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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資增七成、十萬人轉正式工,印尼工運如何死灰復燃?

30/04/2018 - 7:51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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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今天,印尼的城市是工運的集中地,農村則有農民反抗徵地的運動。工人抗爭時需要面對軍方和流氓的打壓,其暴力程度遠非香港的打工仔可以想像。然而,即使面對沉重的壓力,工人的抗爭依然有很大成果:2012年,經過7個月的佔廠行動後,勿加泗(Bekasi)工業區內超過10萬名外判工轉為長期工;2013年的大罷工亦令15個工業區內的工人最低工資平均增加了48%。早前,長年參與和研究印尼工運的組織者Abu Mufakhir(下稱Abu)出席了一場分享會,他以《後獨裁時代的印尼工人抗爭(1998-2015)》為題,講述印尼工人的力量如何在20年間不斷壯大。Abu由印尼工運的歷史出發,再談到運動的抗爭目標、策略和組織手法,關心工人權益的朋友必定能從他的分享獲得不少啟發。

獨裁時代:工運被打壓30年(1965-1998)

Abu所講述的獨裁時代是指印尼第二任總統蘇哈托掌權的年代。1965年,蘇哈托領導軍方奪權,推翻了立場親共的總統蘇卡諾。政變後一年間,蘇哈托肅清大批共產黨人及民族主義者,一些獨立調查顯示當時超過300萬人被殺。蘇哈托的軍政府統治一直到1998年才結束。

1965年後,印尼的工人運動便被軍方控制。軍方設立了它們的「合作機構」中央勞工軍人組織(BKS Bumil,Cooperative Body of Workers and Military),並且訂立勞動法,控制所有的工人抗爭。自1973年起,印尼只有軍方認可的單一工會SPSI(All Indonesia Trade Union)。當時,所有的勞資糾紛都要經過軍方審核,而非以三方協商(工會、資方和政府)或勞資審裁處解決。軍方的態度則取決於他們與公司的關係。假如關係良好的話,軍方便會驅趕工人;關係差的話,軍方則可能藉鼓勵工人罷工來要脅公司。另外,雖然軍方設立了勞資審裁處,但Abu指由1974至1997年間,法院沒有受理過任何一件案件。

90年代起,印尼的罷工開始增加。工人嘗試以勞工論壇的方式組織工人,避開「工會」的名字,因為當時政府只容許SPSI這個單一工會。軍方的打壓則到了史無前例的地步,很多工人被殺和關押。其中最著名的是工人領袖Marsinah被殺一事。1993年,在東爪哇的波龍(Porong),500名鐘錶廠工人發起罷工要求加薪。2日後,工人代表Marsinah在發起遊行後被綁架,並在3日後被發現陳屍荒野。法醫報告顯示她曾被強姦及酷刑對待,然而由於Marsinah的案件被認為與軍方有關,多年來仍未能查清真相。

後獨裁時代:工人抗爭初見成果(1998-2015)

1998年蘇哈托下台後,印尼發生了一連串的政治改革,工人得到了更多空間組織工會。2000年,國際勞工組織的自由結社法案得到確立,印尼的工會開始如雨後春旬般出現。短短5年,80個工會聯合會相繼成立,到了2016年,印尼有9個工會聯盟和100多個工會聯合會。然而,Abu提到印尼工會仍然相當零散,部分原因是各島嶼分散,地理因素限制了工會之間的交流。另外,印尼經歷長年獨裁統治的非政治化影響,也令沒有人知道何謂工會、如何組織工人及發起罷工。現時印尼正規就業領域的工會組織率低於16%。

不過,在街頭運動的層面,工人的抗議運動則愈見蓬勃。由1998至2013年間,印尼至少發生了8367場工人集體行動,撇除3場大罷工和五一遊行的話,共牽涉超過600萬名工人。Abu認為,1998至2001年的工人抗爭可視為第一波工人行動。由於亞洲金融風暴令不少工廠倒閉,工人實質工資下降了4成,當時的工人行動主要集中在工資和追討遣散費,情緒充滿憤怒。到了2006年,印尼政府大幅外判工作,工人工作漸趨零散化,又激起另一波運動。Abu認為,這波工人行動相比以往更能吸引工人,遊行隊伍唱歌舞蹈,感覺較以往歡樂。

