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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為香港承擔了多少?《印尼移工回國之路》專題九之九

15/01/2019 - 7:2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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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移工回國之路>專題
前言:落葉歸根還是無盡漂泊
1.Avid的故事:衣錦還鄉的包袱
2.Eaga的故事:被性別身份左右的人生
3.半生在港打工,成長烙印能否輕易抹走?
4.計算打工之旅的得失,不得不看這4組數字
5.一望無際的農田,過山車般的生計 
6. 外出打工後能享清福?看看移工回國如何維生
7. 不想種田又不想越洋,到了城市可怎樣生存?
8. 重回那溫馨而局促的家鄉,移工如何自救?
9. 移工為香港承擔了多少?


【惟工新聞】在談論移工時,人們的態度往往兩極化,要麼可憐她們寄人籬下受盡欺壓、同情她們與家人分離之苦,要麼批鬥她們練精學懶、虐待一家老小、還喜歡偷錢偷衣服。這些都可能是事情的一部份,卻肯定不是事實的全部。如果不拉闊思維,建立一種理解移工問題的視野,恐怕支持移工或支持僱主的人都只能打口水仗,而無法處理問題本身,放過了真正應負責的——政府。 

兩組數字,窺探政府對移民家務工的用意

近幾年政府增加移工最低工資,每年加100元,移工視之為侮辱,政黨和僱主咬牙切齒地說肉赤。大抵,在政府眼中,這些也是可以預期而且在掌控之內的反應,管治班子的頭頭似乎每幾年就走馬更替,然則,背後做事的卻都是同一班人,或是一套有系統有傳承的思維。我們不妨把歷史維度拉長一點來看。

在《計算打工之旅的得失,不得不看這4組數字》一文中,我們羅列了移工工資的變遷。自七十年代輸入移工開始,政府訂立了聘請移工最低可接受工資規定(不同於2011年設立的本地工人的最低工資制度)。其中,值得留意的是,由1993年至2013年這二十年間,移工的工資一直徘徊在三千多元,期間有兩次減薪、九次凍薪,直至2013年9月,移工最低工資才突破關口達到4,010元。這說明,移工的實際所得一直在貶值。即使近年每年加100元,也追不到通脹,遑論回到從前較為合理的水平:九七主權移交至今廿一年,香港物價上升30.3%,惟移工最低可接受工資僅增加16.8%,遠遠落後。而且不要忘記,移工的收入有約一半工資或更多都在香港花費,用在交通、飲食、通訊方面,他們的收入實際價值是與本地物價指數息息相關的。

另一個值得留意的數字,是入境處對僱主的入息要求。在《從外國聘用外藉家庭傭工指南》中,入境處表明,為了確保「僱主在扣除家庭開支後仍有足夠經濟能力僱用傭工」,因此要求僱主的家庭入息不少於每月一萬五千元港幣。由我們目前手上僅有的資料來看,這個數字起碼十五年內沒有調整,實際上有可能更久(有說是由八十年代維持至今)。在2003年至2018年這十五年間,家庭收入水平增加了一倍有多、物資指數也增加了三成有多,但是聘請移工的入息要求卻一直沒有改變。

從移工工資實際價值一直下降、家庭聘請移工之入息多年不變的這兩組數字,我們可以推斷,政府正在降低聘請移工的門檻,讓移工成為窮人也可以負擔得起的商品。

一方面,這樣或許是令收入較低的家庭也可以請到長期的住家工來分擔工作,以致於能夠多一兩個家庭成員外出打工。然而,這伴隨著發生的就是移工的待遇令人擔憂。在此,筆者並非想說經濟條件較低的僱主就有較大機會苛待移工,君不見,近年幾宗嚴重虐待移工的案件,施虐者皆為中產以上的僱主。但是,可以想像,在寸金尺土的香港,在一個空間較小、經濟較緊的家庭裡,移工有機會獲得合理待遇的條件是相對較少的。政府讓收入較低的家庭也能聘請移工,而不是由政府自己改善本地低收入家庭面對的困難,實際上可能對雙方是壞處多於好處。

