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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運縱橫】由甲午戰爭到二戰,日本軍隊中的搬運工

18/07/2019 - 12:58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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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軍人是軍隊的主要戰力。但在軍人以外,軍隊中負責搬運、挖戰壕、建築軍營等工作亦要求相當數量的工人提供勞動,而這群勞動者稱為「軍夫」。在農業收入低微的情況下,19世紀的日本已有農民踴躍加入軍夫行列,換支可觀工資,數量甚至超過士兵。但這同時亦意味面對戰場上的性命危險,以及軍伍中非人的生活。工運研究者梁寶龍先生回顧了百多年來軍夫在日本軍隊中的工作及地位,當中包括台灣日治時期,台灣軍夫慘無人道的處境。


前言

從廣義來說軍人與政府是有僱傭關係的,所以國際勞工工約也有條文保障他們權益。龍少亦先後發表有關軍隊中的工人的文章,包括《一戰華工與香港》《英軍中的香港工人》《日治時港人被勞役的情況》《雅典的民主與愛國主義》等文,今次談軍中的搬運工人。

日本軍夫

甲午戰爭時日軍軍種已齊備,陸軍除步兵、騎兵和炮兵外,已設有工兵大隊和輜重大隊,但仍需要大量勞動力隨軍,所有在軍中設有軍夫專責提供勞動力。此制度源於江戶時代,是藩閥軍後勤補給部門的編制,通稱「陣夫」,是國家規定由國民服的國役,是既有收入又履行國民責任的混合體,不具有軍人身份。軍夫有如中國的徭役,在軍中負責伙食、打掃、搬運等雜務工作。中國的徭役是國家強迫國民承擔的無償勞動,軍夫則是自願的。

甲午戰爭期間,軍夫編制是:設有二十人小組長、百人小組長和千人小組長等。軍夫日薪4角(40錢),二十人小組長日薪5角,百人小組長日薪七角,千人小組長日薪1元5角,出征時每人另加1角津貼,軍夫每年能匯回家約有50-140日圓。軍夫頭戴日式斗笠,身穿江戶時代淺黃色棉布套袖衣服,再穿上有某某組的號衣和傳統細筒短褲,佩戴護手護脚,脚穿草鞋,自備禦寒衣服,時常以鹽為菜。甲午戰爭中戰死或病死的軍夫約有七八千人。軍夫缺乏紀律,僱傭由商人以合約承包,每日要上繳5 錢給承包商,工資比軍人高(注一)。軍夫總人數在軍中超過六成(注二)。

1892年時日本的保姆月薪8角2錢,長短工月薪1元5角, 農民日薪15錢,建築工人日薪27錢;1891年警察月薪8日圓,東京知府月薪333日圓。三重紡織女工每月生活費約3日圓七角(注三)。1889年上班族月薪為七至八日圓(注四)。

1893年東京平均日薪為0.405日圓,大米每石9.409日圓,工人工資每日可購買4.27升大米。1898年工資上升至0.596日圓,但大米每石則升至18.256日圓,工人每日可購買減至3.26升大米(一日升約為中國3.2斤)(注五)。

工人年薪約二百日圓,棉紡工人年齡以15至20歲為主,最小的有十一二歲(注六)。

明治時期尚是農業國,農民的租稅佔國家收入的87%。工人每天工時超過12小時,女工最高工資僅是英國女工最低工資的十分一,比印度女工還低(注七)。

1889、1890年,日本農業連續遭災歉收,大米和小麥價格昂貴,金融緊縮,各地出現搶米。政府用大量外匯購買糧食,以應需要,影響外貿資金的運用,加上全球經濟的影響,於1890年出現經濟危機(注八)。

甲午戰爭

1895年東京不景氣,四萬人力車夫報名當軍夫,是年正值甲午戰爭(注九)。

甲午戰爭時日軍向朝鮮中部牙山前進,步兵二十一聯隊第三大隊徵集朝鮮人為軍夫,不久就全部逃走,令到輜重無足够勞動力搬運,軍隊無法開拔,大隊長因此自殺身亡。後來日軍只好加重酬勞招募朝鮮人為軍夫,才有人應聘。公使與朝鮮協商招聘朝人為軍夫,仍未能聘請足夠人手,只好轉為招聘日人為軍夫。到達平壤朝鮮軍夫又逃走,日人軍夫又少,駄貨的牛大部份因道路難行死於途中,令前線軍隊糧食供應不上(注十)。後繳得清軍糧食,問題大為解決。日軍進入中國境內招募中國人為軍夫,應徵者踴躍,日軍亦租用中國人的車輛,因此日軍進一步設立民政廳處理有關事務(注十一)。

