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message

Deprecated function: The each() function is deprecated. This message will be suppressed on further calls in menu_set_active_trail() (line 2405 of /home/wknews5/public_html/includes/menu.inc).

重回那溫馨而局促的家鄉,移工如何自救? 《印尼移工回國之路》專題九之八

20/12/2018 - 6:48pm
Share

<印尼移工回國之路>專題
前言:落葉歸根還是無盡漂泊
1.Avid的故事:衣錦還鄉的包袱
2.Eaga的故事:被性別身份左右的人生
3.半生在港打工,成長烙印能否輕易抹走?
4.計算打工之旅的得失,不得不看這4組數字
5.一望無際的農田,過山車般的生計 
6. 外出打工後能享清福?看看移工回國如何維生
7. 不想種田又不想越洋,到了城市可怎樣生存?
8. 重回那溫馨而局促的家鄉,移工如何自救?
9. 移工為香港承擔了多少?


【惟工新聞】在波諾羅戈那十天,我們坐摩托車四出拜訪歸鄉移工。乘車時要捉緊尾架,以防抵不住大風或是路面顛簸而掉下車。一來一回的車程花兩至三小時,吃過午飯出發,回來時天已黑透,手和腰都累透了。如果沒有Kristin幫我們聯繫,恐怕不可能在茫茫大海裡找到合適的受訪對象。   
 
這是她與KABAR BUMI的同伴幾經艱辛經營出來的網絡。
 
高壓統治的蘇哈托政權在1998年倒台,這並不意味著印尼人民從此解放,白色恐怖的厲害之處在於,政權的監察彌漫在空氣中,滲透進人民的骨子裡,歷久不衰,直至用雙手打破枷鎖之前,也不知道原來自由就在自己手上。
 
在港移工回鄉後自主組織 
 

我們第一天探訪的就是Fendy,她剛生下女兒,身體還在復原中。說起KABAR BUMI,她還是抖擻精神跟我們分享。Fendy家的客廳差不多有兩間課室那麼大,2015年夏天,一班前移工聚集在她家開了三日兩夜的會議, 來的人都是曾在香港打工,參與過組織,在另一個國度嘗試過自由的滋味,回來以後再不甘願做順民任人奴役,也不願見著他人受苦而無動於衷。
 
移工組織在更早的時候就已經意識到,他們有需要在印尼本國建立據點,由內而外解決問題。2008年,香港的ATKI(印尼移工協會)聯絡到已回來印尼的移工,在本國建立了第一個ATKI-Indonesia。多年過去,香港的移工運動發展出更多元的議題及組織,回鄉的人們重整議程,在2015年那個會議決定成立KABAR BUMI(全名Keluarga Besar Buruh Migran Indonesia,簡稱KB,印尼移工大家庭)。
 
與會者很大部份在波諾羅戈,因此他們在這裡設立了一個分部。另外,KB在日惹、雅加達也有據點。他們的工作從教育、個案支援、批評及倡議政策、與不同組織結盟等方面出發,以改善移工及其家人的生活為目標。前ATKI成員Jen的家鄉在中爪哇,但她現在卻長居於雅加達經營KB,「這裡不是沒有人搞組織,是有非政府機構、有人做個案,但KB是群眾組織(mass organization)」。
 
群眾的問題 由群眾解決
 
有戶人家的女兒,去了沙地阿拉伯打工,十五年來都沒有回過印尼,最近更音訊全無。家人擔心她安危,向KB求助。Fendy接到消息立即聯絡雅加達的KB總部,拉上多條線索,分別找了在沙地阿拉伯的朋友、又找領事館幫忙。查了一段時間才得知,原來那移工的老闆因貪污被判坐牢,老闆的弟弟繼續聘請她,但是沒有跟她重新簽約也沒有更新護照,導致她逾期逗留。由2013年開始更沒有再支薪金,直至KB聯繫到她,返回印尼前,新老闆才付她工錢。從尋獲到真正回家,歷時八個月。沙地阿拉伯不容許移工像香港那樣籌辦組織,移工也不許獨自外出,在這樣的環境下尋找一個離開印尼十五年的人,有如大海撈針,最後找得到那移工,全靠移工之間日積月累的網絡。
  