那麼,為什麼政府仍然要這樣做呢?下一步,讓我們來看看,政府想用移工來解決什麼問題。

政府對安老、託兒服務的態度:推卸責任

2017年,政府發佈了一份名為《香港的外籍家庭傭工及家庭照顧責任的演變》報告,表面上是讚揚移工為香港貢獻良多,又為其本國帶來外匯,移工制度是雙贏局面。實際上,那份報告的意思是:不要指望政府增加安老託兒的公共開支了,請個移工回家,自己解決問題吧。

如此論調,刻意無視民間爭取多年的增加公營院舍、增加居家安老社區配套、設立照顧者津貼、增加社區託兒服務等訴求,報告也絕口不提移工身處的現代奴隸制度,製造了一個令他們多容易受傷害受剝削的環境,Kartika、Erwiana這些名字彷似從不存在。

那份報告是如此舖墊其論述的。

首先,是製造既定事實。報告先回顧在港移工的增長趨勢,再說移工在香港所得工資比其本國及其他國家工資高了一截,然後描繪了目前聘用移工的家庭特徵:三成是育有子女的已婚人士,四成是有已婚女性成員投身就業市場的核心家庭,有長者成員的住戶接近一成,較舊的數據顯示,有成員需要「特別照顧」的住戶佔兩成多。藉此舖陳,將移工來港打工說成是自然不過的事,仿佛已是港人不可缺少的必需品。

接下來,就是提出問題及解決方法。報告將近年政府大力提倡的「釋放女性勞動力」、「居家安老」作為亮點來特別闡述。報告以資訊圖表顯示,1996 年至 2016年這二十年間,女性勞動率大幅上升,又指聘請移工的女性勞動率比沒聘請移工的高近三成。另外,在這份十二頁的報告中,關於「長者護理」的篇幅佔了差不多近五頁,在末尾的六點歸納中,有三點都是關於應對「人口老化」問題。

為什麼政府會以移工來解決問題?因為更便宜。由以下社署文件顯示的2016-2017年安老服務的成本可見,聘請移工對政府來說是節省了一大筆開支,政府甚至完全不用付錢,因為聘請移工是由市民自己掏錢支付的。因此政府大力鼓勵市民聘請移工照顧老人家。

近年,政府開始傳出消息,即將會推出資助獨居老人聘請移工的措施。2017年11月,勞福局局長羅致光和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接受傳媒訪問時指出,政府正研究以「現金券」或「社區照顧服務券」資助獨居的公屋租戶長者聘請移工,當中資助額約為移工工資的四分一至一半,即一千至二千元。羅致光更指,預料計劃可在這屆政府任期內推出。

跳出政府的框限,重新思考責任誰屬

要是順應報告的思維,或許就會同意,對對,聘請更多移工來港就是解決安老託兒的方法。移工對本地有良多貢獻,這是不爭的事實,但事實是否只能用這方法來解決呢?這個方法所帶來的好處,是否能抵消其代價--移工無日無之被虐待或歧視?香港人又是否真的須需要肩負那麼多責任呢?

「老人為社會貢獻一生,小孩是社會的未來」,這兩句話大家都應該琅琅上口了,如果相信這前兩句是真的,也應該相信接下來的一句:「因此安老託兒的責任應該由社會來集體承擔。」所謂的應該負責的社會集體,就是依靠人民勞動、交稅來供養的政府。不論是爭取了多年的全民退休保障,還是安老託兒服務,都是政府理所當然要還給人民的。

過去十年,我們不是沒有見到政府如何使用公帑,「量入為出」不過是想用就用不想用就隨手可丟的說辭。君不見,一個施政報告就可決定用盡庫房五千億。政府不是沒錢用來改善安老託兒服務,只是還未有足夠的壓力令其聽取民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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