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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外籍底層工人一同抗爭——倫敦國王學院反外判的經驗

30/04/2019 - 6:1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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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董建華時代,以「開源節流」為名開始將公共服務外判,經過十多年,其惡果終於慢慢被公眾知曉。工會和學生團體與外判商及力推外判制度的公營部門惡鬥多年,亦累積相當經驗,能夠還擊。2017年底海麗邨清潔工罷工,並連帶多條公共屋邨清潔工待遇改善,開啟了改革外判制度的苗頭。因此在去年,惟工新聞聯同工友爭取合理待遇 你也做得到——以浸大學生的經驗為例一文,總結了浸會大學學生在2017年與外判清潔工和保安員追討遣散費的鬥爭的經驗,權充一篇超簡化的反外判說明書。

與此同時,惟工新聞亦注意到,反外判的風潮並不僅限於香港。近年英國,以非白皮膚英籍人為主的清潔工多次在公營部門、大學和私人企業成功反外判,轉為直接聘用。惟工新聞亦翻譯了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取消清潔外判 少數族裔工人成功爭取同等待遇這篇回顧文章,期望遠方的經驗足以成為本地抗爭的一些靈感。

然而隔著熒光幕只能看到抗爭的影像和報導,仍是隔了千山萬水,因此一直想與倫敦反外判的行動者交流。想不到就在香港遇到這個抗爭的一員。

Nickolas在香港讀中學畢業後到英國留學,期間加入學生組織「倫敦國王學院為清潔工討回公道」(King’s College London Justice For Cleaners,KCLJ4C),先後參與校內清潔工和教職員的工業行動。在2017年初,該校清潔外判商Servest以業務重組為由,醞釀裁員。就著外判商的惡劣待遇,以及外判工人無法享有直接聘用的員工享有的基本福利,工人和學生發起持續數月的行動,爭取取消外判制度。最後,校方承諾在新合約開始轉為直接聘用清潔工。

由於同樣是在學校,有學生大力介入,以反外判為主線,工學同行邀請了Nickolas與香港的工運朋友交流經驗,惟工新聞趁此機會作一記錄。以下為他的分享內容。


主講:Nickolas
記錄:惟工新聞
 
今天我想談談我參與這個運動的來龍去脈,討論外勞待遇、種族及階級政治。原因是倫敦很多外判清潔工都是來自拉丁美洲的外勞,他們受最刻薄的剝削。要制定有效的抗爭策略,這些都是必須考慮的政治因素。接下來我會討論運動中主要的策略性決定,當中我覺得可以借鑒以及做得不好的地方。希望這些經驗可帶給大家一些啟發。

首先談談運動背景。我來自KCLJ4C,2017年成立。2017年外判公司Servest的清潔工罷工,的確爭取到一些成果:外判商承諾加人手,而當有人請假,以前被逼頂兩人份工作,現時有額外工資。但為什麼我們仍堅持成立組織再將訴求升級?因為問題的根本沒有改變,他們仍是外判工。為什麼在大學工作,會比教職員和行政人員的待遇差那麼多?這不公平。

再者,他們都是移民,平時已經飽受歧視,到工作時仍受這樣的待遇,是促成我們這樣做的原因。工友說,「窮得養不起自己的孩子」,甚至有人交了租就付不起上班的車費,要問自己的兒子借。

那麼KCL的外判制度怎樣出現?在2010年前,校內清潔工人都是直接聘用。當時大部份清潔工都是外勞,向校方提出訴求,要求有生活工資,大概比當時的最低工資時薪高2至3鎊,實際上就是8.8鎊對6.3鎊,相當於能否多養一個人的金額,其實是不少錢。當時很多大學承諾所有在校園工作的人都要有生活工資,而KCL亦答應了。怎知抗爭勝利兩星期後,校方將清潔服務全部外判,以逃避這個承諾。

很諷刺的是,這間學校的到處宣揚的願景是令世界變得更好,但典型地講一套做一套。連校內的剝削和不公都沒有處理,憑什麼說令世界變得美好?