在印尼,KB要與流氓似的中介人埋身肉搏。出國打工的人經常遇上中介濫收費用的問題,KB會幫他們追回多收了的款項。Fendy昂著頭,氣定神閒地回想與中介糾纏的情形:「我去找中介公司的時候,常常被罵,他們想嚇走我。」中介恐嚇說報警,她心裡清楚自己是來幫人,沒什麼需要害怕。她以寡言對應狂暴,不用多說話,只是直勾勾地望著那個人,一句一頓地發問:那些錢用來幹什麼的?有沒有收據啊?「如果中介謊報價錢,我就會反枱,告訴他我們認識政府部門的人。」自知理虧的中介人至此心虛起來,有的甚至態度大變,恭恭敬敬為Fendy泡上一杯咖啡。她對這些嘗試相當自豪:「看,我只是讀到小學,也可以做到這些。」這無疑是對其他同伴的鼓舞。
 
大姐氣派是多年來練就的功力,但是誰有把握在那情境下可以理服人?Fendy笑說:「第一次去完,我其實出了一身冷汗呢。」說是蘇哈托的年代過去了,但辦組織並非毫無風險。組織活躍起來,便曾有警察上門向Fendy查探KB的底細。Fendy意味深長地說,我知道搞倡議搞運動可能會有什麼後果。
 
而且,運動也不可能由一人頂起。後來,我們從Kristin口中得知,Fendy曾經在家門前經營過一間咖啡店,因為只靠耕田的收入不足以維生。有段時間,一位KB的成員入了醫院,Fendy與丈夫天天去探望她,咖啡店因經常閉門而流失客源,做不住關閉了。
 
群眾組織的力量來自於群眾自身,凝聚社群是KB目前重要的議程。他們每個月至少一次聚會,交流近況、募集物資去幫助村裡的窮人或受天災影響的人,由此過程中與社群建立關係、滾動更多人加入。聽起來是很自然的過程,但是,在印尼要招攬人加入組織,比起香港困難得多。
 
香港印尼大不同 回鄉參與運動要面對什麼困難?
 
我們拜訪的前移工當中,也有部份已逐漸不再參加運動,觀察他們的生活,再加上Kristin的經驗之談,我們得知他們難以參與運動大多離不開幾個原因:家人不準外出、要照顧小孩、忙於賺錢維生。
 
在KB聚會的時候,我留意到,幾乎所有女性參與者都有男性陪同前來,那些男性有的也是作為前移工加入KB,有的則只是當司機送妻子或姐姐來。她們都是比較幸運的人,很多人回家以後不再參與組織,其中一個主要原因便是夫家不許外出,或者要照顧小孩而難以外出。
 
在香港,她們有的人拿著咪高峰面對數百人講話也有條不紊,有的在領事館前抗議也不怕露面不怕被拍照,有的敢於跟不合理地發施號令的公園管理員理論,有的無懼污名敢於去愛......即使處境艱難,但她們放假的時候起碼可以做自己,因為有一班同伴支援、給予信心。但是,回到家鄉以後,就要進入新的社群。Kristin面對的是不斷質疑她為什麼不生小孩的村人,Avid面對的是在背後取笑她賺不夠錢的鄰居。昔日同聲同氣、共同對抗壓迫的姐妹們不在身邊,單打獨鬥之下,心志不斷被磨蝕,要維持抗爭的鬥志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
 
組織之難,還有一些物理上的條件。香港交通便利、移工大多數在同一日放假,星期日在維園、九龍公園等,總有大批移工聚集。然而城市和農村生活節奏有很大分別,在印尼,務農的人們沒什麼「假日」的概念,耕作日程視乎天氣,你家農閑的日子與我家農閑的日子未必吻合,要約一個日子讓十多二十人聚在一起,需要有心為之安排。在KB聚會當日,坐了一小時摩托車來的Ann便說,她每個月也會特別為KB留一天。

一小時已經不算長,問題在於,沒有摩托車的話,幾乎是沒可能走那麼遠的路去另一條村。一家人通常只有一台摩托車,在這情況下,如果家中話事的人不允許使用,那麼交通自由就受到限制,想出去也不是易事。
 
