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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箱子裡的護理員 集體抗爭揭穿老人院地獄真相

08/08/2018 - 6:46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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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6月14日,宏光護老院(下稱宏光)一眾外勞護理員因被長期拖欠薪金而集體離職抗議,工潮至今一個多月,宏光方面並無妥協之意,接下來,工友們大概還要走上更遠的抗爭路。惟工新聞訪問了早前突遭即時解僱的黃姑娘,以及後來參與集體離職的黎姑娘,娓娓道來她們來港工作這七、八年間,中介公司和宏光的多重剝削,和院友、家屬有悲有喜的相處,以及公開抗爭以來,她們經歷了怎樣的複雜心境。

來港工作為養家  借錢才付得上中介費

離鄉背井來港工作,不過是為了一份較好的薪酬。黃姑娘與黎姑娘分別來自廣東梅州與廣東茂名,都已組織家庭。黎姑娘在鄉下與丈夫在同一家玩具工廠工作了十一年,月薪通常只有一千多人民幣,如果願意頻頻加班,才可夠到二千的門檻。一位曾經來港當護理員的朋友,給她指出了外勞這條新路,即使知道護老院工作辛苦,還是選擇了來港當外勞,畢竟宏光當初聲稱的月薪比她原有的工資多7倍。而黃姑娘原本在家當主婦,照顧一對年紀尚幼的子女,當貨車司機的丈夫是全家經濟支柱,每月賺著不穩定的兩、三千人民幣,視乎生意多寡而浮動。她經一位定居香港的鄉親介紹,離別當年僅得兩歲的小女兒,到宏光任職護理員。

來港工作,並不意味就能完好無缺地收到理想薪酬。外勞每兩年續約一次,需為每份合約繳交勞務費,2010至2012年、2012至2014年的費用是7,600元(除特別註明,以下銀碼皆為港幣),2014至2016年加價至9,000多元,到了2016至2018年,情況變得複雜。2017年5月,宏光聘請了一批新外勞,這批新工友的勞務費已飆升至41,000元:她們在中國大陸已付給中介公司21000元人民幣,來港後的首四個月,每月還要從薪水中扣5,000元。黃姑娘與黎姑娘等舊有外勞在2016年已經交了16,000元,為了與新標準統一,在17年5月再交25,000元。除此以外,工友從2010年入職起,已遭宏光強迫「回水」,每月剋扣3,000元,直至上年大幅提升勞務費,公司才停止剋薪,改為徵收百分之十的住宿費——但宏光當初提供的條件,包括免費吃住。
根據《僱傭條例》,中介費不可多於首月工資百分之十,工友最多只需付1200元,以2016至2018年為例,41000元的中介費已經超收34倍。這對工友來說沉重嗎?當然沉重。黃姑娘與黎姑娘需要向人借錢才交得上如此巨款,來港後,再用工資一點一點償還。離鄉別井所為的,原來是這樣一份七零八落的薪酬。

體力操勞十二小時  院友野蠻對待添工傷

護理員們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一大清早剛上班,便迎來最勞累的工作:替老人洗澡。宏光共有158位院友,老人隔天洗一次澡。工友們分四組,每組三人,於早上七時至九時的兩小時內替二十個老人洗澡。一個工友先用類似輪椅的洗澡車將老人從床上送到有一定距離的浴室,然後與另一個工友替老人洗澡,餘下的一個工友趁此更換床單——如果按照原訂時間表,上述的整個程序時限為六分鐘,實際上根本不敷應用,工友們需要提早開工,六時多便開始,九時半不一定能結束。

工友緊接著準備碎餐、糊餐以餵老人,十一時左右向能夠自行進食的老人派發正常餐,到了下午二時是下午茶,四時開始準備晚餐以及餵食。這些固定的時間點之間,亦被瑣碎而頻繁的勞動填滿。每組三個工友,需要隨時回應四十個老人按鐘,例如扶他們起坐看電視,或替他們換尿片。有些失去自律能力的老人,會在換片時戲玩屎尿,弄得身上、床上到處也是,清潔起來又是一番勞碌。入職之初,黃姑娘和黎姑娘雖然已有心理準備,處理大小二便——尤其接觸異性——始終免不了尷尬與不適,甚至作嘔。後來做得熟了,便習慣了,心態的轉變,不外乎來自情感的累積:「當作自己親人啦、細路仔啦。」