除了工資低,校園清潔工的其他待遇同樣惡劣。本身工友的工作時間是早上6時做到晚上6時,扣除1小時吃飯時間,也要工作11小時。可是很多時候晚上6時最後一課落堂後,學生還有其他活動,那麼工友就要多留兩三小時。合約聲稱這些加班純屬自願,事實當然並非如此。

工作時間長已經夠折磨人,工作量更是驚人。國王學院有3萬名學生,外判公司卻只聘用130名清潔工。同時管工對工友非常苛刻,工友因為人手不足、外判商沒有提供足夠的工作設備而導致過勞,甚至受工傷,卻被指責不小心,甚至因短暫失去工作能力而被解雇。比如有清潔醫院殮房的工友,因為外判商拒絕提供口罩、手套和保護衣物而患上牛皮癬,亦有工友曾在搬運清潔用具時不慎跌倒,被管工責罵。

不用說,各種待遇也能反映外判與直屬員工的待遇有多大分別。首先是工資。連在學生會工作的學生也能拿生活工資,但清潔工沒有。在2018年,每小時的工資差距是3鎊(31港元)。然後是退休金供款。直屬員工得到的供款為工資的17%-18%,然而外判商只按法定最低標準供1%。更惡劣的是病假安排。教職員病假超過兩日,才需要病假紙。然而外判清潔工生病少於4日都是無薪,跟香港一樣。

外判、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

退後一步看,為何這麼物質豐饒的社會,有一群人要被人剝削欺凌才足以糊口過活?對比學校擁有的資產和工人的處景,完全不成比例。剛才的短片說學校買了一棟受保護建築的大樓作為新校舍。老師說不知為什麼要買,猜測是作為向留學生的推銷的噱頭。我們學校的管理層的工資高於英國政府內閣。但他們說清潔工一定要外判,因為他們付不起直接聘用,而考慮改善清潔工權益時必須衡量經濟效益。

實際上其他大學都有這個情況,其他公司和政府機構都有,很不平等。因此我們切入外判這個議題,不能只針對國王學院,因為這不是一間學校,或管理層個人的決定,而是整個社會環境促成的。我們去反對外判制,不止是對學校提出要求。我們需要找一個更廣闊的視野,連結不同的人。

你可以用新自由主義或西歐整體向右轉形容。簡單來說還是將能私有化的公共服務都私有化,能以牟利模式管理的都如此管理。英國大部份學校都是公立學校,隨著大學私有化,不能賺錢的學校會被殺校。私有化後政府制定一個大學評分制度和名次,與學生教育成果無關,卻與學生的畢業收入水平有關。不賺錢的學校,以及教出不賺錢的學生的學校,就會被殺校。在這個情況下,最底層的清潔工就被開刀。因為他們好欺負,從他們身上「節省成本」最理所當然。

我的學校變成自負盈虧後做法非常離譜。為保持學校財政健康,學校資產部份用作投資,其投資組合包括化石燃料公司、私營監獄和移民拘留所,甚至軍火商。我們今年有一個新的運動,要求將學校去軍事化——因為我們投資的軍火商會跟以色列政府做生意(為以色列國防軍生產無人機、軍裝推土機及建造加沙圍牆),直接造成巴勒斯坦人民的種族隔離。原來一間學校在省錢的旗號下,會做出這樣的事。

無處不在的國界

接下來我要談談,為什麼外勞的處境特別慘。先講少許歷史。2009年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的清潔工要求所有在校內工作的員工都應享有生活工資。這是因為當時清潔工知道唇亡齒寒,所以要為所有人爭取;到頭來抗爭成功,也是清潔工努力的成果。當時已預期會被校方和建制報復,例如工友可能被取消某些福利。但實際上的打擊卻超乎想像,令一些外勞被遣返。那時學校跟外判商ISS約清潔工去開會,以為是訂立勞資協議,怎知去到會場,保安員鎖上會議室。四十名埋伏於防煙門後的海關人員便趁機撲出,在沒有搜查令下將所有清潔工鎖上手扣,查工作證和移民身份,看他們是否「合法工作」。即使英國沒有隨身帶身份證的規定,但當時查到沒有工作證的工友,就全部送去移民拘留中心,最後遣返了9個人,當中一個當時懷孕。

