因此死亡率極高。據統計,從1850至1856年間,華工出洋死亡率平均達25.2%。同一時期從香港出發到秘魯三藩市和古巴的苦力船上,先後發生4次嚴重死亡事故。死亡率最高的一次竟達66.66%,最低亦為20%。在資本家眼中「生命何價」!

香港在十九世紀時,曾經一度成為世界主要的苦力轉運中心,其重要地位於十九世紀末才逐漸衰落。港英公共工程局就設有「完全是牢房」的豬仔館,以招工館為招牌,外貎似客棧,直至1906年還有23間。美孚的的饒宗頤文化館原是豬仔館,亦稱「華工屯舍」,是現存唯一見證苦力貿易的歷史遺跡,香港的繁榮就建基在這種可恥的貿易上。

苦力貿易大致可分為南洋的「豬仔華工」,拉丁美洲的「契約華工」、美國的「賒單苦力」等三種類型。

豬仔華工指在明末清初,閩粵沿海出國謀生者,一般採取兩種方式出國:一是自發結夥出海,公推一名「客頭」,墊付船資伙食,到海外以勞動所得償還欠債,立有「公憑」為據。這種「公憑」實質上是押身抵債的集體契約。另一種是個體勞動者把自己質押給船戶,到海外找到親友或僱主,墊付所欠船資等費用,約定以勞動償還欠資。約1800年時,馬來西亞的立約期為1年的契約華工,售價墨西哥銀30元。到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發展為以南洋殖民地為中心的「豬仔」販賣制度。先是由僱主委派客頭租下船隻,駛往到閩粵,把華工運到新加坡交給僱主,立約勞動為1年至3年,以工資扣還欠債。

「契約華工」是一種僱主先替華工支付出國船資及伙食費,華工必須為僱主工作一定年限,以償還僱主墊支的費用而訂立的契約形式。與南洋豬仔的販賣不同,這種苦力貿易全由白人經營,由各地殖民地政府撥出專款,委派招工專員,或組織「移民公司」,由代理人、苦力販子以及苦力船的船長,到中國沿海口岸進行「招募」。華工運到殖民地即被公開拍賣,售給種植園、礦山、鐵路等。

「賒單苦力」是以「賒單」方式招聘華工到美國西部,從事開發的苦役工作。「賒單」是粵語,賒欠船票之意,賒單苦力主要來自珠江三角洲,幾乎全部都是從香港出國。港英硬說他們是「自由移民」,實為押身抵債的契約勞工。1849年,上海英商祥盛洋行運 200名華工到三藩市,華工都簽了償債契約,每人欠船資、伙食、安家等費125元。1850至1880年,美國西部開發當中,築鐵路、開礦、大面積整治窪澇地等等重大工程都大量利用廉價華工。

勞動力輸出北美  苦力船費超越政府全年收入

在美國路易西安那州一個甘蔗園的合同內容:

「1.簽約工人欠招募人一百美元旅費。此款將從工資扣除;2.本合同五年為期,每月工資七美元;3.每天勞動時間,自日出到日落,其間有一小時作、早午餐;4.在忙季,工人必須在晚間作工。超過六小時的夜間加班費是五角;5.工人亦須在僱主家做家務。」(注二)

苦力貿易為香港帶來了巨大的財富,對香港日後的經濟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它不但刺激了有關商業的興旺,也促使了香港對三藩市貿易的蓬勃發展,更是令兩地銀行業發達的重要因素之一。

歐美船東從苦力貿易中獲得了很大的直接利益,刺激他們添製新船,繼而大大帶動了香港航運業的發展。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一艘排水量850噸的苦力船,年租可得85,000元。以1852年經香港去美國加利福利尼亞約有3萬餘名華工,以每人船費50銀元計,該年船費共達150萬銀元。是年香港每月流通的貨幣只有5萬6千多元,港英的年收入亦只有近10萬元,由此可見苦力貿易帶來的巨大商機(注三)。以怡和洋行為例,1854年的一次航行即獲利9萬元。從苦力貿易中所得的巨大利益促進了香港航運業的發展。從1854至1859年的5年間,香港遠洋航運平均每年增加船隻487艘,增加噸位25萬1千噸,年增長率68%。

