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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三十】八九民運大字報上的謎題:四月初夏,學生為何錯過了工人?

01/06/2019 - 3:15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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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六四三十周年之際,《惟工新聞》編輯嘗試提供一個具有工人運動視野的視角去檢視當年的民運及今日的中國。文章亦會編彙為小冊子在六四晚會當日派發,歡迎索取。

本篇文章參考民運期間的大字報、傳單等文獻,嘗試重現八九民運當中學生與工人的關係。我們能夠發現,學生對工人的加入有一定保留,但亦並非堅決排斥工人團體參與民主運動。事實上,當時學生在「應否發動工人」的問題上,仍是相當迷茫。

(編註:本文的大部分引文來源《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乃香港《十月評論》雜誌社社員在八九民運期間親自到北京及其他城市蒐集大字報、傳單等文獻,並與民運參與者親身訪談而成的資料集。《十月評論》社由1970年代開始在香港運作,四十多年來以民主中國為目標,批判中國共產黨的官僚階層。其主編張開於去年9月4日離世,享年99歲,特此紀念。)


不少人記憶當中,三十年前的八九民運是一場由大學生主導,全國響應,以愛國民主為綱領的運動。大學生在民運的付出固然重要,但全國各地的產業工人和市民亦不應被遺忘。不少六四史書都強調在屠殺當中犧牲最大的,正是工人。多虧香港工會教育中心出版的《工人起來了──工人自治聯合會運動1989》、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先生的著作,這些工人在運動期間揮灑的汗與血,在香港得以記錄下來。

歷時近兩個月的民主運動中,無論是否溢於言表,學生與工人的分歧一直存在。一些文獻指出學生排斥工人,不讓工人組織進駐天安門廣場;或說學生所言的民主與工人階級爭取的民主有質性分別。然而仔細考察學生對於發動工人群體的看法,雙方關係看來並非如此僵化,與其說學生全都有意排斥工人,更準確的說法是學生一直到民運尾聲前,都未有好好估計組織工人及市民的重要性,以及充分把握工學聯盟的可能性。

工人在民運中的參與

不少八九民運的紀錄都強調民運的參與者不只學生,還有產業工人。1989年4月19日深夜發生新華門事件,有學生被警察打傷,翌日已有十餘名工人在天安門廣場聚集,公開演講《就軍民魚水情談工人對四二零事件看法》,是北京工人在民運最早的參與。[1]單是在北京,就已有兩個工人自發的組織參與民運,名為「北京市工人聯合會」及「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分別於4月31日及5月18日成立,而上海、廣州、南京等城市亦陸續建立工人自治聯合會。單是北京市工自聯已有近萬名工人參加,民運期間每日皆有數百至一千名工人參與集會。

學運初段,學生之間已開始出現「應否發動工人」的討論。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其中一名委員接受訪問時,就曾表示他們只能爭取工人和市民支持學生:

問:大字報上有人呼籲工人罷工,你對這個呼籲有什麼看法呢?
答:這個意見不是我們籌委會的意見。不過我認為工人不可能這麼容易罷工的,因為工人和自己的切身利益結合得最緊。⋯⋯我們不可能強求某一個人拋棄一切,超過他的⋯⋯。工人不可能罷工,就算工人罷工,也未必能產生一些影響,我們所要求的就是工人和社會上的人支持我們。

——摘自《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委員XX訪問記》[2]

相似的觀點在另一張大字報上也能看到,但這次重點不在能否發動,而是如何爭取工人大眾的支持:

⋯⋯首先行動的應是清醒的中國知識份子(主要是廣大大學生)。你們應用通俗的話向民眾講解民主、自由、平等,講解自然權利、社會契約和人民主權 。

——《跨世紀的啓蒙開始了》,筆名 F-STEAVEN.D. 在25-4-1989 於中國人民大學張貼的大字報)[3]

在他們眼中,說服工人仍需透過理念教育,但因為工人維護「個人利益」,所以他們是難以受理念感化的。

事實上在4月28日,北京師範大學一名工人已公開提醒學生不能空談理念,要把民主與工人的切身生活連繫起來:

同學們:

你們的活動已經堅持了幾天,你們一定要爭取到廣大工人、農民、士兵和個體戶們的支持,那麼怎樣才能得到他們的支持呢?首先不要只強調知識分子待遇和增加教育經費,不要空洞地喊要求民主,因為這會影響同學和工農間的關係,不利於團結。

