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工運縱橫】民主先導的民族主義者:郭紹傑(下)

07/09/2017 - 3: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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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由譚兆龍攝)

編按:救生員罷工反對泳池外判之際,看見有同事乘機齊上下兩更大賺加班費,你會說甚麼?港九拯溺員工會前理事郭紹傑選擇說出現實的殘酷:「你水上人,文化少,仔女教佢唔掂,佢哋以後做你呢份工機會好大。依家你幫對家,如果真係外判,你個仔都係幫外判商做。」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2013年的訪問稿下集,揭示康文署外判商偽造文件的黑歷史,以及反外判抗爭期間不同公務員工會的策略合作,萬勿錯過。
 


續前文

 

日期:2013年1月25日下午4時至5時分
地點:旺角香港職工會聯盟
被訪者:郭紹傑先生
訪問員:梁寶霖、梁寶龍
整理:梁寶龍

人物簡歷:
郭紹傑1963年在香港出生,高中學歷,20歲到美國工作,八十年代赴美在餐館工作,後從事珠寶業。1992年回港長居,投身救生員行列,加入港九拯溺員工會,2004年任職工盟副主席,2007年參選區議會落敗。

部門協商會

近年(2013)的部門協商會代表選舉中,政府增加多了一個救生員代表席位,拯溺工會代表擊敗其他救生員工會勝出,取得席位。

郭紹傑認為部門協商會沒有無實質用途,因為它本身只是一個諮詢機構,不是一個集體談判制度。另一方面,協商會上工人代表提出的問題,全部寫在會議記錄上,部門一定要作出答覆的,然則是否會繼續討論下去卻是另一回事。

拯溺工會是公務員工會聯合會屬會,鍾偉民任主席期間,公務員工會聯合會在協商會上收到料,間中有通知拯溺工會。現在雙方仍有聯絡,但沒有就協商會論的議題交換意見。

約在2000年,港島東泳池已經無聲無息地外判了,拯溺工會沒有任何行動。外判商與大角咀泳池屬同一集團。2008年時發生了一件大事,外判商嚴重犯規。港島東泳池原有基本人手4人,所謂基本人手,就是指泳池開放所有設施的話,至少要有4個人,這是最低的安全標準,政府泳池有這樣的標準指引。港島東泳池的同事打電話給郭紹傑,投訴港島東泳池欠1個人,但資方沒有將泳池部份設施封閉,竟然找一位文員坐在救傷站充當救生員。一位普通文員,連基本救護常識都沒有的職員竟坐在救傷站,如果真有事發生,這文員有能力去應付嗎?如果這人處理不當,責任由誰來負擔!資方的行為視人命如草芥,危害泳客安全。

根據國際標準,50米標準池及副池要求每更須有4至6名救生員,不包括救傷站,但署方卻削減至只有3名救生員當值。人手不足令人擔心會否在意外發生時沒有足夠人手應變,這種做法會增加意外的發生和風險。

除此之外,外判公司還將大角咀一位主管的救生牌填寫在報告書上,頂替缺失的人手,等同偽造文件。外判商雙重犯法,被拯溺工會知悉。郭紹傑立即向《東方日報》揭發外判商的罪行。得到該名救生員站出來作證,並讓記者拍照登報作實。郭傑同時去報警投訴有人偽造文件,拯溺工會迫使署長承諾會盡快收回外判合約,不再將這兩個泳池外判。經過一段長時間後,署方都沒有收回外判合約的行動,工會乘勢把事件擴大,拉隊去立法會抗議,署方始收回外判合約,承諾不會將泳池外判。今次鬥爭工會得到全勝。

早在2003年署方已經承諾現有泳池不會外判,這宗事件後,署方說所有泳池都不會外判。偽造文件的經理刑事罪名成立,被判緩刑。按合約規定,外判商如果觸犯了這條例,只是罰款幾萬元了事,有足夠阻嚇作用令外判商不犯例嗎?如果外判商封閉了部份設施,合約規定罰錢。資本家權衡各方面金錢損失的輕重,加上法例沒有足夠阻嚇力去阻止犯法,犯法行為是會不斷再發生的。

拯溺工會繼續提出合理訴求,要求署方每年增聘具公務員身份的拯溺員。經過兩三年的爭取後,署方於2008年開始聘請公務員身份的拯溺員,第一批約有300餘人,接着兩年又聘請了200人,直至現今約增聘了500-600人。2014年時政府全職救生員約有1,100人,拯溺工會會員約有600-700餘人。拯溺工會會員人數最多時約有千餘人,罷工期間入會率較高,達八九成。曾在美國加入工會的郭紹傑對這個成績仍表示不滿,認為公務員工作穏定,場地容易通訊,應有更好的成績。郭紹傑指工會維繫會員的工作未達理想,各方面的工作仍有待改善。現今香港拯溺行業除了拯溺工會外,尚有香港救生員總工會、香港游泳拯溺教師總會、香港政府拯溺員總工會等。