工友們與老人大都相處融洽,有些老人更會把工友當作女兒看待,家屬知道工友們真誠相待,來訪時亦請她們吃東西;但一些老人神智不清、態度無常,委實讓工友吃了不少苦。有些家屬應老人要求而投訴,聲稱錢包、水杯、衣服等個人物件遺失或被丟,實情是他們忘記放在了別處,或自己扔進了垃圾桶,工友便把東西撿出來,洗乾淨。曾有老人在工友替其他人換片時,無端裝滿一大桶冷水潑得她全身濕透。也有被拐杖打、被夾子夾腰的例子,工友們痛上幾天,只好自己買藥油按摩。她們向主管投訴,獲敷衍一句「以後自己小心啲」。面對打打罵罵,「走得快就好彩」,走得慢呢?「好嘅有,醜嘅有,但我地要面對,冇辦法,都係要承受。」黎姑娘的前臂上有一條淡棕色疤痕,那是被老人用指甲抓下的印記,至今兩年未散。「呢啲正常嘅事姐。」如果給這些「正常事」一個名字,便是工傷。

宏光吞休息時間  長期加班近全天工作

工友們分早晚兩更,早更從早上七點到晚上七點,然後交更。宏光吞併了工友原有的三小時休息,一直以來矇騙她們每天工作十二小時,直至今年三月,兩個前工友發現合約列明工作九小時、休息三小時,成功追回部份欠薪後已回鄉。謊言敗露,宏光把怨氣發洩在餘下工友上。宏光於4月1日要求護理員簽署假聲明,「確認」她們每天有三小時的休息,但事實上,聲明所指的三個小時都是護理員忙碌的時間。早上八點半到九點半,工友正忙於替老人洗澡;晚上六時至七時,頻頻應接老人,接下來更要加班;吃午飯的中午十二時至一時,是她們一天中僅有可以坐下稍息的時間,但不斷被老人按鐘、家屬來訪等事打斷,飯盒吃了兩口便放下。一次老闆弟弟趁此用手機錄下「罪證」,向工友破口大罵:「冚家剷,你地宜家咪休息緊囉,仲話冇休息時間?」老闆的丈夫更從其經營的得寶護老院多調來一個主管,監控更趨嚴格,一見工友暫時有空,便指派她們去做額外工作;又進一步要求工友加班,工友不欲雪上加霜而拒絕,再遭老闆弟弟辱罵:「唔加班就跳樓死!」

工友原本每個月已有約十到十五天需要加班,加班時間從晚上七時到十時,以及凌晨三時至早上七時,兩個時段之間工友不可回宿舍,睡覺亦需留在護老院。有時老人睡不著,胡亂大叫,很是滋擾;如果他們在這段時間按鐘,工友同樣需要前去照顧。宏光並無給工友預留床位,她們只好把紙皮鋪在桌上或地上躺一會兒——如此環境下,哪還能真正休息?加班完結後,早上七時緊接便是新一天的早更,換言之,工友們一個月約有一半的日子,接近二十四小時地連續工作。她們的身心,可想又不敢想,究竟有多疲憊。這樣的付出,在宏光的算盤中價值120元,後來加了10元,也就是一天130元的加班費。

工友拒絕進一步加班後,宏光強行改變輪班制度,輪流從每組三人中抽出一人,工作時間改為凌晨四時至下午四時,而原本早上七時至晚上七時一更只剩二人。雖然工作時數相同,工作量卻大大加重,可見宏光如何巧立名目地擴大剝削。工友沒有反抗的餘地,只求多加一人作伴,遭老闆狠狠拒絕。負責這一更的工友,凌晨單獨從宿舍前往護老院,經過空無一人的停車場,如果發生什麼危險,只有無盡的寂靜與黑暗。內心的恐懼,不是她唯一需要忍受的;在早上七時以前,她要獨自一人照顧六十個老人。

宏光向院友收費繁多  懶理工友醫藥費涉違法

宏光一方面壓榨工友,一方面向院友及家屬徵收五花八門的費用。如果老人需要肛塞甘油條,每月收費一百元;如果老人因傷要到醫院做物理治療,工友送他們下樓去乘車,每月收費二百元;家屬沒空帶老人到醫院複診而請工友代勞,每次收費三百元,一旦超過四小時,則加至四百元。工友外出陪診,往往要在醫院等待很久,從幾小時到一整天亦不出奇,這段時間院舍裡的工作量,就由餘下的人分擔,亦即每個人幹的活都更多了。

過量的工作,積年累月地侵蝕了工友的健康。扶抱老人上下床之類的重活造成勞損,腰、肩、腳等尤其容易受傷。護老院環境封閉,空氣不流通,工友們自覺免疫力下降,兩三個月便是一場感冒,黃姑娘曾咳嗽一兩個月仍難痊癒,花了上千元醫藥費。勞工處規定僱主須為外勞提供免費醫療服務,但宏光一概不曾為工友們付醫藥費。建基於工友額外勞動的收費,全數落入老闆口袋中,工友並無半點分紅;當工友因額外勞動而致病痛損傷,老闆的口袋卻是翻不出錢了。

