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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係改變唔到社會,但更多時間係等呢個機會」——九年記者生涯的堅持與妥協

01/11/2019 - 11:08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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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腳、馬眼、神仙肚」,這句由上世代流傳的口號,描述的是香港傳媒業僱員多年來的工作環境:為及時採訪報導,不單要第一時間到達現場,更要一眼關七,適應不規律的生活作息。現代記者面對的,看來起碼再要多加幾項——影相、拍片、直播,還要能忍受跑輸通脹的微薄收入。年輕一輩記者能熬個兩三年已是相當「捱得」,能熬過初入職滿腔熱血的時期,又是否能見到苦盡甘來的一天?在傳媒業實踐理念,所需付出的代價又有什麼?對於曾在媒體行業任職近十年時間,曾經歷「搏殺」日子的袁慧妍來說,在主流媒體嘗試實踐理念,記者首先要習慣的是「等」及「交換」。

新入職恍如木人巷 無限 workload 中找尋志向

袁慧妍從香港大學傳理系畢業,但擔任記者的歷程在本科生日子已開始。由大一暑假在《蘋果日報》任實習生,其後一直擔任兼職記者,畢業後獲正式錄用。入行歷程暢順,或多或少是源於從小對記者職業的憧憬:「嗰陣我去港大面試,教授問我點解想做記者,我都好誠實答嘅,第一係細個已經覺得電視機主播可以講到咁多我唔知嘅嘢係好神奇。點解電視機入面個人知咁多嘢嘅?所以好細個已經諗緊到底新聞係啲乜呢。第二就係想搵一個真相出嚟,覺得去報道真相,個社會係咪會公義啲呢?之後唔知點解教授就話好鍾意我,即刻話會收。」


大學畢業時,袁慧妍已在蘋果日報擔任兼職記者達兩年(圖: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

畢業後在蘋果港聞版工作了兩年,不同版位、題材的稿題也試過,由「李八方」的政治八啩新聞,到監察酒樓使用魚翅情況、到報導2010年菲律賓人質事件,袁慧妍都曾著手。

入職初年往往很難熬。回憶開初接觸報業分秒必爭的工作環境,加上大學時期學到的業界知識有限,要短時間內學習大量技能亦曾因工作效率低而被上司嚴厲責罵。不過更難熬的,或許是新入職時,要獨攬最麻煩的工作那段時期:「新入行係要捱嘅,捱嘅意思係,要喺出面食風食十幾個鐘嗰個又係你,要同時就四個唔同議題扑咪嗰個都係你。」不過,在她眼中,這段時期亦是新人快速成長的時候。「你試吓落街做街訪你就明,做街訪簡直係一項訓練,你能唔能夠攞到想要既 soundbite,問唔問到要問嘅嘢,仲要識睇眉頭眼額,究竟呢個人係咪會留低同你講多兩句。」她認為,難熬的日子是報館訓練新記者的方法。「係唔好受嘅,但我亦唔會全盤否定佢哋某一種訓練方式。」


提到那些不感興趣的工作,她談到在《蘋果日報》曾著手一則關於可口可樂減容量的新聞:「點解可口可樂由355毫升改到330毫升要做A1?我而家都理解唔到,飲少啲可樂會死㗎咩?」

亦是在報館當記者的兩年,她逐漸摸清自己真正關注的社會議題。雖然並非生於富裕家庭,袁慧妍直言從小到大父母皆努力工作為她提供所需。加上就讀 band 1 中學,又升讀香港大學,她一直深信只要循規蹈矩,跟隨社會提供的道路就能過優渥的生活。直到當上記者,她才發現社會上有眾多不同因素令好一部分人要過上困苦的生活。她憶述2011年採訪一名居住工廈劏房的大學畢業生,才發現原來即使是年青力壯、大學畢業,也有可能被迫處於貧困之中。「我無諗過會有人話俾我知『我好耐無坐過梳化,因為我間房根本無』,而我嗰陣聽緊電話就係坐喺梳化聽佢講。」

隨著有機會採訪殘疾人士、劏房戶等基層群體,袁慧妍感受到自己最想報的,並不是鎂光燈所聚焦的政治爭議和社會熱話。「好多人關心嘅,其實就係我無興趣做嘅嘢,因為好多人做緊,使乜我去做?我成日想發掘一啲未有人做嘅(題目),或者無乜人關心嘅人,可唔可以俾個平台佢講吓嘢呢?」提到她一直堅持書寫的殘疾人士新聞,她坦言此範疇一直是「票房毒藥」,往往最少人有興趣,但她仍堅持報導。

