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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催淚彈放題中送外賣 騎手:平台不提供資訊應對突發情況

13/09/2019 - 12:19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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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外賣市場近年慢慢形成,呈現出Foodpanda,Deliveroo和UberEats三足鼎立的狀態。為了搵兩餐,一班騎手穿插於大街小巷送外賣,就算是紅雨等風雨交加的日子仍然會被平台要求上工。而近來反送中運動的最新情況,則是騎手要在催淚煙之中繼續工作。不少人吸入毒氣後不懂自救,但平台除了提醒「注意安全」外並無提供任何實質支援。對此,一眾外賣騎手的想法如何?對於反送中運動的來龍去脈,騎手們所知多少,又是否關注?《惟工新聞》刊出這篇講述外賣騎手在反送中運動中工作情況的投稿。標題為編輯所擬。


今個夏天,在香港送外賣

短短三兩年,香港的外賣平台已經經歷過一場不見硝烟的市場爭奪戰,形成了Foodpanda、Deliveroo、UberEats三足鼎立的狀態。消費者除了要支付平均每單15到20港元不等的配送費用以外,還要承擔一些相對隱形的成本。根據筆者觀察比較,同一樣食物在外賣平台上的價錢往往比在店面就餐時候要高,又或者同樣價錢但是數量減少,例如四隻雞翼變兩隻雞翼。儘管如此,平台亦深知消費者心態,除了落力打廣告以外,安排高峰時段免運費,或者打折優惠,吸引不少人願意一試。

在催淚彈放題中送外賣

香港消費者逐漸熟悉這種無論是炎炎烈日還是風雨交加,都會駕駛着電單車穿梭於大街小巷工作的外賣騎手。其實除了看起來很有型的電單車手,外賣平臺亦會「僱傭」walker(步兵)。香港的外賣員,有不少是少數族裔人士,來自巴基斯坦、尼泊爾、印度等國家。他們其實大部分已經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能聽懂廣東話,不少人亦直言已經把香港當作自己的家。

近三個月來,抗議活動遍佈港島九龍,均是外賣訂單較爲集中的區域。那麽,如果遇上抗議活動以及警民衝突,這些外賣平臺和外賣騎手又會怎麼辦呢?

筆者靠近的時候,騎手M正拿著一罐「魔爪」不停地灌。他告訴筆者,最近經常因爲搶不到白天的班次,只能拿到傍晚6點至凌晨4點的班次。他抱怨,凌晨時分點外賣的人,經常等等下就會瞓着,導致打電話唔通。他就要向平台報備,非常麻煩。他亦提到,女兒才幾歲,一家四口都等著他這份工資去養,生活壓力非常大。

在Deliveroo和Foodpanda都有兼職的騎手K告訴筆者,最近每逢周末,一旦有遊行示威活動,Deliveroo方面會暫停接受整個區域的訂單,而Foodpanda會暫停區域内某一條或幾條街道的訂單,維持同區其他街道的運作。但無論如何,騎手只能被動地接受安排,平台方面不會有任何形式的補償。

騎手S告訴筆者,自己一度吃過催淚煙,當時正在開車送外賣的路上,離催淚彈發射的街道約200米遠,已經感受到催淚彈的威力,雙眼不停流淚,唯有迅速駛離現場。筆者又問S是否知道接觸到催淚煙之後如何處理和自救,S表示不知道,除了偶爾發送一些類似「注意安全」的提醒信息,平台沒有向騎手提供相關的實用資訊處理突發狀況。

那麽騎手又是怎麼看待現時香港的局勢呢?筆者趁訂單空檔詢問騎手的時候,不少人都會反問筆者「到底最新情況係咩?」「林鄭月娥到底撤回左送中法未?」「點解撤回了還要繼續進行示威?」筆者均會一一作出解釋,當對方瞭解到運動已經不僅僅是關於撤回惡法,更是針對警察在拘捕和審押過程中過分使用暴力、反對暴動定性等問題。騎手都會認真聆聽,直至他們的手機響起下一個訂單的提示音。