工餘疲累難放鬆  薪水盡寄回鄉零奢侈

工友們來港多年,生活的軌跡始終單調得可怕,來回於宿舍與護老院兩點一線,像一個牢牢的死結。每個月不用加班的一半日子幾乎是奢侈,起碼可以回宿舍安睡——即使那床不獨屬於你。搬遷以前,宏光提供的舊宿舍中,兩間房裡各有兩張雙層床,客廳裡在電視附近再多擠一張雙層床,合共便有十個床位,供十四個外勞工友攤分。結果同一床位兩人早晚輪流睡,不知道還稱不稱得上私人空間。客廳裡的電視亦沒幾個人看,如果要看,只得坐在別人的床上,那麼一張床便被更多人瓜分。每逢一年一度的查牌,宏光提前一兩日接到風聲,便吩咐工友們收拾好個人物品,把客廳的雙層床拆掉。在查牌那短暫的空白中,至少有一個工友,成為了一個沒有位置的人。

勞工處訂明,住宿費最高收取工資的百分之十或實際的住宿費用,以較少者為準。17年5月起,宏光向工友盡收月薪百分之十的住宿費,終於換來了「進步」:6月工友們搬到新宿舍,空間比較充足,每人有了自己的床位,即使其中一張雙層床,仍是擺在客廳。

說到工餘消遣,工友們下班後大都疲倦不堪,再無餘力外出遊樂,抽出時間採購日用品後,便留在小小宿舍裡和其他姊妹聊天。搬到新宿舍後,她們湊錢拉了網線,睡前可以玩玩手機。當工作壓力太大,或被老人家打罵而委屈,黎姑娘實在心煩時,傍晚便拉兩三個工友,到鄰近淘大花園的公園散散步,坐一會兒,夜色漸漸暗了,大概半小時後回宿舍。在香港生活八年,除了九龍灣一帶,黎姑娘的足跡沒有走得更遠。

真正算得上放鬆的時候,怕是只有回鄉。黃姑娘一年回鄉兩三次,每次八到十天,黎姑娘則較頻密,兩三個月回一次,但每次只留三至四天。回鄉一程長途車動輒七、八個小時,舟車勞頓,只是為了見一見親友。當外勞賺的錢中,她們自留一千幾百,其餘全都寄給老家。周圍商場林立,除了日用品,她們再不捨得花錢買什麼慰勞自己。「衫夠著就得囉,唔洗扮得咁靚。」黎姑娘樸實地笑說。

壓抑求助職工盟  抗爭啟蒙同行爭權利

在封閉的環境中,埋頭苦幹的工友們一直沒有發現自己被剝削,直至今年三月兩名員工成功追償,才東窗事發。宏光態度遽然變差,監管嚴格得本地工友都不禁投訴,收到的答覆是「我哋唔係針對你,係針對外勞」。調班工作繁重,又時刻受監視,工友們身心俱受折磨,即使提出辭職,老闆必因人手短缺而不批准,最後決定向職工盟求助。

工友們怎麼懂得找上職工盟呢?原來是網絡傳播的力量:此前一些外勞利用微信四處發送工會秘書鄭清發的卡片。工會與工友們商討以後,基於《僱傭條例》10A,即欠薪一個月後,僱員可終止僱佣合約而毋須付代通知金,工友於6月14日集體離場。當日宏光主管見狀報警,大批警員洶湧到場,剛踏出第一步的工友們不得不提心吊膽,最終鄭清發解釋緣由,警方才離去。

6月14日至今,工友們試過露宿政總,亦試過七一當日擺街站、派傳單。不知不覺,工潮便已持續一個多月。誰料到她們會有站出來抗爭的一天?黃姑娘最初打算拿回應得欠薪便走,追討六十萬元,怎料宏光卑劣得只願賠償三萬。約於6月末、7月頭,其中一兩個工友鄉下的家人接到宏光的恐嚇電話,稱寧願付幾百萬、幾千萬律師費也不會賠償工友。黃姑娘和黎姑娘最初沒有將事情告訴鄉下的親友,現在親友都支持她們的抗爭,討回血汗錢。工友們在香港無依無靠,黎姑娘的家人最擔心她的安全,得悉職工盟一直陪伴工友,又替她們找地方暫住,都放下心來。

