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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基層關注組:大專外判問題探析

31/01/2018 - 4:47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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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時至今日,大專院校的外判制已成為常態,絕大部分院校的清潔工及保安皆悉數外判。隨著工友待遇因外判而惡化,校園內亦不時出現學生與工友的聯合抗爭。中大基層關注組在早前出版的《工友報》中,整理各院校的外判現況,嘗試提出未來抗爭的著力點,惟工新聞特此轉載。

自2003年審計署鼓勵八大院校擴大外判比率,不時有大專外判工友待遇欠佳的報導傳出,上學年嶺大、理大、浸大更分別出現學生與工友的聯合抗爭。本文透過整理各院校外判狀況,引介中大發生過的抗爭事件,提出未來抗爭的著力之處。

UGC撥款制度與大專院校的財政狀況


圖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架構

八大院校中有六間(除浸大、理大)的總收入超過一半來自政府資助(可參閱表一),而把關撥款的機構則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UGC提供的資助主要分為「經常性補助金」與「非經常性補助金」,前者用於教學、專業及研究活動,後者則主要用於發展樓宇和改善工程。但教資會的撥款政策一直為人詬病,因為它傾向分配更多資源予完成較多研究項目及投放較多研究經費的院校 [1]。故各院校均高度偏重研究,例如不時重金禮聘外國知名教授負責研究項目。結果,分配給教學、行政和維修及保養等部分的財政資源更為緊拙。

除政府撥款以外,院校亦有學費、利息及投資收益、捐款等收入。就上述第二項,上年度各院校均錄得過千萬甚至過億元的利息及股息收益。根據資料,這是因為它們持有鉅額的金融資產(股權證券、債務政券、基金等)——除嶺大及教大,各院校持有的金融資產均數以十億計,中大及港大更分別持有超過七十億及九十億。雖然在「國際化」浪潮下,院校面對劇烈競爭,需要更多資源發展,但持有如此龐大的金融資產會帶來很大的財務風險。當投資失利,員工往往最先「被開刀」,如數年前各院校因金融海嘯錄得重大虧損,遂以節流為名削減增聘人手的預算,甚至裁減人手。

圖二:2015 – 2016 八大獲得之政府資助佔總收入百分比
資料來源:八大院校2015 – 16年度之公開財務報表

 

大專院校清潔工及保安員的待遇比較

圖三:八大保安員及清潔工月薪比較
資料來源:院校資料主要根據「香港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2015-16年度的調查整理所得(嶺大部分參考自「嶺大勞工關注組」發佈的〈勞動調查報書〉);全港每月收入中位數則參考自統計署〈2016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

2000年代初,政府加快外判公營服務的步伐,各院校亦逐漸將校園服務外判。由於八大多年未有公開已外判項目、合約數目等資料,公眾對院校外判情況所知極少。若以資料相對較多的物業管理服務(包括保安、清潔)來說,目前八大當中只有中大仍然維持直接聘用,其餘七大均已外判(理大的「校園設施管理有限公司」雖由校方全權擁有,但近年已陸續將清潔、保安等服務外判)。表二展示了各院校保安員及清潔工友的待遇及部分福利。

大部分院校的清潔工友及保安員月薪只有八、九千元,前者的薪金僅及全港中位數($9800),後者人工比全港中位數($11800)低超過20%。至於仍維持直接聘用制的中大,其保安員平均月薪為$13100,比全港中位數高超過10%。清潔工友方面,其起薪點比全港中位數高54%,高踞前列。

分析上述資料後,看似可以得出「中大工友情況比其餘七大院校為佳」的結論。固然,在外判浪潮席捲全港下中大校方仍然堅持不外判物業管理工作,誠屬可貴。然而在審計署發表〈第四十號報告〉後,中大校方曾兩度嘗試將部分物業管理服務外判。若當時沒有同學和教職員的反抗聲音和行動,中大的直接聘用制早已分崩離析。