之所以要說這件事,是要指出今日英國對移民非常刻薄。亞非學院做出這件事意義重大。最初它的成立是訓練一些去殖民地做官的人,在1960年代變節,成為以反殖、反帝國主義思想聞名的學府。怎知竟然會這樣連同國家機關報復一些組織工會、爭取社會公義的清潔工。而清潔工的非本地人、非白人身份,亦指出我們分析他們的處境時,不但不能只看一間學校,也不能只知是工人被剝削,還要考慮種族的問題,全盤去看。

進一步說,國界其實不止是物理的存在,其實到處都是國界。生活的每一個領域都是一個對非我族裔的檢查站。

在住屋方面,被逼遷的總是移民,許多業主亦會以懷疑你是非法移民為由拒絕有色人種的租戶。政府管理的公共房屋亦越來越少,甚至連安全也成疑問。在2017年,全英國最有錢地段車路士(沒錯,就是著名英超球隊的主場),有一棟24層的陳舊公屋(Grenfell Tower)起火,74人死亡。事後發現起火原因是管理處為了「改善外觀」而在建築物外牆貼上一層易燃包裝。住在Grenfell Tower的是誰?不就是有色人種和新移民嗎?

在公共服務方面,公立醫院亦成為海關檢查站。去看病登記要檢查身份證,檢查是否非法移民。大學一樣,上課會點名,連續三堂缺席會發警告信,再兩堂缺席,就上報校方,校方有權剔除學席,否則那名講師會被罰款甚至解僱。對於留學生來說,這是一個嚴重的限制。

國家機器方面都是典型例子,警察針對移民,不用多說。而被拘留的移民一旦被遣返,理論上還可以上訴。但目前的做法是未審先判:先遣返,再上訴。但說真的,已經遣返回國的話,大部份人實際上已經無力上訴——即使事實上有一半被遣返的人並非非法移民。

因此資深的清潔工組織者總會強調,最大的困難是搞組織會被遣返,會被資方放進黑名單,通知全行。在這麼高風險的情況下,怎樣才可以爭取到?團結吧!誰不知道?但怎樣才算真正的團結,我待會會形容怎樣才是有效的支持,有用的團結。

那時2018年初有個突破。驚人地巧合,當時英國教職員因為退休金制度改革,令每人的退休金平均被削減20至25萬鎊(207至259萬港元),而發動罷工。我也有參加那場運動,慢慢認識其他人。由於同時我身處清潔工的抗爭,因此成為一個較好的橋樑連結兩場運動。當時罷工的老師目光不太狹窄,不止看退休金,還知道這是隨著大學市場化產生的結果。減少退休金,學校在會計角度上財政較健康,學校就可借更多錢。亦因此我有了機會跟他們說,高等教育私有化也影響清潔工,也令學生的學費較高,影響清潔工,亦影響了學生的學習條件。幸運地這場工潮連結了很多學生和老師支持這個運動——在此之前,清潔工受的注意力很低——但到頭來還是一半好一半壞的影響。

運動成功的因素

我總結了幾點為什麼運動會成功。

一. 勞資角力要靠硬實力。面對壓迫者,不能求他妥協,不能等他良心發現。因此要力量,每一步決策都要思考如何鞏固已有的力量,擴大自己的力量,以免示威變示弱。有勢的時候就不要放軟——那是教職員工潮發生的事。

那麼要怎樣做?工人運動最重要的武器始終是罷工,因為暫停生產是工人最大的籌碼。增加硬實力就是找辦法促成罷工,然後想辦法支援這個行動。

促成罷工方面,先講一些法律。在30至40年前,戴卓爾夫人上任後改了法例。罷工的表決,之前是出席會議者當中超過50%贊成就可罷工。1985年煤礦工人全國罷工一年多,保守黨除了出動警察,還改了法律,削弱工人力量,將罷工投票門檻提高,而在卡梅倫執政時期再提高為工會全體成員的85%。這是最重要的。提升硬實力就是做宣傳,部份是對工友說要相信罷工會達到一些事,有力量,不要怕。相輔相成的是團結起來讓大家看到。

