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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種田又不想越洋,到了城市可怎樣生存?《印尼移工回國之路》專題九之七

08/12/2018 - 2:14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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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移工回國之路>專題
前言:落葉歸根還是無盡漂泊
1.Avid的故事:衣錦還鄉的包袱
2.Eaga的故事:被性別身份左右的人生
3.半生在港打工,成長烙印能否輕易抹走?
4.計算打工之旅的得失,不得不看這4組數字
5.一望無際的農田,過山車般的生計 
6. 外出打工後能享清福?看看移工回國如何維生
7. 不想種田又不想越洋,到了城市可怎樣生存?
8. 重回那溫馨而局促的家鄉,移工如何自救?
9. 移工為香港承擔了多少?


自從開始設法了解供求和貿易這回事,我就習慣了留意身邊出現的各種商品的來源 [1]。到了印尼,在Kristin的小店及Indomart連鎖便利店,自然不會放過機會,看看這裡的食品和日用品從哪裡來。在生產地那一項,最常看到的地點是勿加泗(Bekasi)、坦格朗(Tangerang)、錦石(Gresik)、詩都阿佐(Sidoarjo)。這個「發現」完全不出所料,這四個地方是全印尼的工業重鎮,分別坐落於全國最大城市雅加達和泗水旁邊。

談到印尼人為什麼要出國打工,首先得弄清楚他們在國內有什麼謀生機會。上回提到,中爪哇農民塔夫占種植玉米,在為期四個月的耕作期只能賺到約500港元。從過去到現在,務農的收入都很不穩定。農民——尤其是本身沒有擁有土地的佃農,很自然會把目光放到城市。

移工的父母們

早在19世紀末,廣東省已有很多人路經廣州來到香港,甚至遠赴南洋或北美打工。同理,外出打工對印尼人來說也並不是什麼新鮮事。Kristin的父親Boyati在1957年出生,從16歲到29歲,一直在外漂泊謀生。

Boyati的父母是無地農民,父親受僱幫人耕田,每月工資才25印尼盾 [2]。當時的村沒有與外面連接的馬路,當然亦沒有電,基本上沒有工作機會,因此年輕人都會出外找工作。

他在16歲第一次離鄉,到了離家三十多公里的城市茉莉芬(Madiun)的糖廠工作,在田間砍蔗製造片糖。當時的月薪只有750印尼盾,但已是種田收入的30倍!四年後,他隨舅父遠赴蘇門答臘(離家750公里),進一家造磚的工廠工作六年,因患上肝病回家。離開的時候拿到40000印尼盾,但在途中被人搶走,等於白幹了。隨後三年,他又到了日惹(離家120公里)一家造皮帶的工廠,月薪900印尼盾。在這段時期,他賺到的所有工資都寄回家給祖母,因為他的母親早死,一直都是祖母照顧長大。直到30歲,他才回鄉結婚,安頓下來。出外14年後成家。想不到廿多年後,他的女兒遠渡重洋到香港工作,恰恰也是14年。

那是1987年。不出幾年,印尼便開始輸出人口到外國工作。Boyati憶述,1991年開始有人去阿拉伯國家做家務工。他的妻子也想去,但因為有糖尿病,所以去不了。但也曾經去雅加達(離家550公里)做了四年廚師,然後又帶同當時僅4歲的Kristin到泗水(離家160公里)工作過。

 

 

國內工作不理想

也有一些移工在決定出國前有嘗試到城市謀生。2004年,Yayan來港之前曾到泗水找工作。沒有途徑取得資訊,她惟有逐間工廠叩門,但一一被拒。後來經朋友介紹,才進了一間工廠當臨時工,試用期為3個月,月薪600,000印尼盾(約港幣三百多元)。她負責製作鞋子的品牌標誌,包括Newera同Adidas。工廠分為三更,倒班尤其辛苦。由於人工低,加上三餐和住宿都要自己付錢,最終Yayan做了6個月就辭工回家去。後來中介上門找人出國工作,她就選擇來香港當家務工。

Yayan的同鄉Fendi也有類似經歷。他到泗水,進過工廠,也做過售貨員。但轉一兩次工,待遇也不見得有改善。「生得唔靚嘛,人工咪低過其他人囉。」這樣一年半載,最後也只能出國。

為什麼要出國打工?因為本國沒有工作。即使有,工資也養不起自己和家人。移工的浪潮最初就是這樣產生。諷刺的是,久而久之,政府越來越依賴輸出人口作為解決國內高失業率及賺取外匯的方法。因此在過去20年,印尼經濟起飛同時,出國打工的人反而越來越多。出於這個原因,在香港,很多移工組織在遊行的時候,訴求從來不限於要求香港政府加人工。他們更多會著墨於要求本國政府改善經濟,增加就業,保障工人的權益。若他們在本國能夠找到合適的工作,那就不用一代一代漂泊異鄉了。

