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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煙裡的日常:青年記者盼針砭時弊,十居其九自然流失

21/10/2019 - 12:07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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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送中運動,記者被視為監察社會、傳播真相、揭露不公的良心角色,尤其當警方襲擊傳媒、講出「記你老母」、政府高官拒答記者問題,記者的工作更受重視。但記者同時備受掣肘,除了運動中警方的暴力,辦公室內的老闆亦能操控新聞成品,TVB和香港01出現前線記者與上司意見衝突的情況,記者很多時候無法改變上司決定。在日常傳媒機構的運作中,很多記者和底層員工無法決定新聞的編採、形式、風格,微薄的薪水和黯淡的前景更令許多人難以在記者這條路走下去。到底記者在機構裏具體會面對什麼限制?他們如何看待自身工作的意義?面對種種困境,他們打算何去何從?我們訪問了一位曾在電台工作的青年記者阿凡(化名),希望藉由他的經歷,窺視現時傳媒行業的境況,思考記者如何才能真正發揮所長,描繪、監察和影響社會。

“Big Names” 當道的日常

阿凡不久前還在讀書,後來做電台烽煙節目,負責資料搜集和約嘉賓。嘉賓一般是高官或者“Big Names”,全行很多記者一起收聽,將講話內容製成新聞。

阿凡當初入行,是因為覺得烽煙節目主持「幾型」、會「窒嘉賓」,比如說「田北辰啊,你話係唔係啊?」,可以逼一些高官回應問題。阿凡聽過跑新聞、做即時的同學說「扑咪」[1] 很辛苦。現時立法會有個咪兜位,高官、政黨有事發佈時,全部待機的記者會圍過去,「佢哋講完可以唔聽任何問題就走,以往都有例子」。但在節目可以「侷佢坐一個鐘」,主持可以問許多問題,亦可以讀幾個網民問題要求大人物回應,如果嘉賓中途走的話會上新聞。

但阿凡入行後才知道現時節目組較怕得罪嘉賓,本身「大粒佬」並不多,官員很少上節目,剩下多是前高官、政黨大佬,要請到大人物受訪不容易,因此大家的前提是不要破壞關係。主持風格較為「專業客觀」,節目員工亦會盡量滿足嘉賓的要求。有一次林鄭月娥受訪,政府新聞主任說林鄭要攝氏100度的熱水,阿凡和同事就拿著熱水煲入直播室,確保倒出來的是新鮮的熱水,阿凡指「有種服務業嘅感覺」。

在整個製作流程,主管決定大部分的節目主題,包括平時可能上頭條的題目以及反修例運動的議題,節目有空餘時間才讓下屬負責一些可能上A3-A5的題目,因為很多大事的新聞角度要事前想好、約定大人物,要和另一家電台爭人。大家也普遍覺得要找有名氣的人才上到新聞,極少情況下會找NGO,算是次一等。

阿凡不滿節目無法呈現更具批判性的視角,但部門主管似乎志不在此。每次有傳媒用了節目內容作頭條,比如用了田北辰在節目的sound bites [2],而且在晚間還在播那條新聞,阿凡說「老細就會好開心,就會請我地食飯」。  

平衡報導的限制

電台除了追求大人物上節目,亦強調各打五十大板、平衡報導形式的「客觀中立」原則,限制了新聞質量。阿凡指其實大部分同事也是黃絲、很liberal,但整體而言,電台比較保守。比如每次有立法會或區議會選舉辯論時,同事要把每個候選人的sound bite剪到差不多長度(如每人10秒),但每人的語速和發言質量不同,根本不能如此量化。又如早前終審法院判決公務員同性配偶可享有與異性配偶同等的福利,「大家都知呢件事搵周浩鼎講係on9」,認為同志平權是普世和進步價值,但為了做到平衡的效果還是找了。

「大家好自動咁覺得做audio news就係要咁」無論是較保守或較激進的同事也是這樣,即便做特寫也要平衡報導。有同事找了新屋嶺當事人訪問,最後還是要引警察公共關係科的說法——絕無此事、當中產生誤會、致力保障每個被捕者的安全等等,「呢啲一聽就係廢話」。做電視的空間就大很多,因為電視注重畫面,便可以集中講當事人的故事,略去保守派人士的回應,例如新屋嶺事件的警方回應只說「截稿前未有回覆」便過到。

捱下去就能超越限制?

很多記者入行時總希望能針砭時弊、或以具批判性的角度報導,對現時的工作也有不滿,那他們是怎麼理解和接受行規的呢?

阿凡指常見的說法是「你捱多陣,你就會大個」,「各打五十大板嘅事做耐左,就可以搵到自己嘅稜角」。老闆的意思是,一開始當然是做「最輕擎、最唔到肉」的工作,如「聽一個on9警察講野,再聽胡志偉講」,做平衡報導,「大大下就可以好似彭德章咁,搵到何君堯、朱凱迪出來(對辯),營造到幫進步泛民嘅傳播效果」。阿凡說自己也「buy buy地呢套」,因為記者需要一些地位才能做到刺痛建制的新聞,有些建制派議員會在節目「串」年輕主持,話「你邊位啊?」

然而,有幾多人能「變大個」?「捱」意味著怎樣的生活條件?累積經驗和地位的過程是否必然與生產平衡報導掛勾?「變大個」又是否意味著必定做到具批判性的新聞?