轉戰雜誌社 實踐理念要靠「交換」

在報館的數年,雖有機會接觸大量不同議題,但由於工作節奏快,每篇報導能觸及的深度也相當有限。「時代嘅走法係,除咗要有片,仲要快,結果係忙得太緊要。嗰時我成日覺得啲新聞係咪可以寫得深入啲,精緻啲?可唔可以唔好為咗快,拿拿林就算?」數百字一篇報導的限制,結果是每位受訪者的故事只能匆匆帶過,連「坐低慢慢傾、慢慢寫」的空間也不容許。正是這種創作限制讓她決定離開供職四年的《蘋果》,轉戰雜誌社。

離開報館,袁慧妍先是在《東周刊》擔任記者。後來卻因政治立場難以相容,以及難以配合工作氣氛,只逗留了九個月即離開。輾轉之下,舊上司挖角,在2013年她又回到舊東主壹傳媒旗下的媒體,加入《壹週刊》政治組,一直做到2017年才離職。

喜歡報導弱勢故事,又何以加盟政治組?「我本身唔係好鍾意做政治故仔,但我老細嗰時叫我入去做,就話『叫就叫政治組㗎唧,有其他故仔可以照做㗎嘛!』」原本打算打著「政治」旗號涉獵其他範疇,豈料實踐自我的空間卻隨年資增長而收窄。進入《壹週刊》後,袁慧妍曾被委派集中跟進數個議題,首先是2013年碼頭罷工,然後由2013年中開始長期跟進「佔中」動向,直至2015年初。「佔中」及雨傘運動風波大致平息後,她先後負責跟進新界東立法會補選以及2017年特首選舉。在《壹週刊》的日子,她發現自己愈來愈把心力放在不感興趣的議題上。「頂唔順要做咁多選舉。我跟本唔鐘意做選舉新聞,因為睇到太多人性。」

除此以外,平時還要「食」許多自己不太願意做,但求催谷收視的稿題。「有啲元素我梗係知會爆啦,嗰啲乜鬼嘢『出租男友』放蛇故,八啩吖嘛。呢啲你預咗爆先做,你預咗你要交一啲故仔去換其他你想做嘅嘢。」隨著年資增長,她愈來愈清楚,要在主流媒體實踐自己認為要做的事,或多或少有「交換」元素。「我曾經都有急躁嘅時候,好想每篇都即時有影響力。但做耐咗就知道係一種交換,可能做99或999單都係好悶或好無意思,可能只有一單係有意思,但如果嗰一單就係咁爆咗出嚟,令到有啲嘢改變到,咁好值得交換喎。」

「交換」的方法就是,要向老闆妥協,先將政治新聞及其他枯燥乏味的稿題完成,換取空間寫自己真正關注的議題。在《壹週刊》,每星期各組別記者及採訪主任聚首一堂,商議下星期各人著手的稿題。「嗰陣時 book A,有三四隻故仔,一篇幾千字。咁你有唔同組別,有人物組、黃賭毒組、財經組,所以稿嘅量又唔係好多。但第一,有時會覺得無好嘅故仔交出去好樣衰,第二我自己真係好多嘢想做,所以我都會幾主動去搵唔同故仔。」回想當年提議稿題的積極程度,她想起在初入行時已相當進取,甚至在《蘋果》時期曾因此間接得失同事:「當年有啲同事半講笑就話『使唔使咁認真吖後生女……』以前好想做勞工或殘疾故仔,但的確可能碰觸到一啲位,令老細覺得點解跟開嗰位同事 check 唔到㗎呢?嗰陣可能細個唔識。」

不過,這種「交換」能夠成立,除了靠她自己爭取,亦需倚靠一個合拍的上司。「我諗係做嘢嘅方法,大家比較通得到,比如我未講完我要講嘅嘢,佢就會話:『啊你想咁,好吖。』有種互信喺度。」在她記憶當中,提出過的的稿題有九成以上都獲上司支持。