當時華工大都一貧如洗,未能立即支付船費,因此代理人都會以較船公司更高的價格將船票轉售給華工,華工便要以4%至8%的年利率向代理人繳付欠下的船費,以至有些華工須工作兩年才能清還欠款(注四)。在我們身的外傭也有相類似情況存在,為了來港工作欠下中介公司一筆大數目的款項,未見有關當局認真的正視。任由剥削繼續存在。

苦力貿易也促進了香港和三藩市的貿易發展。由於舊金山的物價隨人口突增而暴漲,再加上華工一般都不習慣外地的生活習慣,因此該地華工的生活必需品均由香港供應,其中包括衣服、食物,甚至木屋配件(注五)。僅1848年香港已有23艘船運送上述貨品到美國加洲,令香港的航運業興旺,亦衍生了多種商機。

香港經營北美業務的稱為「金山莊」,為出外謀生的華人提供出租床位,銀轉會、貨物貿易、代送交手信等。即將出國的華工會先到香港等候乘大輪船出洋,他們會在金山莊租床位短暫居住,金山莊包辦他們的食宿。華工到達目的地後匯款回國會托金山莊處理有關事宜,他們在外地的穿食亦會托金山莊在家鄉採購。家人亦會托金山莊將物品帶給華工。

販賣人口  一業養百行

香港不僅是重要的華工輸出港,而且是各國苦力船進行維修、改裝設備和補充給養的基地。在苦力貿易黃金時期中,香港的船舶維修、食品加工和飲食業等,無不從中大獲其利。

苦力貿易也是令香港銀行業發達的重要因素。出洋的苦力需要把薪金匯回家鄉,而當然只有香港的新式銀行能經辦此項匯兌業務,因此有大利可圖,惠及信譽良好的金山莊。在美的華工每月薪金只有30至35美元,再付伙食費15至18美元,其實所餘無幾。但勤勞儉樸的華工力求節省每一分錢以供家用,因此他們每年仍有錢給家裏匯款,估計每人年均可匯回30美元。此項匯款活動數量逐年增大,並成為香港銀行業發達的重要因素。,香港和新加坡成為東南亞華僑匯款中心(注六)。

東南亞匯款由一名水客收集,來往客人的家鄉和工作點傳遞消息,把零細的匯款親自帶回國。在代理店匯集成大額的匯款則通過各種各樣的金融網絡送到香港分店。商人會利用匯款在東南亞購貨,貨物入口中國後從銷售額中扣除(注七)。泰國批局以匯款購買大米、木材為主,首先向銀號預約期貨,然後計價格接受匯款,賣掉實物(注八)。

匯豐早已注意華工出國的情况,在華僑集中的日本東京、泰國曼谷、菲律賓馬尼拉、馬來西亞馬六甲市、檳榔嶼、越南胡志明市、新加坡、美國三藩市等地設立分支機構。1886年來自僑匯中心之一的廈門報導:在那裏匯豐的匯票深得當地紳商信任。匯豐的鈔票在這一帶廣為流傳。泉州、漳州、廈門等各鄉在外國從事貿易者,每年冬季大部份由菲律賓、新加坡各地匯到廈門,支銀回鄉渡歲。數目約有一百二三十萬,主要由匯豐負責。到了1903年,在南洋工作的廈門人有50萬人,每年滙款額達1000萬美以上,因此匯豐在廈門開設分行處理華僑的匯款,經香港將匯款寄往福建各僑鄉(注九)。

在香港大約70有間店鋪進行大米入口同時處理金銀和匯款業務(注十)。

以上事實都表明苦力貿易是促使香港經濟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起逐漸上升的重要因素。繁榮,就藉著這可恥的貿易打下基礎。