騎手B是香港本地人,他表示自己的親戚有參與示威抗議活動,自己甚至一度提早收工去「接放學」。而家庭關係方面,他的父母是淺藍,他自己是黃,所以平時回家吃飯,大家都很默契,不談論政治。

已經在香港生活了7年多的騎手R已經入行2、3年,他形容這份工作可以賺「good money」,不過最近比較煩惱未來是否仍然選擇定居香港,因擔憂中國政府是否會用强硬手段介入和打壓香港社會,他亦問筆者,「2047年之後,香港會變成點樣?」

8月初,筆者曾在不同區域向騎手派發罷工文宣,大部分南亞裔及本地的騎手都表示知道關於罷工的消息,亦口頭上表示支持罷工,而8月5日罷工當天,筆者走訪個別外賣騎手聚集的地區,確實觀察到上工的騎手比平時少了一半,但是亦有可能是因爲受到當天食肆停業的影響,騎手無工可開。筆者詢問個別騎手的意見,他們認爲示威游行活動顯然影響到他們的工作和收入,但是既然住在香港,就「梗係想香港好」。至於香港怎麽才會變好,騎手其實也無從談起。即使内心支持香港爭取民主,也並不會落場參加游行示威,唯恐被警察抓捕。只有極個別騎手瞭解並支持整個反送中運動的來龍去脈,而大部分尤其是少數族裔的騎手,困於每日奔波,以及新聞資訊方面的語言障礙,未能有時間和精力去瞭解細節,但如果有人願意爲他們提供信息,他們也是願意瞭解的。

「幾好撈」VS「揾命博」 平臺經濟的功與過

不可否認的是,外賣平臺興起之初,外賣員的確「幾好撈」,如果是全職,一個月收入甚至可以達到2萬到3萬元。但當紅利時期過去,如果仔細研究外賣員的收支賬面,就知道「幾好撈」背後係「揾命搏」——長工時,甚至要跑通宵更,紅雨都照去。此外,外賣員由於是自僱人士身份,亦要自己承擔不少成本。正如香港討論區上某位師兄的留言:「你冇計錯,車要自己出,牌費,燕梳(保險),電油車呔維修保養,手停口停,你又冇勞保,又冇有薪假期,仲有咁多新人入行,個餅分薄咗,蝕水冇人會補貼。唯一一樣嘢,收入多咗唔使報稅。」

反觀平臺精心設計的評價系統和等級系統,在其算法監控之下,外賣工人要提前報更(和「想什麽時候工作就工作」的説法完全不一致),工作中不僅要保證較高的接單率、準時率,還要保證顧客滿意地給自己打上五星好評,因爲好評率越高的外賣員,越有機會獲公司派長班。如此嚴格的勞動控制之下,平臺卻仍然心安理得地走法律的漏洞,認爲外賣員和平臺的關係並非僱傭關係。不少外賣員都沒有簽訂僱傭合約,其身份和散工無異,亦不會得到任何勞工保障。筆者所接觸到的大部分外賣員,都認爲自僱能夠給自己相當大的自由度。只是,當筆者問及其日常生活,他們又坦言除了送外賣和睡覺,基本沒有空餘時間給自己。

香港現時的社會抗爭固然乃燃眉之急,但是前綫抗爭以外,社運人亦掙扎苦惱與如何與數量龐大的基層打工仔女連結起來。在香港揾食的基層打工仔(無論來自哪裏),尤其是大量自僱人士,除了由於工作繁忙,也因爲沒有及時有效的信息渠道,未能對時局以及打工仔的整體狀況有所瞭解。打工仔「手停口停」不應該成爲社會運動捨棄他們的理由,反而應該有一群人,負擔起「見縫插針」的角色,關注他們的工作情況,同時創造條件,令到打工仔有更好的渠道和機會關注社會事實。

 

(為了保護騎手免受平台監控和追究,本文對於某些人名及地點進行了模糊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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