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射殺,不是偷拍 --海麗清潔工遭偷拍引申出的詰問

20/01/2018 - 5:17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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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在facebook以至是instagram年代,照片成為引起話題不可缺少的元素。拍攝與寫字一樣,從來都不是客觀的紀錄,而這些會帶來巨大影響的行為,當中的倫理問題值得討論。就著近來海麗清潔工被偷拍一事,多年來邊攝影邊反思自己與被拍者關係的Klaus Lee提出了幾點重要的思考。


引言:友人傳來了海麗清潔工遭偷拍事件簿這個連結,希望我以一個拍照的人來評論一下事件。先明言,這次海麗罷工我未有到過現場,我只以拍照的人身份和在網上閱讀到這次罷工的資訊來寫一些自己的感受。 
 

一直以來,偷拍都出現在娛樂和政治新聞上,製造醜聞來攻擊、抵毀一個大眾認知的名人,以「大眾需要被娛樂的」名義來盲目、消費、引渡大眾意識指向一個虛構現實的報導新聞方法,在這個年代的例子已經多不勝數。但並非作為一個主流媒體或權力機關下的身位下,把偷拍瞄準於一個剛剛經歷了罷工後復工的清潔女工時。究竟在那個偷拍者心裡面,是否從來沒有把被攝者當成一個人去看待呢?
 

而且,就算不是在這次充滿明確政治目的下的偷拍事件中,作為一個攝影的人或書寫文字的人,是不是就可以隨便把作為他者(被攝/被書寫對象)的人壓縮變異至一個「非人」的身份呢?要再申明一下,我不是要為著幫助、保護職工盟在罷工事件上的各種名聲而以主流政治爭權下的一個身位來書寫這篇短文,自己想去描述更多的,是一個拍照的人如何去思考這次事件。

 
觀看著那三張偷拍而出來的影像照片,在那三張影像照片的畫面內容中,除了不斷重覆固定著「清潔女工復工後辛酸依舊的工作」這個表面意義外,是沒有任何其他內容意義的指向。若單純以一種記錄了現實的情況的角度下來看待,這是一個無可厚非的事實(雖然拍攝工人階級辛苦勞動這個「書面」上意義,若以書寫或畫畫等其他形式來呈現,應該會比單純影像照片有更深入的想像空間,因為我們在街中已經早就見到盲目)。不過在此最要認清的,是整個偷拍過程之後加上的文字描述,才是這次事件中,偷拍者和作者(如果是分開的兩個人)存心以影像照片和文字來操弄著大眾,以造謠的方法來誤導我們了解那個所謂的真正事情面貌。 

 

對於主流媒體在大眾裡愈來愈走向沒有作用的情況,相信很多人也感到顯而易見。但資訊轉移到每個人手中時,我們如何重新掌握自己對資訊收發的技術,如何透過個體的身份去分辨認識各種資訊的真假,甚至是重新建立一種新傳播方向的運動方法,是我們現在不能不去面對的一個新戰線。 

這次事件明確地揭示指出,無論真實與否,若以「慘情」的形象把被壓迫者捆縛包裝起來,大眾就會對事件關注,對被壓迫者產生同情,是人之常情吧。但若被壓迫者的感受不是以「慘情」的形象來呈現出來的話,大眾是否就沒有任何身位去關注被壓迫者呢?這是我們一直不去選擇而服食報導新聞的慢性毒藥,我們的意識被盲目化,情緒被麻木化後,走到此時需要作出的重要反思。反言而之,我想提出的是,除了以一種設有階級(社會關係下)的視角來同情被壓迫者,我們能否以其他身位角色來認識接觸被壓迫者。包括自己在內,拿起相機作為攝影師的人,能否放下相機,以其他方法與被壓迫者同在一起呢?

此時,我想起聽到一個朋友講起在海麗邨罷工中的其中一天,雄仔叔叔以一個文字創作者的身份去到現場,但他並非把清潔工友切換變成為自己文字的創作題材內容。反之,他走入到工友們之中,教導工友們一起創作屬於工友們自己的文字詩歌,這是一個讓工友們以一個新的身位來認識自己的一個新體驗。這讓我想到,若下次再有罷工的話,我們是否可以教導工友們使用電話相機,把那些偷拍的人的面目放上網絡之中,工友們可以能夠即時保護得到自己,甚至或者,與工友們一起討論交流,以更多其他的媒介方法讓工友們自己可以發聲呢? 

這幾年糾結於這種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思考中,所以自己也很少很少在街中,盡力不把不認識的人拍下,至少,這是對自己一個不能越過的警惕。因為若只拿著相機去認識世界和人們,能夠認識到的,最多也只是外部表皮支離破碎後留下來的形骸。 

 

Klaus Lee作品:

半日速遞——廣東道步兵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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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麗清潔工遭偷拍事件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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