兩年有多,Kristin堅持下來。她意識到,出外打工並不是打破困境的方法。她看到,越來越多人回來了又再出去打工,印尼的物價越來越貴,維生越來越難,如果不解決本國的問題,出外打工也不能真正改善生活。投入運動,無疑是一個困難的選擇,就如前文所說,她雖然找到一個願意理解她的丈夫,但還要面對婆婆、村人的催逼和規訓。她知道,一旦放棄對抗,順應其他人的期望,生下小孩當個好媽媽好老婆,就會失去很多自主的時間,「好多人需要我們大力抱住,要抱住所有的人,不一定要即刻結婚即刻生小孩。如果我只會想自己的家庭,就變得不會想其他人。」說起來不是什麼難懂的道理,而在這樣的環境下,她仍然緊守著底線,拒絕只看到自己,堅持要與其他人走在一起,當中面對的困難、需要投入的心力,是一件多麼難以想像的事。但她的確在努力嘗試,這種掙扎本身就已是彌足珍貴的示範。
 
組織可以如何協助參與者面對家庭掣肘?
 
女性可以如何參與運動?印尼聯合工會(Gabungan Serikat Buruh Indonesia,GSBI)的經驗告訴我們,除了個人意志,組織在這方面也可以幫得上忙。
 
到訪勿加泗(Bekasi,西爪哇一個工業城市)時,GSBI一位帶頭巾的女性工會幹事Kubana帶我們在工業區走了一個下午,向我們引介外判保安及鐵餐具製造廠的工人。她原本也是一位紡織女工,申訴工廠問題後被無理解僱,自始當上工會幹事。在回程的火車上,我的視線始終離不開她那頭鮮黃色的頭巾,我問道,伊斯蘭教不是要求女性不可拋頭露面嗎?大概Kubana已不是第一次遇上這問題,她平心靜氣地回應道:「說這話的人要先明白穆斯林,穆罕默德的妻子也是領袖。女性不能做領袖是文化偏見,政府宣傳說男人不應該食軟飯(eat from woman’s salary)也是錯的。」如此基進的說話,是承襲著媽媽。也因如此,爸媽常為了她的事而爭吵,Kubana說,她的爸爸很父權。
 
其中一個爭吵的話題就是她加入工會。村裡人在背後說閑話,曾參與工人運動的母親也擔心她受害。有一段時間,Kubana被要求留在家裡不許參加工會活動,她向GSBI工會秘書Emilia求助。Emilia到了Kubana家拜訪,向她家人解釋工會在幹什麼,最終說服家人容許她外出,只是不可以太夜回家。
 
Emilia告訴我們,在過往的運動經驗裡,GSBI早已發現要把「性別」、「家庭」納入組織的考慮中。現時工人有大部份女性,而參與工會的仍是以男性為主,工會認為,工人中的父權文化是一個需要處理的問題。五年前,坦格朗(Tangerang,西爪哇一工業城市 )一間Adidas代工廠有2千名工人因示威而被解僱,工人持續為不合理解僱而抗議,當中女工的丈夫初期非常不滿,想跟他們離婚,更到工會辦公室吵鬧。意想不到的是,工會慢慢說服了那些丈夫,有的人後來甚至加入抗議隊伍。
 
我們到訪GSBI總部辦公室時,他們正在開會,除了會議桌周圍坐著工人與幹事,房子裡還有一些貌似不是在開會的女性和小孩,有的人在煮飯,有的人在與小孩玩耍,或者在哄小孩停止大哭。Emilia向我們解釋道,很多時家人會因為不了解工會而阻止工人參加,那麼就邀請他們來一同出席,讓他們知道工會是什麼地方、他們的家人花時間在什麼事情上,這反而有助於工會鞏固組織。
 
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型工會與一個正在萌芽的自發組織,或者不能直接相比,只是,不論由Kristin還是Kubana的故事裡,我們都可以看到,在諸多掣肘中掙扎出一個自主的空間,並非完全不可能。
 
相關報導:
一個草根自主組織的誕生──白恩逢之家與印尼移工協會的淵源 〉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