二. 是工人運動工人主導。這是對我以及在座的組織者需要平衡的。有時你要介入運動就像空降,但不能喧賓奪主。運動是工人的運動,不能指導。有時他們覺得你來參與有自己的目的,例如增加自己的本錢。事實上的確有那樣的人。有一個人參與幾場工潮後去參選學生聯會。工友覺得你想攞彩就不信任。要讓工友知道這是工友的運動,你的角色是支援。

連結方面,我們盡力讓組織運動的學生可以與工人打成一片。會議不是宣布什麼,而是要商討怎樣參與。工友寫自己的訴求,知道這是自己的運動。好像很功利很實際,但我想說的是不要由上而下主宰工人要做什麼。我們在大學迎新日也請了工友來,跟新生談。畢業禮也一樣,吸引眼球。這些實際作用不一定很大,但要保溫。不是說明天有遊行就會一呼百應的。在行動之間也要持續有事發生。

又例如,當學校的「多元包容委員會」開會(不用說,是一件造作的事),我們就去抗議,發言要求取消外判制,還清潔工公道。因為是學校正式活動,這個行動有些迴響。校長也寫了信給所有參加者,大意只是說「知道了」。

我們亦舉辦了團結早餐,早上6時在校門放桌椅和食物,目的是連結學生和工人,打破隔膜。在同一個校園,學生和工人其實很少交流。我們要營造一個機會讓學生同情、理解工友的處境。通常有張枱有食物,就會有人來。十人過來八人走,一人聽完走,一人留下來聯署,也是成果。

勝利之後

勝利的時候以為很厲害,現在又有反撲。當時學校稱會廢除外判,全部直接聘用,那麼我們的角色就不同了,是要監督廢除外判的過程是否妥當,包括是否有生活工資。

剛才提到國王學院有5個校園,當時以為外判給同一個外判商,全都是2019年2月完,但原來有些別的外判商2024年才完合約。這當然不行,我們去抗議,校方就說只是就Servest外判商的協議。我們就跟工會UNISON談,怎知他們取態保守,他們說不要再激進,怕已有的成果都會輸。這是不合理的,搞了一年多,士氣如虹,怎可以退縮?到現在工會仍不跟我們聯絡,不幫所有工人。到現在仍未解決。


Nickolas分享過後,現場多名聽眾發問,以下為部份問答內容。

問:學生參與,大都是抱著行動者的心態,但對象大概從未經歷組織生活,什麼人都有——說工學同行,怎樣發揮到融合——工友很多時候都依賴組織者,主體性低/依賴性強,有沒有想像過怎樣在鬥爭期間建立他們的主體性,繼續與校方周旋?
答:這好像是問學生怎樣不做危機,而要做到讓工人可以自己組織的問題。首先要說,對象大概從未經歷組織生活是很大的誤解:英國工人的階級意識較香港強多了,尤其是清潔工。因為他們的身份,每日無可避免面對不平等,他們知道這是不公,要走在一起。在工作地點聚在一起,不就是外勞搞的工運嗎?怎樣拓展?我們開始做的是反外判,現在我們做的是幫零散工(precarious),清潔工、保安、deliveroo連結我們組織過的清潔工。英國獨立工人工會(Independent Workers' Union of Great Britain,IWGB)跟全世界聯合起來的聲音(United Voices of the World,,UVW)都是外勞及零散工人自行組織的工會,比傳統工會優勝很多的是沒有奇怪地保守的官僚組織,如UNISON在形勢大好的時候叫工人不要罷工,和UCU在教職員工潮時背著工人與校方簽協議。他們不是工人,生活物質條件跟談判的管理層相似,取態自然保守。IWGB跟UVW都是工人自發、工人參與度高,我們說服了國王學院的清潔工不做UNISON會員,變成IWGB的成員。我今日在香港做不到,但我的戰友還在努力幫他們自立。我們的角色是在危機處理後鼓勵他們參與。

接下來是教職員工潮,他們其中一個抗議的模式是在校門口做免費教育——有份組織的教職員很清楚,運動的目的是抵制市場化,而最好的方式就是免費教育,當中沒有師生高低之分,也有請我們去分享為什麼我們要去抗爭。

