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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言起行】五四運動百週年祭

07/05/2019 - 8:48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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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趁五四運動百週年,繼梁寶龍《五四時期的工學結合》一文後,惟工新聞轉載朱進佳的回顧文章。在這篇文章,朱進佳詳述新文化運動、俄國十月革命、全國各地的市民運動,以及反對列強侵略當中各種思潮、行動和情緒交織起來,如何令社會主義出現在中國,而今日中國政府的行徑,又如何遠離五四的理想。


「這個新紀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我們在這黑暗的中國,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線,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個小小的明星,照見新人生的道路。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線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李大釗《新紀元》,刊登於1919年1月5日《每周評論》第3號

一百年前,1919年5月4日,中國北京爆發以青年學生為主的反霸權、反帝國主義運動,并成為席卷全中國的群眾運動,為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寫下絢麗的篇章,影響了接下來一個世紀的曆史。五四運動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多國掀起社會革命浪潮的一部分。

西方帝國主義擴張與中國現代民族主義思想的崛起

西方帝國主義自19世紀開始就不斷在中國大陸擴張勢力,發動了侵略戰爭(如鴉片戰爭)并迫使當時中國的清朝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不斷將中國的主權割讓給外來殖民勢力。1894-95年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戰敗的清朝政府更加走向沒落,刺激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積極向日本和西方國家取經,力圖通過新思想去改變中國的命運,孕育了新一代的民族主義知識分子。

1911年辛亥革命,盡管推翻了窮途末路的清朝皇權政府,但是當時整個中國仍然處於半封建半殖民的狀態,還出現過帝制的短暫復辟。推翻清朝政府后在北京建立的中央政府,卻由前清朝軍官袁世凱所主導的北洋軍閥所控制。民國初期的中國,陷入了軍閥割據的形勢,而帝國主義勢力也繼續進逼。

北洋政府在應對帝國主義勢力擴張上的無能,激起更大的爭取真正民族解放的民族主義思潮。1917年俄國革命的勝利,以及1919年韓國人民爭取獨立的「三一運動」,是中國一戰結束后反帝國主義運動崛起的催化劑。

新文化運動

1910年代,中國出現了「反傳統、反儒家、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學革命運動,就是所謂的「新文化運動」。受過新教育的中國知識分子們,認為傳統儒家思想是中國社會衰敗的 問題根源,因此發動了挑戰以儒家思想為核心之傳統文化的運動,包括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的新文學運動、言文一致的國語運動、批判儒家倫理、反抗傳統權威等。

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的進步知識分子受到了各個流派的西方現代思想所沖擊,包括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等。新文化運動后來形成了兩個主要源流,一個是以魯迅、陳獨秀、李大釗等為代表的左翼文化路線,另一個則是以胡適等人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路線。這兩股思潮的追隨者,在五四運動爆發時,以及國共兩黨的發展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新文化運動的其中一位主要推動者——陳獨秀,於1915年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翌年改名為《新青年》。這份作為新文化運動旗艦的刊物,由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錢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劉半農、魯迅等人輪流編輯。陳獨秀在《青年雜志》創刊號中發表創刊詞《敬告青年》,主張青年應該: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陳獨秀高舉民主(德先生)與科學(賽先生)的大旗,呼吁:「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

陳獨秀於1919年1月在《新青年》中寫道:「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朮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 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陳獨秀於1917年受當時北京大學蔡元培邀聘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和當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於1918年末創辦《每周評論》雜志。

1919年1月創刊的《新潮》,獲得胡適贊助,是當時中國自由主義思潮的宣傳先鋒,跟左翼主導的《新青年》在思想上競爭。《新潮》的編輯傅斯年和羅家倫,是后來五四運動在北京的主要學生領袖。

少年中國學會、新民學會、工學會、平民教育講演團、工讀互助團等由進步知識分子組織起來的民間社團,為后來五四運動提供了組織動員的基礎。

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

1917年俄國革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統治,十月革命迎來了布爾什維克領導的工人國家政權,掀起了一戰后為時數年的革命浪潮。俄國革命的勝利經驗,激勵了多個國家的進步知識分子,試圖追隨布爾什維克的步伐去實現本身國家的救亡與解放。中國的進步知識分子也從布爾什維克革命中,看到了被壓迫民族實現自我解放的可能。

由於受到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影響,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也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新青年》更開始成為宣傳社會主義的刊物。

李大釗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於1918年10月刊登於《新青年》的《庶民的勝利》一文中,認為俄國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李大釗於1919年1月刊登在《每周評論》的《新紀元》一文中,如此寫道:「勞工階級要聯合他們全世界的同胞,作一個合理的生產者的結合,去打破國界,打倒全世界資本的階級。總同盟罷工,就是他們的武器。」

巴黎和會與山東問題

發生於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主要戰場在歐洲,亞洲并沒有受到什么大影響。段祺瑞領導的北洋政府,為了從一戰中獲取利益,而於1917年加入英國、法國和沙俄所主導的「協約國」陣營。雖然北洋政府沒有直接派兵,但是逾14萬中國勞工在西線戰場上為協約國提供搬運貨物、挖掘戰壕等作業的勞力,另有至少20萬人在東線戰場為俄國軍隊服務。當時北洋政府以為參戰可以讓中華民國收回在山東原本由德國殖民主義者所控制的地區。

日本在一戰爆發后不久后,於1914年8月向德國宣戰,并於1914年11月占領青島。日本為合法化對青島的軍事占領并擴大其在山東的特權,於1915年向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中華民國政府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

一戰結束后於1919年舉行的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團提出廢除外國在華勢力范圍、撤離外國在華駐軍、取消日本的《二十一條》等要求,但是帝國主義勢力主導的巴黎和會不顧中國的要求,決定在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北洋政府外交代表團在巴黎和會的挫敗,直接成為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發大規模抗議行動的導火線。