阿凡說「個個都係等開位」,上面有人辭職就有機會升一級,三年有一兩個位。一年約10個人入行,有一個人升到,其他會自然流失。香港記者協會(記協)2016年的一項問卷調查收集了400名新聞工作者的資訊,其中低於四年年資的人佔比46%。

工作待遇是很多記者放棄的一個主因,記協同樣的調查指月薪為1萬至1.5萬元的受訪者達32%,月薪達到3萬元以上的受訪者僅佔總數的16%。阿凡現時是外判員工,按節目集數計算薪酬,月入一萬五千。合約要求日做八小時,他經常無薪加班兩至三小時,身邊也有很多朋友OT冇補水,最誇張是跑中文新聞的兼職同事一日只有400元,日做8-10小時或更多,時薪約40至50元。

即便捱到上去,阿凡也不希望做部門主管現時的工作,最近也辭去了烽煙節目的職位。主管與建制派議員相熟,因此能做到一些獨家新聞,阿凡形容為「偶爾做到人哋嘅傳聲筒」。阿凡明白主管的難處,他每天要看著「Big Names個pool」,很努力地刮嘉賓或代言人出來受訪,但阿凡自己不想做這類新聞。

希望報導難以發聲的人

阿凡以前覺得跑新聞的人只是「跟老細菜單」,沒有在輿論領域做到什麼。但現在覺得跑新聞的人能在現場取得第一手資訊、能有自己的觀察,反而較可貴,做電台很多資訊是二手,或是「老細飯局聽番黎啲料」。他亦指出,烽煙節目很多時候要求嘉賓和提問的觀眾表達清晰,避免觀眾熄機、影響收視率,因而雖說是公眾phone in,卻會有嚴重篩選。這樣很不利一些學歷不高、表達能力相對低的群體發言。

「我會想搵啲唔係好識講野,同埋可能需要花一啲時間先可以組織到自己想法嘅人。」

阿凡指大多記者的理想是做到自己獨特的、較有深度的故事,行內人稱「own故」,自己也受此影響。做電子傳媒的日常是「人有我有」,「own故」有點類近獨家。不過獨家有幾種,首先是建制風聲,之後是商家訪問,剩下的就是一些知名度較低的人的故事,「own故」很多時候是指最後一種,因為大家對“Big Names”很厭倦。不過大家(特別是電子傳媒的人)還是傾向找一些說話有條理的人,被國泰解僱的施安娜是很好的對象,事件也夠轟動,基層市民則有同事嫌棄。

阿凡曾為一位基層婦女做電視報導,當時四個人拿著器材在旁邊,受訪者表現得很生硬,再加上那些「摸下條柱」、「望下個海」的指令,阿凡笑言「成件事好假!」阿凡之後看了另一篇訪問同一位婦女的文字報導,感嘆「點解佢突然講得咁好?」

阿凡現時轉做其他媒體,他希望能呈現難以發聲群體的故事,預期之後一個月會有一次這樣的空間,在做完繁複沈悶的工作後。

講完故仔之後......

那會否覺得呈現故事可以改變當事人的生活以至社會制度?阿凡認為這比較難,例如報導基層的故事最多能「窒到羅致光」,有些報導甚至經常麻煩到當事人。

「其實新聞都係一個相對自私嘅產業。你都係利用個啲人嘅遭遇,去變成你產出嘅作品……但都係一個產品,然後你同佢嘅人生再無任何瓜葛。」

阿凡的故事展示了社會各群體的權力差距如何影響新聞製作,“Big Names”、掌控資源的人明顯有較大曝光率和話語權,即便他們代表保守的觀點,即便他們的陳述早被事實駁倒。相反,普羅市民、基層打工仔這些無權勢者只能獲得偶爾的關注,學術水平不高、難以清晰表達自己的人被排拒在主流發聲平台之外,被報導時亦出現像佈景物般被搬弄的情況。所謂「平衡報導」指的是什麼?是指達官貴人做節目嘉賓時,基層聽眾可能連phone-in也無法接通?還是指新屋嶺受害者難得願意分享和證實遭受警暴時,還要加上警察公共關係科「絕無此事」的說法?社會不平等的現實顯而易見,傳媒的偏袒亦是常態。

不少記者入行時,總抱著揭發不公、針砭時弊的想望,卻被平衡報導、不「編」不「議」的工作磨去了心力和意志,只靠老細一句「捱上去」勉力堅持。然而,能上去的人有幾多?「捱」意味著怎樣令人洩氣的生活條件?上到去是否就能刺痛建制、帶出進步和無權者的聲音?條件和機會是增加了,但“Big Names”的威力與控制權無減,依然滲透日常新聞製作。由是一些記者追求「own故」,深入報導不為人知的人與事,但可能仍然追求一個表達清晰的理想受訪者,完成好作品,然後離開受訪者的生命,有時也不到記者願不願意。

在社會權力的結構中,記者與許多市民一樣,也被壓榨和操弄。在面對較弱勢的受訪者時,記者的紙筆和鏡頭明顯是較高權力的象徵,甚至可以是非常具掠奪性和侵奪性的武器。但很多時候,記者被呈現為「第三方」,一個超脫於社會的中立觀察者,卻最不在意覺察自身在社會的位置。若我們要呈現弱勢的聲音、揭發社會的不公,或純粹是更自由、自在地書寫,便必須面對政治經濟及社會各領域的權力壓迫,並投身改變社會的運動。

 

[1] 扑咪:記者拿著咪高峰訪問或追問,多數不是預先安排的記者會,對象可以是名人,也可以是一般市民,後者一般稱為「街頭採訪」

[2] Sound bite:傳媒從訪談、節目、演講等場合引用的(名人)短句,一般是特別令人印象深刻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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