為了具體地了解印尼本國的經濟情況,我們先訪問了印尼的農民組織——農業改革運動聯盟(Aliansi Gerakan Reforma Agraria)。又在另一位曾在香港工作多年的回國移工Ganika介紹下,到印尼工會聯合會(Gabungan Serikat Buruh Indonesia,下稱GSBI)探訪,了解工廠工人基本狀況及工會組織工作。

製衣工廠的勞資攻防

GSBI全國辦事處位於雅加達一個安靜的社區。我們抵達的時候,工會幹事們正跟一間H&M代工廠的五名工會領袖開會,部署即將展開的集體談判。會議結束時已是晚飯時間。

「你們要問快一點。」總幹事Emelia指著五名穿著藍色廠服的工會領袖說。「他們從蘇加武眉(Sukabumi)騎摩托車過來開會,回去要5至6小時,明天還要上班。」

去程五六小時,開會五六小時,回程五六小時,即日來回然後翌日上班。光是當中付出的時間和舟車勞頓,就足以說明不少。

時間不多,我們直入重點,馬上開始問基本的勞工待遇,Emelia一句一句翻譯,期間補充說明一些勞工法例規定。

這家廠規模不少,僱用超過2000名工人。工人每月可得工資為2,375,000盾(1,265港元),然而他們每月開支超過3,000,000盾(1620港元),大部份都花在食物上。工廠每週工作5天,每天8小時;也有一些人會工作6天,每天6至7小時。加班的話,每日1至3小時。要進廠上班也不難,男工只需初中畢業證書,女工則不要求學歷。真正的門檻在年齡歧視——男的年過40,女的年過30或已婚,就不會被聘用。

在簽訂合約方面,工廠會與所有工人簽訂合約。根據印尼的勞工法例,核心工序的工人必須是長工,只有一般工人需要簽合約。法例亦規定,合約期不能太短,也不能永遠以合約模式聘用一個工人。因此合約期最多3年,工人續約一次,第二份合約期滿之後,工廠必須將他變為長工,目前全廠約有10%員工為長工。然而老闆往往不願遵守這種保障工人就業的法例,而這正是工會與廠方的主要衝突來源。在去年8月,廠方一度計劃以「實習生」的名義聘用工人,每月續約,藉此慢慢換走合約工人。在工會的反對之下最終放棄。

然而廠方也沒有任由工會坐大。不像另外一些工廠一下子寧願違法解僱也要消滅工會的種子,廠方在2017年2月份工會成立之後,馬上成立另一個由管理層控制的黃色工會。

這樣有什麼好處?印尼的憲法確立了工會的集體談判權,在2010年的司法覆核過後更將原來工會成員佔超過僱員人數50%才能有集體談判權的門檻調低到10%。另一方面,由於印尼與香港的工會法相似,沒有「單一工會」的規定,因此一個工作場所可以有多個工會。當多個工會的成員人數超過10%門檻,就意味著數個工會均有資格與資方談判。然而法例規定,一個工作場所只能有一個集體談判協議,因此資方只會與一個工會談判,而將其他合資格的工會排除在外。既然如此,資方不就自己搞一個工會出來,或與關係比較好的工會談判好了 [3]。工會與廠方日常的攻防就是這樣,更多是隱性,軟性的。真正會升級到罷工的情況並不常見。

坦格朗的外來工社區

雖然還有很多問題想追根究底,但幾位工友不得不走了。騎車回到家,大概已經是晚上11時,然後第二天早上8時開始工作。他們的廠位於蘇卡武眉,是一個較新的工業區。因為距離較遠,我們也沒有計劃前去採訪。我們打算去的是位於雅加達西面,約一個半小時車程的工業城市坦格朗。

離開GSBI總部時,已是晚上10時左右,由雅加達前往坦格朗的列車仍然擠滿了人。這是因為很多在雅加達上班的人都付不起市內的房租,更談不上置業,因此會住在坦格朗、德波(Depok)或茂物等鄰近城市,每日花三四小時坐車上下班。相較之下,Eaga居住的南雅加達(Jakarta Selatan)的村裡,已經算是比較接近市區。

我們在11點後才抵達坦格朗。車站前都是等著載客的「共享摩托車」Grab和路線固定的客貨車。大馬路兩旁還有徹夜亮燈的小食攤和水果檔。這麼晚還有生意嗎?當然了,工廠行三班制,上夜班的工人還是要吃的呀。

