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育如何被摧毀?

03/03/2014 - 7:43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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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美國著名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在上月初與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的兼職教師協會(Adjunct Faculty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eelworkers )成員對話,內容談到美國大學商業化如何壓逼僱員及學生、工作職位的零散化如何增加對學生及僱員的規訓及控制,以及他對教育本身的願景為何等。他對大學制度的批判不止適用於美國,而是整個市場化、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趨勢,甚至適用於世界各地。美國獨立媒體Alternet刊登對話全文,惟工新聞特此翻譯。
 
論終身教職與臨時職位
 
(註:終身教職軌制tenure track為美國聘請教授的制度,若已獲取終身職位,那就不需要每年續約,否則就每年要續約再評估能否晉升職位)
 
這是商業模式的其中一環。這跟工廠裡聘用臨時工,或者在沃爾瑪(Wal-Mart,美國大型連鎖超市)裡的「助理」職位一樣,總之僱員就得不到福利。這是企業商業模式的其中一部份,目的是減少勞工成本及使勞工更乖馴。當大學企業化,就像過去整個世代發生的新自由主義改革(Neoliberal,主張私有化及市場化的改革)侵害著人們一樣,其商業模式意味著必須把價錢有那麼低壓到那麼低。大學的有效擁有者是信托人(或者立法機關,在部份國立大學),他們想要將成本降低,而且確定勞工都是溫馴及服從的。做到這一點的最主要辦法便是靠臨時工。你在各間大學也見到這個現象,就是在新自由主義盛行之時,更多的臨時工被聘請了。它的目的是將社會分成兩個群組:一組是獲得所有的富人(plutonomy,一個花旗銀行向投資者推銷時創造專有名詞),全球最多的財富都主要集中在美國等地方;另一組,亦即是剩下來的人,便成為了「不穩定的無產者」(precariat),過著不穩定的生活。
 
這個想法有時是頗公開的。當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前聯儲局主席)在1997年為其創造的經濟成果作證時,他直截了當地說,其中一個使得經濟成功的基礎便是將勞工投入「更不安全」的處境。如果勞工得不到保障,這會使得社會更「健康」,因為若果工人都不感到安全,他們便不會要求加薪金、不會搞罷工、不會要求甚麼福利。他們會被動地、欣慰地服務其主人。而這就是最適合企業的健康經濟。當時經濟向好、格林斯潘受盡讚賞,所有人都覺得他的說法非常合理。
 
好了,我們將這點轉移到大學裡:怎麼可以讓勞工「更不安全」?最主要是,不再給予職位的保證,讓人們懸掛在一條隨時被切斷的枝幹上,那麼他們就會收聲,拿著微薄的工資工作下去;當他們被允許下一年繼續在這淒慘的處境下工作,他們就會感到滿足而不再要求更多。這就是從企業角度來看,如何讓社會變得有效率及健康的辦法。當大學步向企業商業模式,「不穩性」(precarity)便是他們所施加的辦法。
 
這是其中一個層面,但這裡還有其他更像私人工廠的各個層面,例如大幅增加其行政及官僚體系。如果你要控制人們,你必須有行政上的力量去完成這任務。所以美國工廠比其他地方有著更多的行政部門,這裡有一層又一層的管理──一種經濟上的浪費,但對操控及管治非常有用。同樣的情況在大學裡發生,在過去30至40年間,行政人員佔大學學院及學生的比例急升,學院及學生的比例一直都差不多,但行政人員佔的比例升得很快。
 
有一本由金斯堡(Benjamin Ginsberg,政治學教授)寫的好書叫《the fall of  the faculty》 ,便是描述商業化下大學出現了極大量行政人員,他們很多都坐擁高薪厚職。當中包括了很多專業的管理者,如學院院長(dean),他們本來是學院裡的成員,花了幾年時間去培養其管理能力,然後再走進學院裡。現在他們通通都是專業級的,他們也會聘請副院長、秘書,諸如此類,使整個依從於管理者的系統得以繁殖。這一切便是大學商業化的另一個體現。
 
但是,使用廉價及脆弱的勞工是商業機構常做的事,它的歷史幾乎就跟私人企業一樣古老,然後工會就出來反擊了。在大學,廉價、脆弱的勞工意味著兼職教師及研究生。因為不同原因,研究生甚至更加脆弱。整個想法是將教育轉移到「不安全」的勞工,用以加強規訓與控制,但同時亦使大學有更多錢可以投放在教學以外的地方。這樣做的成本當然是由學生,以及擔任這些脆弱職位的人們所付出。但這不就是一個商業的社會的基本特徵──將成本轉移予人們。
 
