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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作為終生職業    決心抗爭的新翠工友

07/02/2019 - 5:08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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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2018年12月3日,大圍新翠邨外判清潔工抵達房委會,準備發起罷工抗議義合清潔公司(下稱義合)拖欠遣散費,工友最終不戰而勝,義合宣布支付遣散費。惟工新聞訪問了幾位新翠清潔工,一探她們怎樣看自己的工作,又怎樣理解外判制度。

倒樓辛苦但自由    方便雙職母親分配時間

柳姐一家在1992年搬到新翠邨,當時她還未結婚生子,在製衣廠當女工,正式成為清潔工是十八年後的事,但柳姐早已經親身接觸過這份工作,是父母的好助手。柳姐的父母在1999年開始做清潔工,二人負責新偉樓的倒樓工作,也就是從高至低逐層清理大廈的垃圾。新偉樓是舊長型公屋,樓高十八層,每層多達八十戶,全棟樓便有1440戶,絕不是一個小數目。後來爸爸患上心臟病,妹妹便頂替他的位置,與媽媽拍檔。到了2010年,柳姐也正式入行,家中兩代都是清潔工。

倒樓有什麼優勝之處?倒樓一日需工作兩更,早晚各自密集地勞動四小時,雖然辛苦,卻有其他工作少見的自由。早晚兩更之間的下午,倒樓員可以回家休息,或照料家庭,兼顧家庭和工作。身為一個母親,柳姐既要外出工作,也要打理家頭細務,倒樓是一個較能平衡兩者的職業。不少倒樓員寧願薪水低一些,都選擇留在自己居住的屋邨工作,也有這一方面的考慮。柳姐表示媽媽也贊成她入行,「我成日都幫佢手,幫幫下就入左行,佢點會唔鍾意?佢仲覺得做呢份工幾好添。」

柳姐曾帶著兒子一起工作,那時他還在就讀幼稚園,一個電視的大紙箱也能讓他樂上半天。住戶扔出來的玩具仍十分新淨,柳姐拾回家給兒子玩。兒子初中時無心向學,常常玩電腦,柳姐擔心他學壞,工作又應付不過來,便把兒子叫出來當助手。後來兒子發奮讀書,現在已經升讀大學,過年過節時柳姐工作量大增,「叫到佢幫就會幫手」。


大圍新翠邨

處理垃圾風險多    操勞易工傷

清理垃圾看似是簡單的工作,但清潔工日常需要處理種種困難。垃圾種類層出不窮,有容易割傷手的碎玻璃,也有厭惡性的大小便,柳姐卻鮮有抱怨:「做清潔實有呢啲野架啦,唔係咩叫清潔啊?」比較辛苦的時候是夏天,在高溫下工作,柳姐形容可以出汗至「褲都濕埋,真係好似浸水咁」。

公屋設有直落式垃圾槽,清潔工人可在每層樓把垃圾倒入槽,由地下的垃圾房收集。柳姐形容以前的垃圾槽「空寥寥,得一個大窿」。近年其他屋邨發生過幾宗意外,清潔工把垃圾倒入槽時不慎跌入其中,墮樓傷亡。意外發生後,新翠邨垃圾槽的槽口上才加蓋了一面不鏽鋼門,設計相對安全。

除此以外,垃圾槽也有不便之處。由於槽內空間較窄,不時有垃圾被卡住。如果是枕頭或棉被之類的物件,還可以淋水使之變重而墜下;但如果是不吸水的垃圾,便要用最原始的辦法,走樓梯逐層逐層去看垃圾卡在哪一層,把它清走後才能繼續工作,很耗費體力。

另一名清潔工阿桂已入行30年,長年操勞導致膝蓋痛,下樓梯時痛感尤其強烈。清潔工的工作環境本身也暗藏危機,容易造成工傷。阿桂之前「一字馬」式不慎滑倒,拉傷大腿,是因為兩個垃圾籮遮住了地上的水灘,阿桂一時留意不到,受傷當時更起不了身。