反帝國主義浪潮

1919年5月4日,來自北京大學等13所院校的3000多名學生在北京天安門聚集,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活動。示威的學生提出「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取消二十一條」、「拒絕和約簽字」、「收回山東權利」、「還我青島」等口號。示威學生游行前往各國大使館遞交備忘錄,但只有美國大使館人員接受了學生的請願書,英法意等國使館拒見學生。游行隊伍隨后前往親日官員曹汝霖的住家,并打傷了當時在曹家串門的中國民國駐日公使章宗祥。軍警鎮壓學生示威,并逮捕了多名學生。

1919年5月5日,北京學生開始進行總罷課。中國各地的學生、商人和工人也紛紛聲援北京學生,掀起了波瀾壯闊的反帝國主義浪潮。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慶、南昌、武漢、長沙、廈門、濟南、開封、太原等地學生,在北京各校學生罷課以后,也先后宣告罷課,支持北京學生的斗爭。

1919年6月3日,數以千計學生在北京街頭示威,但遭到軍警鎮壓,170多人被捕。大批軍警駐扎在北京一帶的學校附近,進行戒備。1919年6月4日,軍警又逮捕了800多名,引發了新一輪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1919年6月5日,為響應學生的勇敢斗爭并呼吁釋放被捕學生,上海工人開始大規模罷工。上海工人的大罷工,進一步觸發其他地方也發起罷工、罷課和罷市的「三罷」行動。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等人在北京街上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聲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陳獨秀因此被捕,被囚禁了3個月才被保釋出獄。

陳獨秀在被捕前,於1919年6月8日在《每周評論》發表《研究室與監獄》一文,如此寫道:「世界文明的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

由於面對強大社會輿論壓力,北洋政府后來釋放被捕學生,解除親日官員的職務。中國代表最終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中日兩國在山東問題上,於1922年在華盛頓會議上經美國調停下達成協議,中國政府得以收回青島,而日本也從山東撤出所有軍隊,但日本仍在山東保留許多經濟和政治特權。

五四運動催生中國共產黨

五四運動為中國人民追求自主自決的反封建、反殖民、反霸權、反帝國主義斗爭中,寫下新的篇章。五四運動見證了中國人民為了反對帝國主義而聯合起來的強大力量,也促成了中國人民在救亡和解放的斗爭中找到新出路。

五四運動促成國民黨的激進化,也同時催生了更加激進的共產黨。部分自由主義傾向的五四學生領袖,如傅斯年、羅家倫等人,后來都為國民黨政府服務。

作為五四運動精神領袖的陳獨秀等人,認為社會主義是中國人民擺脫舊封建社會體制和帝國主義殖民威脅的唯一出路。因此,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在五四運動爆發后不久,就積極投入組建共產黨的努力。

1921年7月,12名來自中國各地的共產主義組織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正式誕生。陳獨秀被推選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任總書記。不過,陳獨秀后來於1927年因跟當時已斯大林化的共產國際意見不合而被解除職務。

投身在五四運動并於后來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黨內優秀領導的五四學生領袖,包括了鄧中夏(中共早期領導人,工人運動領袖)、張國燾(中共一大代表,后來脫離中共轉投國民黨)、羅章龍(新民學會發起人之一,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中共早期領導人、《國際歌》中文譯者)等人。

五四運動以來的崎嶇革命道路

五四運動后,中國經曆了崎嶇不平且蜿蜒曲折的革命道路。1925-27年的中國工人階級革命高潮因國民黨反動勢力的殘酷鎮壓而失敗,促成中國共產黨轉向在農村進行武裝斗爭的戰略。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武裝革命,衍生了后來於1930年代開始主導中國共產黨的毛澤東思想。抗日戰爭結束后,中國共產黨花了四年的時間在解放戰爭中挫敗國民黨,并於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后的新中國,也經曆了多次劇烈的社會政治轉折,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再到后來的改革開放資本主義復辟,以至1989年北京血腥鎮壓學潮。盡管中國於過去70年來取得好些社會革新成果,也不再是當年被帝國主義勢力欺凌的被壓迫國家,但是當前中共高壓政權加上以最野蠻形式復辟的官僚資本主義,中國社會仍然存在着深重的階級矛盾。

今天中國政府在紀念五四運動時不斷強調「愛國主義」,只是鼓吹忠於中共領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反動思想表現,早已脫離了百年前追求自主自決的解放精神。五四運動推崇的民主與科學,但今天中國廣大底層人民仍未享有直接參與在政治決策中的社會主義民主。更諷刺的是,過去一年來,有好些聲援工人維權斗爭的左翼青年被逮捕。

追求解放的五四精神

一百年前的五四運動,既是一場波瀾壯闊反抗帝國主義的救亡行動,也是中國人民追求自主自決民族解放的啟蒙運動。

五四精神,以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為指導思想,是進步青年青年反抗舊建制、反抗權威、反抗帝國主義的自我解放精神。正是追求自主自決的解放精神,在過去一個世紀啟發了中國以至亞洲及世界各地人民為更美好社會而前仆后繼投身革命,為世界的曆史帶來了重大的影響。這種革命的精神曾經啟迪被壓迫的人民奮起而戰,如今也仍能夠繼續鼓舞世界各地人民繼續為民主自決和社會正義而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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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進佳,馬來西亞檳城人。曾在大學時期因反對內安法令而被停學,2011年在《緊急法令》下被政治拘留。曾擔任過人權組織人民之聲協調員。目前為馬來西亞社會主義黨中委。個人網誌是《安那琪的文字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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