翌日隨Garnika到他一家三口的住處。那裡有兩排單層的房屋,每一排分左右兩邊,間開成為一間間劏房,每間約20平方米,裡面再間開一房一廳,廚房和廁所。Garnika說,這些樓房全都是本地人建造,租給前來打工的人。租金方面則視乎大小、有沒有空調、樓房舊不舊,大約介乎300,000至400,000盾(約162至216港元)之間。

跟著Garnika走進村裡,彎彎曲曲的巷弄,一棟棟二三層高的樓房,兩棟相對的樓房近得幾乎可以握手。一如在南雅加達,我在這裡,腦海蹦出三個字——城中村。

城中村這個詞,原來是形容中國的城市擴張急速,把周遭的農村包圍起來的現象。而這條逐漸被包圍的農村亦出現急劇變化,變成外來人口居住,生活的空間。我沒有弄清楚雅加達都會區發展的軌跡,但從其他已有的調查報導可見,在世界各地,哪裡有人從農村進成,哪裡就會出現這樣的「落腳城市」。並非巧合地,這些地區都有不少共同點——半臨時的房屋、極高密度的人口、便宜的租金、大量的工作機會。

因飯菜難吃而產生的工會

旁晚從住處出發,經過大半小時的車程,我們來到清祿鞋廠工會的會址。

這是一棟兩層的樓房,有大廳、廚房、房間放著床褥。我們抵達的時候正好碰上晚飯時間。大家傳著一碟碟炸豆腐、豆餅、白飯、燒雞、蝦片,非常熱鬧。

「我來自萬丹,透過國內遷徙去了楠榜,2010年來到這裡進廠打工。」
「我在雅加達出生,老家在日惹,現在在另一間工廠工作。」
「我來自中爪哇,已婚,有一個孩子。1993年我就來了,2013年進這間廠。」
「我來自西爪哇,2005年到這裡,進一家塑膠廠。2010年到這間廠工作。」
…...
10位工會領袖逐一簡單介紹自己,每一句就是一個離鄉打工的故事。

由於所在省份不同,加上製鞋業有另外的工資規定,他們的工資較上述製衣廠的工人高,月薪為3,352,000盾(1809.7港元),也是上5至6天班。時間所限,我們沒有再詳細問勞動條件,直接就開始請他們談談工會成立前後,他們的待遇有什麼轉變。

工會主席Suwandi跟另外3位工會領袖都是工廠在2010年開業時就進廠的老員工。他指出,工會成立之前,各方面的情況都很惡劣。令大家最為氣憤的,是工廠提供的午餐很難吃,每天都是同一種蔬菜、香蕉和鹹魚。當然,工廠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問題。包括不肯支付行業最低工資(當地最低工資的1.1倍),一人要做三人份的工作,用休息時間來開會,以及工作環境危險,工人傷病卻還要付錢向廠方買藥等。因此10名工人在2012年註冊成立這個工會,要求改善情況。

為了打擊新成立的工會,廠方不斷調動工會成員的工作崗位,企圖讓他們難以適應而自行離職。發現這種手段無效之後,廠方只得在工資和休息時間開會方面讓步,也改善了午餐的質素,現在有肉有魚,每天有不同的蔬果。但工廠的生產環境仍有不少問題,過去幾年有8名工人患上疝氣。廠方亦藉故辭退了一名工會領袖,因此工會與廠方的角力持續。這天他們開會,討論的就是在集體談判當中提出年終獎金的訴求。

在臨別的時候,Suwandi認真地說,清祿是一間台資廠,在中國和越南均有設廠。往後如果他們的廠出了什麼問題,希望我們能夠協助。這讓我想起,在2012年,同樣位於坦格朗,同樣為跨國品牌代工廠的鞋廠Panarub一下子解僱1300名工人。當時香港的移工和本地團體到了Adidas設立在香港的亞太區辦事處抗議。的確,目前這種連結和聲援很微弱,仍需要各方更多互相了解,以及加深認識從印尼到台灣、到香港、到中國的生產-消費鏈,才有可能建立更有力的支援。

工人的自救

上述所見的兩個工會是GSBI的現在屬會。但這一切是怎樣形成的?

Emelia簡介GSBI的歷史,指出1998年蘇哈托下台之前,印尼工人不被允許自主組織工會。因此90年代的工人運動都是在NGO的扶助之下產生,在雅加達、茂物(Bogor)、坦格朗等地建立工人小組,協助工人解決各種問題。當時他是製衣廠女工,參加這些活動,逐漸成為組織的一員。在蘇哈托倒台後的改革時期(Reformasi),得到結社自由的工人決定在工人小組的基礎上建立工會。GSBI作為其中一個工會聯盟,就是這樣產生。