1874年5月8日,日軍征台先頭部隊在屏東社寮港登陸,軍內的軍夫與士兵對比是一比一,建營房和構築工事時,勞動力仍不足,要僱用當地村民四百人,內有一半是老弱人士,日薪3角,民工不滿工資太低鼓噪怠工,要求加薪,經安撫後一小時後平息(注十二)。軍隊登陸日多,要增僱民工,日薪增至不少於5角,民工仍不滿鼓噪(注十三)。6月日軍出擊石門,僱用了車城居民三四百人作挑夫,每人日薪1元,出發不久挑夫怕被殺四散逃去(注十四)。

軍夫於十六世紀豐臣秀吉征朝時已使用,不是西式的後勤部隊(注十五)。商人大倉喜八郎(1837-1928),在這次行動中,在軍中任五百人長,因此大倉組商會,由暴發戶的御用商人一躍成為政商集團,曾是北洋政府的大金主(注十六)。


表一:甲午戰爭時期軍夫個人資料表(資料來源:龜井茲明著:《血證》(北京:民族大學,1997),第59頁-60頁。)

上表可見只有8人出身農民,佔總數的一半,當時日本仍是農業國,農民可能仍可在原土地上討生。而20歲以下有5人,佔總數二份一,有兩位商人,是否愛國主義宣傳的結果。

台灣軍夫

1937年中日全開戰,上海戰場上中國軍民頑強抵抗,日軍不斷增兵,於9月派出台灣軍近六千人到上海,是為重藤千秋支隊,因為没有輜重隊,所以另編有以軍夫組成的大行李隊,徵用台灣人850人,主要用作搬運軍需品,又稱為「人夫」。太平洋戰爭時曾用:台灣特設勞務奉公團、台灣特設勤勞團、台灣特設農業團等名稱(注十七)。

這些軍夫的徵集手續可以分為徵發和徵傭兩種,徵傭是總督府受託在民間僱傭勞動力;徵發是發動民間為軍隊提供勞動力,有如賦稅的責任(注十八)。

台灣軍司令部曾致函陸軍部長,提出「基於本島統治」的理由,要求提高台灣軍夫的工資,比照陸軍軍屬。陸軍部長回覆「需支付軍人、軍屬以外者糧食薪資時,……得適當地支付現貨」範圍之內。在這件事件的商討過程中,亦談論了工資金額和身份的問題。軍部將台灣軍夫定性為「軍人、軍屬以外者」,在軍中的地位排序是「軍人、軍馬、軍犬、軍屬」,是最低階層(注十九)。套用廣東俗語,就是畜生不如。

1943年的《陸軍規則》明確指出:「關於台灣人軍夫的身分處理雖有疑義,以其身分為傭人,一般當作軍屬處理逐漸」。適宜的工資是日薪1日圓,「軍夫取締」1圓10錢,相當於是時的平均日資,而陸海軍二等兵是時月薪為6圓,軍夫的工資比士兵高很多(注二十)。

台灣人對軍夫的徵集紛逃逃避,所以軍夫的年齡偏高,年齡有小至17歲,或已達五十歲者,甚至父子或同一家內有3人一起被徵集的情況。徵集時軍隊與地方官員半夜敲門,出示徵集狀,5天後就要報到。在日軍的強力壓迫下謠言滿天飛,如:當軍夫等於送死、徵集範圍擴大至男女老幼、婦女去煮飯。部份地方出現抗議活動,有人因此被拘留或罰款。台灣軍部面對如此情況,加強政治宣傳,和鼓動宣傳工作。由於軍夫没有任何軍事常識,在戰場上不會掩護自己,連彎腰走動的基本功也不會,成為活靶遭射擊身亡(注二十一)。

1939年後半期台灣實施日本的《國家總動員法》,6月施行《國民職業能力申報令》、8月施行《防止從業員移動令》、《工資統制令》和《工場就業時間限制令》等。1940年5月進一步實施對工場無經驗工的工資管制,7月對礦山無經驗工的工資管制,9月實施《工場技能者養成令》和《青少年僱入限制令》,1942年廢除以上兩令,改為更嚴厲的《勞務調整令》。1944年7月實施《國民徵用令》,接着種種徵用令和動員令出台(注二十二)。

1939年5月,徵用了軍夫九千五百人。1942年國民動員計劃目標,男子為九萬五千五百人(注二十三),女子為一萬一千九百人,合共總計為十萬七千四百人。到台灣以外工作的為二萬六千八百人,佔總數的四分一(注二十四)。