——《一個工人致學生的信》,北師大4月28日刊出[4]

然而,到「四.二六社論」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後,學生態度才有所改變。為防止官媒讀者誤信黨中央對學生的抺黑,學生意識到向工人市民澄清的重要性。5月4日,由北大及其他高等院校學生聯合主辦的《新聞導報》第二期的一篇文章不再只談空洞理想,著力向市民揭示政府壞分子欺騙市民的陰謀:

當前學生愛國民主運動面臨的具體任務還有: 
⋯⋯
最後進一步到市民中去宣傳,揭露混入政府的極少數頑固分子的欺騙技倆和陰謀,讓各階層人民充分了解學生民主運動的愛國愛黨的性質,贏得他們對學生組織爭取合法地位的鬥爭的聲援和支持。

——《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更夫,收錄於《新聞導報》第二期[5]

不過,到學生真正積極地發動工人,已是五月下旬的事:

我們不願看到這次民主運動被強權和頑固的一小撮獨裁者鎮壓下去,不願看到夭折的結果,不僅需要人民和群眾物質上的支持,而且需要一個像波蘭工人階級「團結工會」那樣的組織,來領導工人自己的隊伍,使此次運動向更深更廣方向發展。⋯⋯
為了挫敗李鵬等獨裁官僚政客強權統治、為了中華民族還有希望、為了我們後輩、為了推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我們呼籲你們成立自己的組織來幫助學生共同戰鬥。我們希望像首鋼這樣的廠家起帶頭作用。

——《致工人階級:成立組織共同戰鬥》,北師大宣傳隊,1989年5月27日[6]

北京市工自聯一名指揮五月下旬受訪時,就認為學生誤判局勢,在全國不同階層共響應的時候,仍將民運主體定為學生:

⋯⋯學生完全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場全民運動。他們一直認為這是一場學生運動。他們把絕食團、請願團作為鬥爭的主體。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訪問記(之一)》,《十月評論》讀者供稿[7]

無論運動是否正式成為全民運動,工人在運動中的貢獻相當重大,尤其在運動尾聲。「首都工人糾察隊臨時指揮部」和「中國工運學院聲援學生行動委員會」曾聯合呼籲北京市工人市民阻止軍隊入城。6月1日學運領袖柴玲和封從德幾乎遭綁架,也是工人糾察隊及時阻止。[8]

縱使如此,即使到了運動的倒數時刻,工人組織還遠遠未能說是民運的主力。一方面,相比起學生,工人人數確實不多,另一方面,全國有發動民主運動的城市當中,工人的參與比例不足當地全體工人的15%。[9]工人的力量尚有很大發掘空間,但最後仍只屬學生的「配角」。

學生民主理念的由來

學生一直未能判斷是否組成工學聯盟,非單因為他們不夠果斷。八九民運期間,大學生與一般工人對民主的理解並不完全一致。兩者的相異之處固然重要,但構成彼此差異的語境亦不可忽視。即,大學生所見到的世界和工人有何不同,使得兩者的民主觀有所偏差?

大學生的民主追求與「落後於世界」的焦慮密不可分。這從該時期的兩股潮流:《河殤》熱和「球籍」(World Citizenship)討論可見一斑。前者是1988年中央電視台首播的電視節目,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以黃河流向海洋隱喻「黃色文明」與「藍色文明」,暗示中國傳統文明保守落後,西方文明先進;後者則是以《世界經濟導報》作主要場所的論爭,主要關於中國在經濟大幅落後其他國家的情況下,是否還能保住「球籍」。《河殤》播放後,五百多萬本腳本剛出版就被搶購一空;而「球籍」問題的相關文章,短短一年已在《世界經濟導報》刊出15篇以上,反映此觀點當時的普及程度。[10]在學生眼中,經濟上的落後與文明上的落後相關,上文引用過的一張大字報也清楚表達了這點:

21世紀的鐘聲馬上就要敲響,而中國國民的素質、中國的經濟水平只能與18世紀初期的歐美相當⋯⋯則中國被開除『球籍』的厄運指日可待,這決非危言聳聽!