十號風球仍需工作險被吹走    清潔工:責任在政府

清潔工在惡劣天氣下仍需照常工作,2018年9月超強颱風山竹吹襲香港期間也不例外。當日風勢猛烈,垃圾被吹得亂七八糟,收拾起來加倍艱辛。阿桂憶述當時情況:「我單車連埋人都吹走去後面,嚇到我死。啱啱行過無幾耐,棵樹『嘭』一聲冧左!」山竹破壞嚴重,香港政府收到超過4.6萬宗樹木倒塌個案,在如此環境中工作,清潔工等同暴露於生命危險之中。

另一名清潔工蘭姐直指問題出自政府。她指出外判商每日都要交上足夠工時給房屋署,「話知個天冧落黎、落狗屎,你都要打卡!」正因為房屋署的這個規定,工人即使遇上黑色暴雨、十號風球等惡劣天氣,同樣需要上班。蘭姐表示:「呢啲特別日子政府應該唔需要(外判商)交工時,係政府嘅問題。」

外判制度壓榨薪金    沙田中環打兩份工才夠生活

政府實行外判制度,採取價低者得的標準,外判商為了提高中標勝算,壓低工人薪金。蘭姐以前曾在食環署工作,從當時的同事口中認識到外判制度如何剝削工人。她認為政府在招標時必須要保障工人權益,「政府應該劃一條『死線』,規定外判商俾人工唔可以低過某個數。」

外判清潔工的薪金比政府直接聘用的清潔工低,柳姐等人的月薪以往只有八千多元,前陣子加薪至9300元,才剛好能夠攀上預計今年五月生效的最低工資時薪37.5元。薪金之低,導致清潔工們寧願加班多賺幾百元,阿桂慨嘆:「無班加?無肉食添!」阿桂現已六十多歲,為了負擔家庭開銷,日打兩份工,在沙田完成倒樓晚更後,再到中環做另一份清潔工,通宵過後又接上沙田新一天的早更。說到退休,眾人卻都沒有這個打算。柳姐表示:「通常呢班人都係有得做就做,諗住退休就唔會做清潔工。」

清潔工:想人人都知呢單野    抗爭路上工人工會相輔相成    

2018年年尾,新翠清潔工從舊外判商義合手上成功討回遣散費。外判商慣用一些伎倆,利用法律漏洞逃避支付遣散費,才導致原就是工友應得的賠償,卻要大費周章去追討。

當時義合的合約將於12月31到期,但11月尚未公佈任何發放遣散費的安排。據蘭姐憶述,最初經理曾與工友開會,指工友留在原邨而不跟隨義合到其他地方工作,並沒有遣散費,柳姐等十多人還簽下了自願離職信,當中更有人不識字,未細閱過條文便簽署。蘭姐等四五人在會後留下追問經理,經理表示會派「開心利是」給這四五個工友,「我問佢數目有幾多,佢又唔講」。蘭姐等人曾到勞工處諮詢意見,但勞工處只指義合的行為合法,再去諮詢區議員李世鴻,經此聯絡上工會,展開了整個月的工潮。

柳姐形容工會發揮了帶頭作用,把「散沙」一樣的工友組織起來,但工會幹事杜振豪表示:「議員或我地都只係橋樑作用,點解公司會怕,其實係怕大家。最緊要道力,就係大家肯出黎,一齊做啲野。」義合在12月3日工友準備發起罷工前妥協,在當日下午會議表示會安排支付遣散費。如今柳姐和蘭姐倒有些後悔沒有真的罷工:「我哋今次想上電視,個個人都知道,俾政府知道呢單野,上面啲官都唔知我哋實際情況!」

另一名清潔工丹姐表示,十多年來幾任外判商轉手時都沒有支付遣散費,包括早前被揭發「左手交右手」的義合及怡泰,兩間公司的持有人跟股東是親兄弟,兩間公司派來的代表都是同一位駱先生。工友們意識到被騙多年,因此這次工潮特別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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