再回去談工人運動工人主導。很多做事的人都是學生,原因是工友上班時間很長。但雖然大多數參加的都是留學生,是移民,但我們也必定會拉清潔工來講他們的經歷,同時讓在場的師生知道,我們不是空談,是有真實的人在經歷真實的事,提升我們的認受性。

有個直接行動,我們佔領了校監辦公室兩週,我的論文大部份時間在那裡完成。他們說不構成非法禁錮,但事實上他們鎖了門和窗。鎖門之前我出去了,買東西給他們吃。最後找到一個較好的保安員協助帶食物進去。這是佔領期間學生的公開信,抗議學校不人道對待。因為學校請一批新的保安員趕我們,甚至動手。

清潔工真的手停口停。教職員罷工14日,而且是分散罷工,癱瘓了英國92%的高等教育。但清潔工不可能,因此我們要想辦法給力量這個運動。佔領是其中一個方法。

問:想多了解運動當中的角力,有沒有幾個關鍵時刻可以分享?在運動當中教職員參與了什麼?
答:剛才提到工會主動選擇不與剩下來的工友爭取是其中之一。有什麼轉折點?說不上有,就是情況越來越差。一直都是整批組織起來的工友炒掉,勞動條件越來越差等。經常看到的是工會取態很保守,看似有希望卻退縮。以前工友不能直接與大學談判,因為他們的老闆是外判。在2017年IWGB打了一場官司,以後有什麼勞資糾紛,可以直接跟最大的僱主談判。當時國王學院承認了UNISON是工人代表,願意跟工人談判。客觀形勢好,然後工會叫工人不要罷工。可能這不是你預期的答案。另一個可能的就是教職員罷工,令議題不再是單一議題,而是整個教育界在新自由主義私有化之下的惡果之一。

至於教職員的角色比較間接,他們人數遠超清潔工(只有130個清潔工,但一個學系可以有數十個老師),所以教職員的角色是運動突然多了很多人,但沒有什麼老師主動協助。例如佔領校監室的時候有發電郵給老師求救。之前他們罷工有緊急行動,我們馬上撲去幫忙——那時他們罷工5至6日,突然教職員工會UCU背著老師與管理層達成協議,將減退休金暫緩一年,成員紛紛不滿,深知來年不可能再有這麼大的行動——當時幾百人聚在教職員工會大樓前面,氣氛高漲,我心血來潮演說,跟老師說,不是大家出來吵一次就完,我都是學生,以後可能進學術圈,所以大家唇亡齒寒,跟保安員、清潔工一樣面對大學削資的壓逼。但我們被打壓時,沒有一人回覆我們。

問:那時我也在英國讀書,考試制度是一試定生死。也有些人覺得被教職員罷工阻礙上課。可以做的只是有空去聽罷工教授的公開講課。學生的基礎怎樣營造?
答:我們幾乎連續三個月在校門搞小行動,向經過的學生派傳單,很多人愛理不理,有些人就同情但要上課。當時有件小事。教職員罷工,有些學生堅持要進去課室,然後老師按章工作。有些組織者惡言相向,我覺得沒用,便草擬了一個電郵,讓學生發給自己的老師,請他支持其他教職員的罷工。因為你很難要求學生不上課,但可以要求老師罷工。為什麼會做到?有一件怪事,那時有兩個學生組織,我們(KCLJ4C),跟一個叫Refund(回水)的組織,說我們給了學費,罷工就賠錢吧!學校就乾脆扣老師工資。其實我認識Refund那個人(就是透過參與學運撈了資本去上位的那個人),我一開始就跟他說不行,因為你已經接受學生是消費者,教育是商品的邏輯。他說不行,因為已經出了facebook page,撤回就選不上。慢慢那個組織就變成學生反對罷工(Students against strikes)。當時我們很氣憤,反而變成一件好事,因為很多學生一方面同情清潔工,另一方面付了學費,很掙扎。可能我們的組織有些人太惡,很難說服他們。但有一日如常在封鎖線,那個反對罷工的組織做了一個反對我們的行動,到頭來幫了我們。他們很多論點我們覺得錯得離譜,但很多學生也同意——雖然也有些人會同意高層高工資是不公平。但我們馬上拿大聲公反擊,學生報也報導了,開始多人明白我們的觀點,多些學生加入我們。