2012年,多個不同派系的工會組成了印尼工人協會(Majelis Pekerja Buruh Indonesia,MPBI),主要議題包括最低工資、外判化和社會保障。Abu引述了一項資料,提到由2007至2013年間,由跨工會的聯盟組織的抗爭由總體4.5%增加至57%,可見其影響力愈來愈大。2012年,MPBI發起一場大罷工,工人包圍市政府要求增加最低工資,又發起14天的大遊行,由泗水(Surabaya)遊行至雅加達,要求增加社會保障。經過多輪的抗議後,工人獲得巨大成功。在15個最重要的工業地區當中,最低工資增加了48%,而在主要從事紡織及製衣業的茂物(Bogor),最低工資更增加了七成,在主要從事化工及燃油的芝勒貢(Cilegon),工人工資也提高了六成八。

另外,在勿加泗(Bekasi),工人亦在工廠搗亂和玩耍,要求終止外判化。由於該城市佔印尼出口總額40%,政府不敢貿然對工人採取暴力,於是找來當地的惡棍攻擊工人。每當流氓在街上看到任何人穿上工會的外套,便會強迫工人脫衣並焚燒他的所有衣服。即使這樣,工人還是取得勝利。7個月內,政府將十萬名合同工和外判工轉為正式工。在這次抗爭中,沒有工人坐牢和被殺。

工資壓倒其他訴求 成工人抗爭重心

由後獨裁時代初的一片廢墟,到今天工運小有成果,印尼工運有甚麼特點值得我們認識?Abu對此提出了幾項觀察。首先,他指印尼工人抗爭最主要的訴求是工資。在2012年,工資在工人的訴求佔了壓倒性的地位(769次),其次是非勞工政策如減低汽油費(48次)、工作保障(46次)、結社自由(41次)和社會保障(12次)。

在工資的訴求上,工人的抗爭主要是最低工資政策和僱主不按法例支薪等違法行為。Abu提到,工人其中一項針對的政策是統計最低工資的一籃子因素。自1986年起,該一籃子因素便一直維持在47個,大幅限制了工資上升的幅度。到了2012年,經過工人的抗爭,因素增加至66個,意味將來最低工資的升幅會更大。然而,這仍然遠遠低於工會提出的要求(86及110個),而且政府亦傾向選擇較便宜的商品作指標,例如是梳子和肥皂。

Abu認為,印尼工運會如此聚焦在工資而非其他工人權益的原因,除了因為當地的最低工資太低,還因為工資是所有工人訴求中最易理解的一項,並最容易在不同工會之間取得共識。如果議題是社會保障,工會間的意見很分殊,因為很多人不想支付社會保障的保費,令工會的立場經常不一致。

另外,Abu亦談到印尼工人如何看待工人結社權和集體談判權。他認為這兩項權利並非工人抗爭的首要關注點。其中一個原因是在印尼成立工會相對容易:根據工會法,在一個工廠成立工會的條件是有10個工人願意加入。成立工會聯合會亦只需4個工廠工會,這些工會不需來自同一行業和城市。而且,工會法亦列明破壞工會是刑事行為。不過Abu提醒,在大多數情況下,僱主破壞工會都很難證明,勞動部門(特別是監察部)經常推卸責任,令工人的權益未有獲得保障。至於集體談判權方面,印尼的集體協議覆蓋率只有不足1%,而且大多都是由黃色工會簽訂,質素比勞工法例還要差。由於集體談判的成效不彰,工人對它並不重視。

法律途徑運作不善 迫使工人走上街頭

在抗爭策略方面,Abu指出工人傾向以街頭運動的方法推動政府作出改變。他引述一項數據作證:在2012年的工人抗議中,有527次是發生在政府建築物及國會外,發生在工作場所的只有370次,另外有63次和56次抗爭分別發生在主要道路和城市地標。