2004年:反對「肥上瘦下」

2003年,政府為減輕財赤,不惜在各方反對下提出下年度開始削減教資會一成撥款。2004年初,中大校方面對削資,以「共渡時艱」為由提出以下三項措施:
一. 續新約須減薪:長約員工減6%;短約員工須承受額外減幅,甲類非教員再減4%,乙、丙類工友再減10% ;
二. 自行放棄待遇及福利:在放無薪假、轉為非全職、減薪、放棄部分退休福利中「四揀一」;
三. 大規模外判,如建議將物業管理處(EMO)以價低者得的方式交予外判商運作

由於基層員工承受的減薪幅度高於教學及行政人員,更有可能丟掉工作,是次節流措拖被抨擊為「肥上瘦下」。中大員工及學生組織遂群起反抗,包括撰文反擊、召開記招、收集聯署,甚至計劃在國際校長會議中示威。雖然行動因校方臨時轉場而未有實行,但關注事件的員生隨即於烽火台集會,並宣佈成立「中大員工總會」,成為中大首個「開放會員制」工會,所有長工、短約員工都能加入。最後在員工總會和學生組織連番施壓下,時任校長金耀基承諾「永不外判物業管理工作」,隨後亦容許短約工友選擇6%的額外減幅或每週無償加班3小時,但仍與長約及甲類員工的減薪幅度有相當大的距離 [2]。

2012年:反對校方外判所有圖書館清潔服務

由於2012年開始實行「三改四」,學生人數及設施均有所增加,故須要更多工友維持校園運作。同年6月,中大員工總會收到消息,得知校方欲外判所有圖書館的清潔服務,遂以電郵詢問,方知校方已暗中與外判商「惠康清潔公司」簽訂合約,並會於7月1日起實施。其後,員工總會、幹事會、學生報、基層關注組等組織共同行動,出版《反對外判圖書館清潔工號外》,以及收集員生聯署,要求校方立即與「惠康」解除合約,並交代整個決策過程及公開資料、停止並檢討外判計劃,以及設立《良心約章》保障外判工友權益。最後中大校方於6月25日表示已叫停外判及取消合約,相關服務將繼續由校內工友負責 [3]。

成功阻止校方外判後,「中大反外判戰線」成員於暑假及新學年繼續跟進事件。除了應校方邀約出席會議,他們也加入了新成立的「跟進外判政策的工作小組」,並藉此取得當時中大大部分外判項目的資料。另外,他們亦努力推動更多員生關注及討論外判問題,例如於暑假接觸大學新生,並帶同學到灣仔探訪及聲援被外判商拖欠遣散費的工友。他們也持續舉辦檢討會、工作坊和讀書組,又開展撰寫《良心約章》工作,廣泛招募同學加入。遺憾的是,雖然他們草擬了初稿並邀得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及數間院校之系會的聯署支持,但各院校管理層均未有表態及回應。

大專工友零散化的結構性因素

以上兩例證明大學校方並非全然是鐵板一塊,完全沒有改變空間。很多時,校方將是否外判視為內部行政決定,因此在未有諮詢員生(甚至未有發出公告)的情況下推行。若員生能夠積極參與相關會議並主動發聲,指出校方決定的不當之處,甚至在適當時發起直接行動,在「平衡各方持分者」的思維底下,校方也許會重新審視決定。

然而,外判只是零散化趨勢的其中一個表現,故除了外判這種明顯的剝削形式,院校尚有其他壓榨僱員的手段,例如聘請兼職講師處理教學工作。根據2017年9月份的數字,八大院校聘請的短期合約講師數量均有所增加,在部分院校(如科大)所佔的比例達五分之一。這些兼職講師的合約期只有三至六個月,既沒有定點辦公位置,也沒有福利,卻承受極高工作量。

可見,大專外判問題並非孤立,而是各個結構性因素下的結果之一。其中一個值得探討的因素是大學管治架構。各院校的管治機構以校董會為首,主要負責大學的投資、高層任命、財務預算等。惟校董會成員大多是獲委任的政商界人士及校方高層,沒有中低層職工及學生代表。因此,校董會通常傾向以成本效益作決策準則。由於香港並未立法保障工人的集體談判權,僱主作出重大決策時不必與僱員商討,這令大學職工更易成為校董會決策下的犧牲品。