工會的教育幹事Oki接著解釋,GSBI在每年的大會討論組織的發展方向,具體決定在哪個地區、哪個產業、哪個企業建立工會。在決定之後,會花1至3個月在該地調查,收集工人聯絡,然後開始組織工作。在整個過程當中,都會做得非常小心,以防被老闆發現而打壓工友。因此,在收集到「數百個」工友的聯絡方法之前,都絕不會讓工會前期組織曝光。

經過20年的發展,GSBI在爪哇、蘇門答臘、加里曼丹和西巴布亞均有屬會,組織製衣、製鞋、採礦、種植園、運輸、保安等13個行業的工人。為了保持各地屬會與全國辦事處同步,全國辦事處會派出幹事到其他島嶼,與該地工會一同工作1至3個月,以免互相脫節。

那麼工會的錢從何來?Oki引述GSBI會章規定,工會會員的會費為當地最低工資的1%。現時萬丹省的最低工資為2,099,385盾(1118.2港元)。換言之,清祿工會的成員每月需繳交會費20,994盾(11.2港元),一年共251,926盾(134.2港元)——與香港不少工會的會費相若!收集得來的會費,一半直接用作屬會經費,另一半交給全國辦事處。

有了這筆款項,屬會就能在鄰近廠方的地方租一個會址,作為會員開會、聚會、休息、煮食、暫住的地方。這種固定聚會的場所,讓成員多了共同生活的經歷,大大增強工會的凝聚力。因為意識到會址的價值,有些剛剛成立的工會,雖然成員不多,會費不足以負擔會址租金,成員仍願意多掏一點錢先租會址,或臨時借用其他工會的會址。

除了每年的集體談判之外,工會亦會協助會員處理個別勞資糾紛。Oki指出,印尼法院處理勞資案件極為緩慢。案件首先在省級法院處理,需時6至12個月。再上訴到全國法院的話,要額外1至3年。因此工會一般不會建議工人走法律程序,而是透過工會發起工業行動及向品牌施壓來解決問題。

在背後支撐談判和行動的是日常教育。在談判時集合會員意見,提出訴求,除了需要足夠的不滿外,還要理據。那麼理據怎樣來,怎樣簡單讓會員明白?接下來就以所有打工仔的共同訴求——加人工為例,看看他們會怎樣解釋人工要加多少。

下圖取自工會會員教育的材料。上半部份計算一家四口一個月的食物開支:
一個人,每日三餐,每餐10,000盾(5.6港元);
因此四個人一日要花120,000盾(64.5港元);
一個月就是3,600,000盾(1943.5港元)

算出這個金額,再一一列出其他生活開支:小食、學費、交通費、電費、房租,等等
然後提出問題:你的工資是多少?

最後以一段《古蘭經》作結:「大地上的動物,沒有一個不是由安拉提供給養的。」 [4]

就這樣,很清晰地按工人的實際需要說明工資應該是什麼水平。

老闆的反擊

工會強大,固然能促進成員的權益。但老闆不會任由工會坐大,亦會利用各種手段打壓工會,以及壓低工人的待遇。

除了上述提到,老闆會採取設立黃色工會或針對工會領袖等手段之外,關廠和搬廠對工人和工會帶來最大的威脅。很簡單,不論工會的組織有多強,整間工廠沒了,原有的組織就瓦解了。

除了作為消滅工會的「核彈」,關廠亦是廠商降低成本的慣常手段。下表顯示爪哇各省區的最低工資水平。最高的雅加達和最低的日惹相差2.5倍。坦格朗所在的萬丹,與開始有新工廠建成的中爪哇相比,也相差1.4倍。因此越來越多廠商在中爪哇設廠,逐步關閉位於坦格朗的廠房。

然而搬廠不止發生在印尼國內。隨著印尼的工資提升,一些製衣廠開始搬到工人無法自組工會的越南,以及工資遠低於印尼的孟加拉和斯里蘭卡。作為一個高度依賴外國投資的國家,印尼政府想盡辦法留住外資——做法不外乎是壓低工資升幅,以及減免外資需要繳交的利得稅。前者損害工人的生計,後者令政府收入減少,無法改善社會保障,更無法補貼農民。當生計持續不穩,出國就成了沒辦法中的辦法。

 

註:
1. 較有系統的一次是調查中國製造,香港售賣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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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於年代太過久遠,無從推算當年印尼盾兌換港元的匯率,故不提供Boyati過去打工收入換算成港元的金額
3. 香港讀者只須回想九巴工潮或碼頭工潮,就能具體明白資方工會扮演什麼角色
4. 古蘭經 11:6 ,馬仲剛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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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感謝GSBI全國辦事處安排我們到各成員工會進行訪問。Emelia、Oki、Garnika及Kubana在與工會成員的訪問進行翻譯。特別感激G4S工會三位成員在上班前騎車載我們到勿加泗的工業區進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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