事實上,經濟學家暗地裡支持這種做法。舉個例,假若你在檢查自己帳戶時發現了錯誤,然後你要求銀行去修改它。好了,你知道會發生甚麼。你打電話給他們,你會收到一個段錄音告訴你:「我們愛你,這是一個菜單。」或者這個菜單有你想要東西,或者它根本沒有。若果你那麼幸運選對了正確的選項,你會聽到一段音樂,間中會有一段語音告訴你:「請稍等,我們重視你的事務。」終於,經過某段時間,你或者會找到一個人類,他會讓你問一些短問題。這就是經濟學家所謂的「效率」。透過一些經濟措施,那系統減少了銀行的勞工成本──當然它只是將成本轉嫁給你,而無數的使用者使得它節省的成本更龐大。如果你留意社會的運作方式,你會發覺這種事情無處不在。所以大學將成本轉嫁予學生及無終身教職的教師,只為令他們更難感到安全。所有都與企業商業模式一致。這損害了教育,但教育不是他們的目標。
 
事實上,若你看得更遠,這個問題可以變得更深邃。如果你回到1970年代初那起點,人們都在關注那些1960年代不同政治光譜上的抗爭;而這一般被稱之為「麻煩的時代」(the time of troubles)。它曾經是「麻煩的時代」,因為國家正在變得文明,而這卻非常危險。人們熱烈地投入政治活動,而且正在爭取不同群體的「特殊利益」(special interest),就像女性、勞工、農夫、年輕、年老諸如此類。這卻換來了一次反彈。有一本書叫《民主的危機》,由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出版,是自由主義陣營的出版物。他們曾非常關心所謂「民主的危機」,即是我們擁有太多民主了。在1960年代,政府受著人們的壓力,不同群體都想爭取他們的「特殊利益」,而這給予國家太多的壓力──你可不能這樣做啊!有一種特殊利益卻不曾受政府所阻止,那就是企業的利益,因為它們的利益就是「國家的利益」,企業本來就要控制國家,所以我們就不談它們了。不過這一堆「特殊利益」實在造成不少問題,然而他們就說「我們需要更節制的民主」,公眾開始走回頭路,變得被動及麻木。那一幫人亦非常關心學校及大學,他們說學校沒有盡本份「教導好年輕人」。你可以見到有一大堆學生運動(公民權利運動、反戰運動、女性主義運動、環保運動),都反映了年輕人沒有被教好吧。
 
那你要怎樣去教導年輕人?有幾種方法。第一是讓他們毫無希望地負上沉重的學債。債務是一個陷阱,特別是學生債務,比信用卡債務還要重。這是把你困住一生的陷阱,因為法律本來就支持債務,讓你無辦法擺脫它。如果企業債務太多,那可以申請破產,但個人幾乎無法透過破產去抵銷所有債務。這就是一種規訓的技巧。我沒有說這是有意識地安置入去的,但這很明顯有其影響力。而且這很難說有甚麼經濟考慮在內,看看世界各地:高等教育大部份都是免費。一些高等教育辦得不錯的國家裡,例如在所有時期內都是頂級的芬蘭,高等教育是免費的。在較窮的國家墨西哥,高等教育辦得平平,而且面對不少經濟困難,高等教育也是免費的。事實上,仔細一點看看美國,如果你回到1940及50年代,高等教育也曾接近免費。美國軍人權利法案(G.I. Bill)賦予大部份人免費教育以應付他們根本不能負擔的大學。這對他們來說是件好事,而且對經濟及社會也很好,這也是經濟增長的其中一個原因。就算在私立大學,教育也接近免費。以我為例,我在1945年到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學費是100美元,現在換算約800美元左右。且要拿到獎學金頗容易的,你可以住在家裡、工作、上學,這不會構成很大代價。現在這就不可能了,我有孫兒在大學讀書,他們要付上學費及工作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對學生來說,這就是規訓的手段。
 
還有另一個教導的方式是截斷教師與學生之間的聯繫:大班教學,臨時老師負著沉重的教務,而且拿著微薄工資苟延過活。因為你沒有任何職業保障你就不能想著自己的仕途,你也不能前進之類。這些全都是規訓、教導、控制的技巧。而這與工廠裡所遇見的一切非常相似,工廠勞工必須要服從、有紀律,他們從不可能決定生產甚麼,決定讓工廠如何運作,因為這是管理者的工作。這正搬到大學裡頭。
 
論高等教育的理想圖像
 
首先,我們放棄那個曾經有過「黃金歲月」(Golden age)的想法吧。事情不一樣,而且在某些部份比現在好,不過遠遠不是完美。傳統的大學是非常階級分明的,民主決策只佔極少部份。1960年代學生運動的其中一個主張便是把大學民主化,將學生代表帶到學院的委員會去,走進去參與決策。這些努力在學生主導下換來了一定程度的成功,現在大部份大學決策時都有一些學生參與了。我覺得這些東西應走多一步:一個民主化的體制,與體制相關的人們,不論是誰(教師、學生、職員)也能參與決定整個體制的本質、它如何運作。工廠也該如此運作。
 