雖然理論上校董會有一定自主性,但亦要根據教資會的指引辦事,例如早前教資會曾檢討各院校校董會的組成並發表報告,建議院校逐點跟進。而教資會為教育局的轄下機構,運作受制於香港政府的財政管理邏輯。歷屆財政司司長都視「審慎理財」和「應用則用」為大原則,將政府的公共開支控制於生產總值的20%以下。雖然教育開支佔政府公共開支頗大份額,但在環球經濟波動時,政府會扭盡六壬去削減支出,因此出現2003年沙士期間教資會被大幅削資一成、院校削減教職員薪酬及加快外判的情況。

大專學生的抗爭前景分析

這種體制下,職工、教師以至學生都是被犧牲的一群。我們若不以各種形式聯手抵抗,僅餘的空間也會被蠶食殆盡。處於弱勢之下尋求改變殊不容易,但如能釐清自己的限制和條件,並從前人的實踐中汲取經驗,對當下以至未來的抗爭均有重要幫助。

大學生流動性高,一般只有四年時間,而且面對學業和就業壓力,難以花很大心力跟進校政和社會議題。但較之普通市民,大學生的時間運用有較大彈性,能夠使用的資源也更為豐富,如大學校園空間和設施等等。例如「中大反外判戰線」成員便利用暑假餘暇組織同學落區探訪工友,並協助工會派發問卷。又如2013年的碼頭工人罷工,不少同學在課後前往罷工現場聲援工友,與工友商討行動;也有同學在校園廣傳罷工資訊,協助紀錄和出版、舉辦講座和籌款。大學生的靈活性使他們在社會運動中能擔當傳播、催化、支援等角色。

另一方面,大學比主流社會更能容納反思和批判。我們不必否定大學官僚有威權主義的部分,但至少同學仍能接觸各種理論和論述,嘗試理解並批判種種加諸身上的權威與力量。譬如幹事會和中大學生報便有不少批判大學校董會組成、UGC撥款制度以至教育商品化的文章。這些論述揭露了平日被官方說詞掩沒的問題,有助我們扣連起各個看似割裂的現象和趨勢(如2004年「肥上瘦下」、2005年中大國際化事件、2009年校董會建議縮減教務會規模事件等)。這樣,我們才能認清問題的本質(例如,相對大學校長個人性格的好壞,我們更應該關注束縛著他們的制度),從而思考未來行動方向。

此外,大學生亦較易建立跨院校及校園外的連結。雖然大學生缺乏組織和溝通經驗,但如上所述,他們在時間運用和資源上條件較佳,且許多都願意實踐和嘗試,因此是民間團體的合作對象。不少工會和社區組織如職工盟、女工會和街工每年都招收實習生,同學能從中獲得組織經驗和建立起關係網絡,這些都是在校內以至學界推動議題的重要條件。透過民間團體和學生組織穿針引線,關注相近議題的各院校同學可互相交流資訊,組織和商討共同行動。2017年,各院校關注勞工議題的學生組織便在職工盟的協助下成立了「工學同行」,定期出版刊物,並支援各成員組織在院校發起的行動。

體制龐大而僵化,抗爭力量零星而鬆散,這既是現況也是歷史常態。但以上寫作正正希望展示到,縱使處於這樣艱難的境況,我們也能夠尋找甚至主動創造改變的空間和契機。

註釋:
1. 更詳盡的解說請參考《中大五十年》〈教資會,一葉障目向何方?〉一文
2. 根據校方公開資料,甲類僱員包括教授、高級行政人員,乙類僱員包括行政、技術、研究人
員,丙類僱員包括基層工友如清潔工、保安員。
3. 當時還發生了段小插曲:校方承認將外判圖書館清潔後,時任副校長許敬文不慎誤將寄給校長及校方高層的電郵以mass mail形式發送全校。電郵內容有關許建議校方人員應如何應對來自員工總會及學生的指控,許更以"this is another tough battle"形容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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