考試方面,老師說如果繼續罷工,學生不用考試。因此很多人加入支持。那件事差點就發生了,因為考試不是校內老師改的,而是獨立評卷員負責改,否則不公平。那些人就教職員罷工事宜集體辭職。但對我沒幫助,因為我不用考試,只需寫三篇文。這是一個巧合,教職員工潮也是一個巧合,是好事,但不好的是靠巧合才做得了。我們沒有人有能力和視野創造機會。如果不是幸運,今日可能就無法來分享。

問:談談你參與抗爭的感受。
答:很鼓舞的是,只有組織者感受到無力感。工友全程很高漲,有時反過來鼓勵我們。「我們搞了這麼久,可以的,繼續下去!」有句話說出來可能會被罵,「一將功成萬骨枯」,就算這次不行,總有下次。更實際的是,可能覺得不斷爭取都沒有成果,但其實不爭取可能會更差。有時不需要成功爭取。保護已有的權益也是成功。

無力感當然有。我們幾個都是左膠,都是外國留學生,某程度上是空降,幫外勞爭取權益,控訴移民政策荒謬,對我們來說是很貼身的問題,因此覺得爭取很重要,不是課外活動,而是很貼身的。很長時間我都停留在不斷被擊敗,繼續做吧,有些麻木。有時有人過來鼓勵,黏一些比較有能量的人。有些時候不知點算,不知自己在運動的角色是什麼,應該寫文?應該拿大聲公在街站呼籲?有時真的不清楚,做完都覺得是假的。我在中段才加入,我覺得不要封閉自己,抑鬱就跟別人說,跟參與運動長久的人談。有個UNISON的西班牙人已退休,入了籍,經常鼓勵我。不知怎樣捱過的。

技術方面,我從未出過橋,一直都是工具人。我會做的就是寫文,演說,談話。什麼團結早餐,衝入會議發言,都不是我想出來的。但一定要試,不要怕。有些人會報以奇怪目光,但可以做。當然不是在弱勢的時候做,以免變成負面形象,令別人看不到我們的重點。

問:學生有冇被報復?
答:有些人有,最嚴重的在亞非學院,佔領期間學校找新保安挑釁,想學生動手打人,抹黑運動。有兩名保安員開鎖,其他人衝出去想自由進出,發生衝突。保安衝突期間性侵犯女學生,有個學生推開他,他們推撞,學校有藉口說他襲擊,然後遣返,正在上訴。

有次有個關於以巴衝突的講座,兩名講者都是偏向以色列,極右、恐同。有些人想阻止這個活動,那個想選學生聯會的人衝進去拿大聲公抗議,怎知另一間大學的黑布蒙頭稱為反法西斯主義者的人(之所以如此稱呼,其實是想抹黑)進場打人。學校就有藉口說我們搞事,以後就無法book場。沒有會室沒問題,我們就在學校門口開會,其實是逼不得已。我們整天被抹黑,校監每月有封公開信,連續幾個月沒有指名道姓批評我們。


後記

倫敦學生在反外判的戰役勝利固然令人鼓舞,但在距離讀者不遠的地方,學生想推動社會進步,面對著極大的困難。

在中國,數十名研讀馬克思主義理論,關注工人權益的學生,因為聲援深圳佳士廠工人組織工會的抗爭而被捕,有些人在囚至今,或下落不明。目前已知有人被退學。他們在學校成立的組織被勒令解散或改組。

在香港,過去短短一年,浸會大學以停學報復反普通話課程學生;理工大學禁止「理事亭」使用校園設施;嶺南大學稱「嶺南勞工關注組」為「非法學生組織」並阻止工友參加活動;浸會大學草擬《辱校罪》打壓學生言論;理工大學以強制勞動、停學和開除學籍報復反對取消民主牆的學生。

威權政府要維穩,必先從控制下一代著手。然而回看歷史就可知道,學生能否擺脫這樣的壓制,靠的不是社會上有人「撐學生」,而在於學生能否走出既有的位置,發現工人的現在就是自己的未來,然後與工人一同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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