我必須說,這並不是甚麼激進的想法。他們直接來自傳統的自由主義。如果你看密爾(J.S.Mill,英國哲學家),他理所當然地認為工作場所應該由在那裡工作的人們管理及營運──這就是自由與民主。我們看見美國有同樣的主張。你回看勞工騎士團(Knights of Labor,19世紀的美國工會),他們其中一個主張是「引入合作工作系統,以建立一個合作制度並超越支薪制度。」又或者拿別人如杜威(John Dewey,20世紀美國哲學家)為例,他主張勞工要控制工廠,稱此為「工業民主」。他說一旦社會的重要體制(生產、商業、運輸、媒體)不是由民主決定,那麼社會將會被大企業蒙上陰影。這個想法植根於美國歷史及傳統自由主義之上,它同樣應應用到大學裡。你可能不想關心很多決策,你要保留學生的私隱權,但在不少平常的活動裡,沒有任何理由說明為甚麼直接參與不能合法化,而且它對事情有幫助。
 
論共同管治與勞工控制
 
大學可能是我們社會裡,最接近工人民主控制的一個體制。舉例來說,在一個學系裡,這是很平常的事──擁有終身教職的教師能決定他們的工作內容:他們要教甚麼、他們甚麼時候去教、課程會怎樣安排。所有關於教師實際工作的決定,大多都是由教師自行決定。現在你當然不能越過有更高級的行政人員,學院能推薦教師獲得終身教職,但仍能被院長、主席或者信託人所阻止。這不常發生,但這可以、也會發生……
 
同時,越來越多教師被矮化成臨時勞工,他們只能不穩定地存在而沒有辦法獲得終身教職。我個人認識幾個朋友,他們都一直在講課,但他們並沒有正式的頭銜,而他們需要每年申請以獲得指派職務。這些事不應再次發生。兼職教師的情況開始變得制度化:他們不被允許成為學校決策的一份子,而且他們失去職位保障,這只會加劇問題產生。我想職員也應該有權利去決定學校事務,因為他們也是大學的一部份。所以有很多事情我們可以做,但我覺得我們可以簡單理解為甚麼這個趨勢正在如此發展。他們正在將商業模式套用到每一處,包括我們生命裡的每個角落。那是全世界人民過了40年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這嚴重損害了人民,而曾經有人抵抗它。
 
論「靈活性」的需要
 
「靈活性」是一個對工廠工人來說頗熟悉的名詞。它一部份叫「勞工改革」是為了使勞工更「靈活」,使人們更容易被聘用及解僱。這樣的目的同樣是為了將利潤及控制最大化。「靈活性」看來像件好事,就像使「工人難以安穩」(greater worker insecurity)一樣。先不理相同處境的工廠,大學裡沒有證據說明這是合理的。拿一個處處都發生的「報名不足」(under-enrollment)來說,這並不是一個大問題。我其中一個女兒在大學教書,她有一晚打電話給我,說她的教務被轉移了,因為她其中一個課程的報名人數不足。好的,世界沒有因而停轉,它們只是轉移了教學安排,你可以教第二堂課或者額外加班,或者類似這樣的東西。人們不會因為課程的報讀人數不足而被逐出學校或者感到不安全,這裡有很多辦法可以適應人數的變化。
 
要將勞工變得「靈活」的想法根本是另一種控制及宰制的技巧。為甚麼我們不把這個學期無事可幹的管理者全部踢走?或者信托人?他們在幹甚麼?情況就像工廠裡的高級管理員:如果勞工要變得靈活,那管理員怎麼辦?他們當中大部份都非常無用,甚至很有害呢。所以我們該擺脫他們。只管看看近日的新聞,拿摩根大通的總裁戴蒙(Jamie Dimon)來說,他的工資得到近兩倍的增長,因為他從官司上拯救了銀行,使管理層免於入獄;他只花了200億美元(約1560億港元)罰款來脫罪。嗯,我可以想像擺開這種人反能有利於我們的經濟,但這從不是談論「勞工改革」時所談論的東西。勞動的人們反過來要受罪,他們要變得不安全,不知道明天的麵包要從哪裡而來,然後變得服從及有紀律,也不再要求更多應得的權利。這是一個實行暴政的系統得以運作的辦法,而商業世界就是那麼一個殘暴的系統。當它套用到大學頭上,它反映出同樣的思想,這也不是甚麼秘密。
 