洋行華商分一杯羹  何東父親損手破產

在香港從事苦力貿易的主要有三種人:一是船舶的船長;二是西方殖民政府派來的「移民」代辦;三是在華經商多年的英美商人以及與他們勾結的當地客頭,他們是苦力貿易的骨幹。最初經營加洲苦力客運的兩家行號分別是和行(Wo Hang) 以及興和行 (Hing Wo),後來又增加怡和洋行和寶順洋行(Dent & Co,顚地洋行)等。香港華商李陞亦有參予賣豬仔。

苦力貿易刺激下,1854至1959年的5年間,香港遠洋航運平均每年增加船隻艘,增加噸位251,350噸,年增長率為68%(注十一)。旅店業興旺,金山莊、南洋莊誔生。

香港利氏家族的利良奕從開平賣豬仔到美國三藩市,1896年回鄉,遷到香港。先施百貨的馬應彪的父親以賣豬仔的形式到澳洲做礦工(注十二)。

何東的父親何仕文(Charles Henri Maurice Bosman,1839-1892),主持谷文霎及波士文公司(Koopmanchap & Bosman & Co.)業務。谷文霎及波士文公司主要從事苦力貿易(注十三),1869年谷文霎及波士文公司未能提供足夠華工付運美國,要賠償對方損失宣佈破產,出售資產(注十四)。

1867年,香港首席按察司約翰•斯梅爾(John Smale,司馬理,1805-1882)與法官詹姆士•懷特奧爾指責苦力貿易是一門「可恥的生意」,聯名上書港督麥當奴提出關於苦力出洋問題的呈文,指出:「如果不是由英國和法國使用武力在中國奪得立足據點,苦力貿易便無從發生,並且也是可以由中國政府一舉掃除的。因此,我們英國人,覺得英國應對不斷為人類文明造成玷污的苦力貿易負一定責任。」 「至於這門行業之可恥,那是無可諱言……應當讓掛英國旗的船隻,完全退出這門可恥行業。」(注十五)斯梅爾以人類文明角度出發,指英國應為苦力貿易負責,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苦力貿易的金錢益高於道德操守,英國没有任何行動退出這門可恥行業。斯梅爾在另一個有關人類文明問題──解放妹仔,也以人類文明角度發言,寫好一個「人」字。

羞恥之城  猶欠反省

香港繼鴉片貿易後,又再進行另一項不道德交易,令香港再次蒙羞。香港的繁榮,就是在不道德的毒品鴉片和販賣人口的苦力貿易打下基礎。這就是我決不忘懷的羞恥,我們何時可以為這數10萬的苦力設立紀念點,供人憑弔、反省,要不斷的反省才可寫好一個「人」字。

回看華工出國歷史,觀察身邊的外籍傭工受人欺凌,部份人的遭遇有如昔的華工,深覺資本主義日漸腐化,我們没有反省歷史敎訓,在建立繁榮的大前提下,惟利是圖,完全没有道德操守。

注釋
一.    韋慶遠著:《晚清華工出洋與珠江三角洲社會》,載:韋慶遠著:《澳門史論稿》,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第211頁。
二.    陳依範著:《美國華人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84,第32-33頁。
三.    蔡思行:《香港史100件大事》(上),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2,第62頁。
四.    同上。
五.    同上。
六.    濱下武志 :《香港大視野──亞洲網絡中心》,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1997,第6頁。
七.    同上,第7-8頁。
八.    同上,第67-69頁。
九.    劉詩平 :《金融帝國──滙豐》,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新增修訂版,2009,第90-93頁。
十.    同注六,第66頁。
十一. 劉蜀永著 :《20世紀的香港經濟》,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新增修訂版,2004,第4頁。
十二. 劉智鵬:《香港華人菁英的冒起》,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3,第3頁。
十三. 梁雄基:《中西融合•羅何錦姿》,香港,三聯(香港)有限公司,2012,第41頁;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十四. 同上,第41-44頁,引:《孖剌西報》,香港,1869年4月16日。
十五. 劉澤生:《香港夜譚》,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第157-158頁。

Share

梁寶龍,筆名「龍少爺」,中五畢業,八十年代開始業餘研究中國工運史,現因病退休全身投入,以香港資料為主研究香港工運史和二十年代國際工運史。若有興趣進一步研討交流,歡迎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