Abu認為,循法律途徑捍衛工人權益在印尼一直未見成效。由於印尼的勞資審裁處只設在每個省的省會,工人要作出訴訟非常困難。工人從家裡到省會的審裁處動輒需要6小時,但訟裁過程卻可能只得15分鐘。由於法律途徑無效,工人的街頭運動因而獲得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在眾多抗議中,最低工資議會的抗爭是街頭運動的標誌性例子。印尼的最低工資議會由工會代表(佔議席25%),一個商會代表(佔議席25%)和兩個勞動部門的代表(佔議席50%)組成。由於工會和商會代表的立場很難改變,因此工人的策略是游說政府官員接受其建議。每次議會調查最低工資時,工人會發起民間的調查來抗衡委員會的調查。另外,由於議會只以物價調查作為參考,令增幅不會超過10%,因此工人也會發起罷工走上街頭,要求官員調高增幅。


印尼全國罷工海報:拒絕低工資,取消外判,為人民群眾提供社會保障

抗爭小有成果之外 組織者故步自封

談到工人的組織問題時,Abu提出了不少觀察。首先,他指出工人之間有不少區隔和矛盾。由於印尼最低工資的保障範圍員只涵蓋正規就業人士,不少在鄉村種植園工作的工人便不受法例保障,令他們的利益長期受損。另外,調整最低工資的抗爭亦惹起第三產業工人(特別是白領)的不滿。Abu指不少白領都認為其他工人的教育程度低,工資調整的幅度不應高於10%。有些工人則害怕增加最低工資會拉高通脹,因此反對其他工人加薪。

不過,Abu認為最大的問題,還是要回到部分工會組織者自我封閉的心態。他提到印尼工運的其中一句口號「「From trade union、By trade union、For trade union」,事實上妨礙了工會與其他界別如學生、女性團體等連結。特別在性別議題上,工會的認知相當不足。現時,大部分印尼工會的領導層皆以男性主導。有些工會雖然設立了婦女部門,但女性成員的角色卻只是聯誼、服務和籌款。即使有工會關注女工在職場的待遇,他們也忘記了工人在家面對的問題。例如有女工因為家庭暴力找工會幹事卻被拒,因為幹事認為這是工人的個人問題,不關工會管理。

不過,Abu提到印尼有少數工會作出了更進步的實踐。例如印尼工會聯盟(Gabungan Serikat Buruh Indonesia,GSBI)便設立了一個家庭組織的項目,將組織工人延伸至家庭。這個項目的理念是在「工廠外」組織。為了令女工能參加工會,組織者會藉著家訪,向女工的家人講解工會,嘗試獲得他們的支持。在一場對抗Adidas代工廠無理解僱工人的抗爭裡,工會更說服女工的丈夫由反對變支持,有些丈夫甚至與妻子一同參與抗爭。

結語

在這場分享會,Abu不只一次提到,印尼的政治環境依然惡劣,工人面對的困難仍然嚴峻。雖然蘇哈托在1998年下台,印尼的軍人亦失去了國會的投票權,然而具備雄厚經濟實力的軍人仍然控制國內所有政黨。另一方面,即使工人在2012年的大罷工得到勝利,但印尼工人的工資依然非常低,國內貧窮問題亦相當嚴重。

令人鼓舞的或許是:即使面對如此惡劣的環境,印尼工人尚可摸索出一套有效的方法抗爭,部分工會的組織者更進一步探索如何擴大工人運動的組織。這些方法對於遠在香港的我們也有不少可供討論之處。例如,香港最低工資委員會每次調整法定最低工資都沒有得到重視,只是消息一則,工資為何不是香港打工仔抗爭的重點?又或,在香港用以維護工人權益的法定渠道(如勞工處和勞資審裁處)經常為人詬病,但實際上它的用處和問題應如何評價?回看香港經歷過的殖民地時期,與印尼一樣為社會遺留非政治化的問題,我們對這種歷史背景有甚麼認識?以上種種問題尚待更多人發掘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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