太平洋戰爭時,每天動員了三十萬餘人去中國大陸和東南亞戰場上,開軍港和構築軍事,從事搬運物資 、挖戰壕和防空洞等者達一百萬人以上。1944年有廿一萬青年當軍夫,三萬餘人戰死(注二十五)。

1944年台灣物價比1937年暴升四倍半以上,1945年達到二十三倍以上,通貨膨脹嚴重(注二十六),台人只好當軍夫營生。1945年台灣勞動力軍事動員到島外的有十萬餘人,九萬餘人在東南亞當軍夫,在日本兵工廠當少年士有八千餘人,在島內軍需廠和各軍事工場工作,每日有三十萬餘人(注二十七)。

日本軍中的工人

甲午戰爭時,日軍中非戰鬥人員中除軍醫務人員外,以步兵聯隊為例,尚有僱員7名,槍炮工6名,成衣工21名,製鞋工11名;騎兵和炮兵則有蹄鐵工和馬鞍工,炮兵聯隊工兵大隊另有鐵匠和木工。要塞炮兵、工兵和輜重隊按不同需要亦配有以上非戰鬥人員(注二十八)。

後記

整理本文時參考了大量網上資料:如《維基》、《雅虎》、《百度》和《搜狐》等上百條資料,若未能在註解列出,請見諒。

 

注釋:

一. 原田敬一著:《日清、日俄戰爭》(香港:中和,2016),第121-122頁。宗澤亞著:《清日戰爭》(香港:商務,2011),第173-177頁。

二. [日]原田敬一:〈日本國民眼中的甲午戰爭〉,載張海鵬等編:《甲午戰爭的百年回顧》(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4),第313-414頁。

三. 宗澤亞著:《清日戰爭》,第574頁。

四. 茂呂美耶著:《明治日本》,第095頁。

五. 關捷總主編:《中日甲午戰爭全史》(戰後篇),第661頁。

六. 關捷總主編:《中日甲午戰爭全史》(戰後篇),第661頁。

七. 金基鳯:〈關於中日甲午戰爭的起因問題〉,載關捷總主編:《中日甲午戰爭全史》(戰前篇)(長春:吉林人民,2005),第8頁。

八. 麥卡夫著:《蒙兀兒之後》(台北,左岸文化,2005),第237頁。

九. 茂呂美耶著:《明治日本》(台北:遠流,2014),第240頁。

十. 橋本海關著:《清日戰爭實錄》(濟南:山東畫報,2017),第96-139頁。

十一. 橋本海關著:《清日戰爭實錄》,第158-159頁。

十二.  豪士著:《征台紀事》,第072、074、079-080頁。

十三.  豪士著:《征台紀事》,第081-082頁。

十四.  豪士著:《征台紀事》,第153頁。

十五.  豪士著:《征台紀事》,第072頁。

十六.  豪士著:《征台紀事》,第072頁。

十七.  近藤正己著:《總力戰與台灣》,上冊(台北:台灣大學,2014),第349-350頁。

十八.  近藤正己著:《總力戰與台灣》,上冊,第349-350頁。

十九.  近藤正己著:《總力戰與台灣》,上(台北:台灣大學,2014),第350頁。

二十.  近藤正己著:《總力戰與台灣》,上(台北:台灣大學,2014),第350-351頁。

二十一.  近藤正己著:《總力戰與台灣》,上(台北:台灣大學,2014),第351-356頁。

二十二.  許介鱗編著:《台灣史記》2(台北:文英堂,2007),第32-33頁。

二十三.  近藤正己著:《總力戰與台灣》,上(台北:台灣大學,2014),第356頁。

二十四.  近藤正己著:《總力戰與台灣》,上(台北:台灣大學,2014),第370頁。

二十五.  許介鱗編著:《台灣史記》2(台北:文英堂,2007),第33頁。許介鱗編著:《台灣史記》3(台北:文英堂,2007),第231-232頁。

二十六.  許介鱗編著:《台灣史記》3,第230-231頁。

二十七.  許介鱗編著:《台灣史記》3,第231-232頁。

二十八.  弗拉基米爾著:《甲午戰爭》(北京:商務,2018),第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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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寶龍,筆名「龍少爺」,中五畢業,八十年代開始業餘研究中國工運史,現因病退休全身投入,以香港資料為主研究香港工運史和二十年代國際工運史。若有興趣進一步研討交流,歡迎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