——《跨世紀的啓蒙開始了》,筆名 F-STEAVEN. D. 在25-4-1989於中國人民大學張貼的大字報[11]

這種思潮的形成,背後牽涉的歷史和政策原因眾多,在這裡難以完整說明。從他們眼下的社會環境來看,大學生和知識分子作為社會上生活壓力相對寛鬆,又有能力和意願介入思想性討論的一群,著力思考「球籍」問題自然不過。須知道,「球籍」問題在工人發表的言論當中近乎缺席。他們的文化程度及漫長工時,本已不容許他們介入這種討論。對他們來說,官倒下的高物價、廠房領導上的專制,才是他們最關注的問題。

然而,這並不代表大學生就是活在象牙塔內,不知民間疾若的精英分子。一方面,在連串政策變動和貪腐問題下,當時大學生畢業後能獲得優厚崗位的機會甚微,故此他們也是腐敗問題下的受害者。另一方面,當年貪腐問題積業深重,一般市民生活條件惡劣,大學生也是有目共睹的。不然,當大學生被問及對於工人聲援的感受時,就不會表現出如此熱烈的階級情誼了:

問:在北京,工人、市民對學生的支持很大;在武漢如何呢?
答:用一句說話來概括,就是拍手稱快。每個人的背景、想法都不同,但有一點共同的是,現在的情況是怨聲載道,各行各業都有自己不滿的地方⋯⋯我們在募捐過程中,很多工人都很激動地對我們吐苦,對我們表現了很大的支持態度。

——摘自《武漢市高校聯會某負責人訪問記》,《十月評論》讀者供稿[12]

工學聯盟,如何實現?

學生主動組織工人,是否代表民運必定不會陷入低潮,6月4日的慘劇不會發生?這點當然沒人能說準。然而從上述紀錄可見,全國各市工人有相當大的潛力尚未開發。不過,在學生積極發動工人之際,學生組織已愈見鬆散。隨著李鵬宣布北京戒嚴,5月22日以後已愈來愈多北京學生返校或返家。[13]另一方面,工人群體的人數又遠不足以取得民主運動的領導地位,結果是在學生士氣漸見低落,而軍隊鎮壓的擔憂愈見強烈的情況下,北京的學生處於「撤或不撤」的兩難當中。事後回望,八九民運中的大學生遲遲未能決定組織工人,可能錯過了一群極為重要的戰友。

學生遠遠不是從原則上主張與工人割裂,甚至對於工人群體的艱苦生活也感到同情。但是,正正因為學生一開始著眼的是「落後世界」的焦慮、擺脫封建傳統的渴望,以及自己的生活境況,他們在運動初段面對工人群眾——也就是體制內深受其害的一群時,反而猶豫不決,埋下了學運能量疲弱的伏線。假若認為學生主張的民主與工人有著不能疏解的矛盾,那麼「工學同行」的可能性也只能是無比遙遠。

要真正發掘工學連結的機會,不僅要深入了解學生所思所想,更要從這些想法的形成歷程去看。今天我們記念六四時往往只著重學生以民主抵抗強權的部分,但事後目光來看,學生心中對民主迷茫不少。民主跟一般的勞苦大眾有何關係?如何根本地改變依靠剝削工人來推動發展的社會制度?假如今天能對這些問題有更好的討論,當年學生的民主思想才能轉化成更激進和廣泛的民主,為工人運動開闢一條新路。

 

注釋

[1] 《工人起來了──工人自治聯合會運動1989》(香港:香港工會敎育中心,1990),第2頁。
[2]十月評論社編:《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二輯(香港:十月評論社,1989),第153頁。
[3]十月評論社編:《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二輯(香港:十月評論社,1989),第132頁。
[4]十月評論社編:《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一輯(香港:十月評論社,1989),第33頁。
[5]十月評論社編:《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一輯(香港:十月評論社,1989),第85頁。
[6]十月評論社編:《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二輯(香港:十月評論社,1989),第57頁。
[7]十月評論社編:《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二輯(香港:十月評論社,1989),第32-36頁。
[8]《工人起來了──工人自治聯合會運動1989》(香港:香港工會敎育中心,1990),第8頁。
[9]《工人起來了──工人自治聯合會運動1989》(香港:香港工會敎育中心,1990),第167頁。
[10]趙鼎新:《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學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第40-44頁。
[11]十月評論社編:《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二輯(香港:十月評論社,1989),第132頁。
[12]十月評論社編:《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二輯(香港:十月評論社,1989),第119-120頁。
[13]趙鼎新:《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學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第170-1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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