工友們無家可歸,四處流離輾轉之間,接到一個喜訊。三個其他院舍的外勞護理員向她們道謝:「好彩你地通條路俾我地行!」原來,她們看到關於宏光的報導後,才意識到自己同樣被剝削,當即錄音留作證據,經宏光的工友聯絡上工會,現已成功和解,獲得賠償啟程回鄉。宏光事件打響頭炮,揭露了聘請全港過半外勞的安老服務業的黑暗面,激發同行爭取權利。替人高興時,宏光工友自身阻滯難前,老闆剋扣薪金、勞務費的行徑乾手淨腳全沒有留下把柄,工友受了多年剝削,立案之時卻被質疑證據不足。「我地蠢嘛。」黃姑娘自嘲的語氣十分輕鬆,卻更讓人為她們的處境心酸。

工友被剝削如賣豬仔  院友家屬同是苦主

離開宏光,並不意味在那裡多年來建立的關係,就此一筆勾銷。相熟的院友和家屬曾私底下聯絡黎姑娘,傾談整個小時。家屬向她訴苦,老人不願意讓其他護理員餵,吃得較少了。黎姑娘工作八年間,老人的變化都看在眼內、記在心底。有些老人初初入院時胃口不佳,工友用針筒細細餵食糊餐;如果老人發脾氣,便要多哄他們,或暫時擱下一會兒再回來餵。這需求極大耐心,工友付出的同時,亦與老人築起深厚情感。黃姑娘憶述一次回鄉過後上班,才發現一個親近的婆婆怎麼邋邋遢遢,原來在她回鄉的十日間,婆婆都不願讓其他工友幫忙洗澡。

長年相處下來,老人認定了工友,哪有一下子說換就換的道理。新來的護理員亦可能不了解個別老人習性,於是有所不周。安老服務業以照顧為核心,照顧者的身心充裕與否,直接影響服務的質量。護理員遭受壓迫,並非護理員一人之事,而必然與服務使用者及其家屬環環相扣。如果放任僱主剝削工友,院友和家屬同樣是受害者。

據聞宏光現時調整了工資,留任的四個外勞剛來不久,年資最短的僅到港五個月,即使她們明知自己正受剝削,起碼要填平41000元的中介費才能離職,不然就平白負上一筆巨債,回到中國大陸的話不知何時才還得清。這種境況與人口販賣中常見的強迫勞動,真的相去很遠嗎?

勞工處漠視外勞訴求  工友未來繼續漂泊

在宏光工潮中,勞工處毫無支援,暴露了輸入外勞的機制漏洞。勞工處最初只向求助的工友提供一份原就是公開資料的露宿者之家名單,外勞一旦發生勞資糾紛時,難道只得流離失所?部門間互相卸責,工友來回奔走於長沙灣、旺角、觀塘三個辦事處,曾請求可否在總部集中處理,等待半小時後,人們陸續下班,最後仍沒有一個肯定的回應。此前有外勞回鄉後差點無法來港繼續訴訟,因為個別公安廳見其之前港澳通行證是工作簽證,可能懷疑外勞再來港會打黑工;這次宏光工友們準備好訴訟證明,期望能順利入港。

如此一波三折,工友們依然保持樂觀。公開抗爭以來,必定承受不少壓力,黃姑娘把這些經驗視為更廣博的見識,自覺變得大膽了。黎姑娘在事情曝光後,反倒鬆了一口氣,彷彿八年的屈苦終於得到紓解,即使親歷宏光苛待,仍相信香港還有伸出援手的好人。那麼還會繼續來港當外勞嗎?黃姑娘與黎姑娘不約而同苦笑了。當她們踏出宏光門口的一刻,心裡已經有打算,「新聞一出街就冇人請啦」,但正如她們已經啟發其他院舍的外勞爭取權利,「希望其他姐妹唔使俾老闆剝削,為以後嘅外勞抗爭,冇後悔行出來。」

豁然的眼神,卻望不見一個明朗的未來。在中國大陸,中年女人很難找工作,身分證上的年齡數字越大,便越易被時代淘汰。而且鄉下工作機會較少,工資亦只有一千幾百。艱困的就業環境,不代表她們就此放棄。「搞完呢邊啲事,就會搵嘢做。細路需要錢嘛。」為了孩子,黃姑娘已經缺席小女兒兩歲到十歲的成長,平時只靠微信、打電話聯絡。越是珍愛家人,越是要遠離家人,這幾乎成為了每個外勞人生的悖論。黃姑娘與黎姑娘如今在香港就業的希望已然渺茫,也許會到深圳、東莞等大城市打工,始終是要漂泊異鄉,而她們一再笑著說,冇辦法啦,慣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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