論教育的目的
 
這些爭議可回溯到啟蒙時期,高等教育和大眾教育的議題被提出,不再限於神職人員和貴族的教育。18和19世紀時,兩種模式正備受討論,討論時富有具啟發性的圖像。教育的其中一個形象被描述為一個裝著水的容器。這正是我們今日所說的「為考試而學習」:你將水倒住容器中,容器將水倒回來。但正如我們這批有上學經驗的人都知道,這是一個漏洞頗多的容器。因為你大可為通過考試而死記硬背,一個星期之後就將整個課程忘得一乾二淨。容器模式今天被稱為「一個都不能少」、「考試為本」、「頂尖競賽」……無論它叫什麼也好。而在大學,情況也差不多。啟蒙時期的思想家反對這種模式。
 
另一個模式則被形容為擺出一條繩子,讓學生可以按他自己的興趣或是順繩而行、或是走去其他地方,又或提出疑問。擺出繩子的意義在於舖陳某程度上的結構,使得任何課程,無論是物理也好、其他也好,它都不會渾無秩序,它會有一定的結構。然而,它的目的是為了讓學生能夠獲得探討、創造、創新、挑戰的能力——這就是教育。世界知名的一位物理學家曾在他的新生課程中被問到「我們今個學期會涵蓋什麼呢」,他的答案是:「我們會涵蓋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發現了什麼。」你獲得了向該事挑戰、去創新的能力和自信;你從中學習、從中將材料內化,並可以繼續走下去。這無關你把大堆事實積累,使得你可以在考試時作答,然後於第二天把它們通通忘記。
 
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教學模式。啟蒙的理想模式是第二種,而我認為這也是我們應該追求的理想。由幼兒教育到大學教育,真正的教育應該是這樣子的。事實上,幼稚園有不少符合這理想的課程,它們相當不錯。
 
論對教育的愛
 
我們當然希望院系和學生都能參與到帶來滿足感、富挑戰性的活動之中,而我不認為這有那麼困難。連小孩子都富有創意和好奇之心,他們希望知道事物、明白事物;除非你這份創意和好奇之心被趕走,否則終你一生,它們都會陪伴著你。假如你有機會追尋這些志趣,這會是人生中最令人快樂的東西。對一個物理學家來說,這是真的;對一個木匠來說,這也是真的——你嘗試創造有價值的東西,並嘗試面對困難將之克服,我認為這就是令工作變得吸引的東西,即使它原本不是「非做不可」,你也甘之如飴。在一間運作正常地合理的大學,你發現人們工作不懈是因為他們熱愛工作:他們獲得資源和機會去從事他們希望做的事,他們受鼓勵要自由、獨立和具創意——有什麼比這更棒?這正是他們熱愛的。同樣地,這也可以在任何層面落實。
 
不少於不同層面富想像力和創意的教育課程都值得我們深思。舉例來說,有人剛對我描述了一所高中的科學課程,學生被問到:「一隻蚊子如何在雨中飛行?」當你細想,這個問題還挺難的。假如有人被物件以和雨點打中蚊子的力度可比的力度打中,他們毫無疑問會被壓扁。那麼為什麼蚊子沒有被馬上壓扁?它們為什麼可以繼續飛行?如果你深究下去(這真是蠻難的),你就會發現一大堆數學、物理、生物學的問題,而它們是如此富挑戰性,令你想為它們找出答案。
 
教育,幼兒教育也是,應該是這樣子的。有些幼稚園會給孩子一堆小東西,像石頭、貝殼、種子等等,然後叫孩子找出哪些是種子。開始時有一個「科學研討會」,孩子互相討論,研究如何分辨哪些是種子。當然老師會提供一些指示,但重點是讓孩子自己想。過了一會,他們嘗試過不同實驗,並分辨出哪些是種子。這時候,老師就給孩子一個放大鏡,在老師的協助下,孩子敲開種子,觀看種子的內部,並發現讓種子生長的胚芽。這些孩子真的學習了,真的學習,而且學習了如何發現,而非僅止一些關於種子和令種子成長的東西。他們正在學習發現和創造的樂趣。而這令你可獨立地,在課室和課程之外繼續下去。
 
研究所也是如此。你不應預期學生在一個合理的研究生研討會照抄下你所說的一字一句,你應預期他們告訴你錯了什麼、提出新想法,挑戰或找尋之前沒人想過的方向。
 
每一個層面的真正教育都應如此,這是應該被提倡的。這應是教育的真正目的,這無關把資料塞進人的腦袋、之後漏出,而關乎如何令人變得富創意、能獨立地在發現和創造中得到樂趣,無論他們的志趣為何。
 
對兼職教師工會的建議
 
你比我更清楚甚麼需要做,那些問題你正面對著。去做該做一切。不要被嚇倒,不要害怕,要知道只要有意志去爭取,我們才是未來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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