袁慧妍個人的勤奮,加上各種助力,結果是在狹窄的空間中,仍能實行自己想做的題目。甚至是同事間不大支持的稿題也能力排眾議、付諸實踐。2014年6月,上千人連續四個星期五聚集在政總外反對新界東北撥款。6月14日,有人發現警察喬裝成示威者潛入集會現場。袁慧妍看不過眼,在會議上提出6月20日到集會進行調查報導。「嗰陣時啲同事反應一般,佢哋覺得差人執行職務有咩問題唧,但係我覺得呢個係公唔公道嘅問題,同埋有咩需要到警察喬裝先?」後來上司仍容許她嘗試寫這個稿題,而最後亦真的在集會再找到喬裝示威者的警員,並且完成報導。

翻查當年報導,袁慧妍面對警察咄咄逼人的氣勢,或多或少反映了她面對社會不公的不屈:

記者再上前詢問他是否警察,他呆了一呆,三秒後用雨傘擋着記者鏡頭。

便衣︰「唔該你唔好阻住我……我冇必要答你吓嘛!」

記者︰「冇戴委任證係咪違反(內部)規條?」

便衣︰「違反咩呢請問?」

記者︰「警例囉!」

便衣︰「警咩例呀?」

記者︰「你唔係差人?」

便衣︰「係唔係同你有咩關係?」

報導「出街」後,當時的社會反響其實很有限,豈料事隔五年,「反送中」一役有人翻舊案,警惕同路人,對袁慧妍來說也算是意外收獲。「覺得做咗一樣嘢,就算呢樣嘢當刻未至於好多人關注,起碼留咗個底。」

要改變社會  需先學會「等待」

與「雨傘一代」受社會運動啟發而入行的年輕記者一樣,袁慧妍抱著改變社會的願景,以充當第四權為目標加入傳媒行業。不同的是她更早入行,亦比不少年輕記者堅持了更長時間。連同大學時期的兼職日子,她已當了九年記者。在這些年裡,她發現要在崗位中實踐抱負,除了講求一腔熱血,更需要耐性。

袁慧妍憶起雨傘運動結束後,隨著社會又回復平靜,自己則回復之前撰寫枯燥稿題的日子,體會到「靜候時機」的重要性。「唔係想講個假象俾有抗爭過嘅年輕人知,而係想俾佢哋更早知道個現實係點,個現實唔係你改變唔到個社會,但你更多時間同能耐就係喺度等待呢個機會。都係嗰句,唔好諗住速食,啲人可能以為掉個汽油彈個政府就會跪低,就係唔會,等於你唔會寫完一個報導個世界就會變。你要學識接受有三四年時間係唔知自己做緊乜。」

當然,在等待時機以外,如何能在被委派報導的議題中發掘新的角度也很重要。「比如我真係好想講勞工議題,但成場反送中運動剩係講政治,或者剩係講差人,咁可以點?但係咪完全無空間講基層勞工呢,其實唔係,點解要由清潔工負責清洗地鐵站,剷(文宣)貼紙?」亦是在這些情況下,記者才能夠透過寫更多好的文章,獲得上司信任,讓自己免於被委派報導枯燥的新聞。在這裡,「交易」的邏輯又再浮現:「老實講,我總會有自己既自我,覺得自己寫既野係好值得出嘅,咁你就要問下囉,我有啲乜嘢可以 trade 到返嚟,會唔會係有啲故仔都係真係要交,令下次自己有更多 bargaining power。」 “Bargaining power” 這個一般只在求職或勞資談判才出現的概念,在袁慧妍眼中,反倒成為她實踐政治理念必須緊握的武器。

講求耐性的地方不僅於此。袁慧妍在職期間,需要忍耐的遠遠不止這些「難頂」的稿題,還有難頂的人、上司、以及辦公室文化。提到不快的工作經歷,她憶起一次因老闆放假,需要與另一名立場品性皆不合的採訪主任商議稿題。「一個長者男男同志嘅相展,嗰時對呢個議題好有興趣,長者已經無乜人有理,男男同志更加無人睇。但佢地的而且確係香港生活緊嘅一群,好邊緣嘅一群,點解唔可以講?……跟住個上司就話:『咦,咁核突!』直接 ban 咗,我嗰吓真係呆咗,無諗過佢會咁樣駁我。」又有一次,在《壹週刊》各山頭明爭暗鬥之際,另外一組要求在她撰寫的林榮基案報導中加插該組的「獨家」資料。「夾硬要加落去我隻故仔,我梗係滴晒汗啦,梗係問返林榮基覺得有無件咁嘅事。咁當事人就否認咗,話一定唔係,但最後都照出咗(該資料)。呢啲就係老細之間嘅角力,我當時都會嬲。」她直指,《壹週刊》的山頭主義是她最後決定離職的原因之一。

面對多重難關 傳媒業還是實踐理念的地方嗎?

面對繁忙的工作、「有意思/無意思」新聞之間的取捨、職場內各種人事矛盾、員工間的競爭,加上低微收入,年輕記者鬥志被消磨,看來是必然之事。而「等待」能持續多久亦不全是意志問題。在記者行業普遍低微的工資之下,面對隨年齡增長而來的經濟壓力,能留下來的人才是少數。「呢個行業,男嘅入行已經少,留喺度嘅更加少,就係因為啲男仔認為要結婚養家,點樣令太太同屋企人覺得自己俾到一個幸福嘅將來呢。」

也是因此,袁慧妍能夠理解為何不少年青記者最後不能長留在行內。「我覺得未必係佢哋唔堅持,係佢哋無咁嘅機會去將自己想做嘅故仔做得到。因為行頭好細,真係際遇問題,你睇吓有幾多個媒體係咁自由?好多人話『唔做呢間咪去網媒啦』,喂《立場新聞》都執過啦,你估《眾新聞》好易捱、《端》好易捱?每個傳媒都有佢嘅限制,究竟佢夠唔夠錢請更多人。咁佢走唔係佢唔堅持,我覺得無得責怪。呢個係香港新聞行頭到而家一直存在嘅問題。」回望過往留在傳媒業多年,她能夠堅持如此長時間,除了是有熬下去的意志,而是因為有機會與一個立場、做事方式相近,而且比較開通的上司共事。而在本已受建制陣營佔據大部分空間的傳媒業界當中,能夠進入非建制的壹傳媒,更能夠遇到這樣的上司,是很多人都難以奢望的條件。「老細關係唔好,sell 乜(稿題)都無用。」

面對如此處境,記者可有嘗試改善機會,令自己在工作場所有更大發言權?就她觀察,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另起爐灶,自己辦民間媒體。「我覺得(自己搞獨立媒體)係一個出路嚟㗎。其實係講緊你可唔可以專注做某類型新聞,而搵到自己定位。但當然資金運作、人手等等,要自己諗一個 business model 啦。」

然而編採自由的另一面,往往是更嚴苛的物質條件,以及獨自上路的孤單。她憶述兩年前剛離開《壹週刊》的時期,有另一位同事離職,打算自己搞獨立媒體,也有邀請她參加。奈何她當時已答應到張超雄議員辦事處任職,未能幫助,而該位同事最後亦回到《蘋果》工作。「你有無一班咁志同道合嘅人,咁堅持地坐埋一齊,如果有嘅話,真係、真係要珍惜。」

離開傳媒行業,轉到議員辦事處擔任議員助理的袁慧妍,雖然工作內容仍有相似之處,但面對社福倡議所需的龐大知識,仍感到非常新鮮。「去到阿 Fer(張超雄)呢度先發現,原來有咁大片土地我係完全未開發,『照顧者政策』嗰啲……之前耀東邨殺妻案,係我哋主動去探,幫佢寫求情信,之後跟據照顧者政策,扣連去長者院舍夠唔夠、社區照顧夠唔夠。」

回顧袁慧妍迄今的傳媒業生涯,她在採訪2013年碼頭罷工時的體會,巧妙地成為了她九年來的寫照:「你可以想像,你做記者既生涯入面九成半嘅時間都係等,等有嘢做,等有事發生,等有工友出現,等有工友有料爆俾你,每一日都喺度等。」將這個道理放在記者生涯,就是一直等待能夠改變社會的時刻來臨。分別在於,採訪碼頭罷工,忍受的是難以打發的時間,而記者生涯中「等待」的時刻,所忍受的是枯燥乏味的稿題、職場內的人事矛盾,以及較嚴苛的生活條件。在各種助力扶持,加上個人的推動力,她在行內留了整整九年,才決定轉換跑道。對她來說,現在是換了一個新的位置去推動社會改變。「我一直最想做嘅係如何改變世界,如何令弱勢聲音講到出嚟,只不過係用緊唔同嘅平台、唔同嘅身位、角色、方法,去做我自己做嘅嘢。我會唔會有一日返去做傳媒我都唔知㗎,但我就係儲緊一堆經驗令我可以繼續做呢樣嘢。」

離開傳媒界後,袁慧妍積極投身社會運動,圖為她2018年在粉嶺哥爾夫球場示威(圖: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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