負責管理救生員的是康樂助理員英文名稱是Amenities Assistants,簡稱AA。康樂助理員分為三級康樂助理員、二級康樂助理員、一級康樂助理員和高級康樂助理員等四個級別。康樂助理員除了管理救生員外,主要職務是負責管理康文署轄下康樂活動場地,工作範圍包括花園、苗圃、泳池、泳灘、室內體育館、室外運動場地及樹藝/園藝等等。康樂助理員有一間政府康樂助理員工會,英文名稱是Union of Government Amenities Assistants ,簡稱AA會。拯溺工會發動的工潮,該會有小小幫手,在背後表示贊成鬥爭行動,沒有任何公開行動支持。救生員與康樂助理員的關係有點唇齒相依:如果政府將泳池外判,康樂助理員哪裏有地方管理,升職機會都減低了。

出任職工盟副主席

2004年職工盟副主席鍾松輝準備競選立法會議席,得不到職工盟的支持,因而向職工盟請辭,後轉到社會民主連線競選議席。因此郭紹傑補選入職工盟執委,接着當上副主席職位。初進入職工盟時郭紹傑在福利部工作了數年,接着轉入社會事務委員會,擔任這職務正合他對民主理念的追求,工作如魚得水,有很好的發揮機會。

鍾松輝是新世界第一巴士公司職工會會長,已經退出社會民主連線,並加入工黨。

職工盟現有約90間屬會,超過17萬名會員,當中有公務員和其他行業、企業工會等。它每兩年互選一次執委會,下設勞工事務委員會、婦女委員會、社會事務委員會、康樂及福利事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和工會教育中心等。另設有工作委員會以便統籌不同事務:籌款委員會、公務員事務委員會、資助機構工會委員會、新界西地區委員會、集體談判組、參政組、組織組等。

郭紹傑是社會事務委員會主席,每間工會都會派一名代表到來開會,每年的六四、七一遊行由社會事務委員會負責統籌。五一勞動節的活動則由勞工事務委員會負責。

公務員事務委員在郭錦林主持時很有聲勢,郭紹傑認為是郭錦林的高組織能力所致。現郭錦林已不再主持,聲勢大不如前,香港郵政局員工會淡出又是一個因素,政府工程技術及測量人員協會亦已淡出。有關這方面,郭紹傑認為自己亦要負一定的責任。當時他實在太忙,找一名理事代替他出席工盟的會議,不久他連會議也不出席。

郭紹傑認為公務員工會應該介入香港整體勞工運動。工會是社會團體之一,作為社會團體應對社會有責任。因為社會不穏定、社會物價高漲間接或直接對公務員都有影響。公務員是社會的一分子,應該要關心社會事務。社會事務有兩種,一種是民生議題,一種是政治議題。在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問題上,華員會擺明車馬不涉政治議題。職工盟則不單止關心社會事務,更長期跟進全民退保,也注意醫療保障議題,政改議題更是一定參加的。

他表示公務員政治中立應該只是規範高級公務員,因為他們有決策權。而基層公務員都可能是一位間接受到剝削的人。社會階層有如金字塔,在金字塔底下的人永遠都是受剝削者,就算公務員都是一樣的。現今新聘的公務員大假日數少了,很多福利都被刪減了,長俸改為強積金,退休後的醫療福利取銷了。現今的情况是,基層公務員最需要的基本福利被刪除了,沒有子女津貼,每次減薪政策出台,基層公務員更是首先開刀的對象。

郭紹傑認為所謂「公務員要政治中立」,有決策權的高層公務員才應該受此規範。基層公務員沒有決策權,只是單向為市民提供基本服務。為何基層公務員工要辭職才可以參選區議員?基層公務員沒有決策權,為何不可以參與政治?他認為首長級公務員一定不能夠參選。在示威遊行活動中,他曾見過有司級公務員以個人身份出席,但沒有對該活動的議題作公開發言。練乙錚於任職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期間,低調出席爭取民主的公開集會,2004年7月5日突然被政府革除職務。

郭紹傑進一步指出,如果公務員不可以公開表達對社會議題的訴求,家人與朋友都會有反響。有些政策是影響自己的下一代,為何不能公開表示意見?在外國,如西班牙、英國、希臘等西方國家,罷工抗爭最激烈的是公務員。2010年2月10日希臘公務員舉行為期一天的罷工,抗議政府提高汽油價格、減少養老金,和凍結工資的削減財政赤字財政緊縮計劃。在美國當一位公民覺得社會不公義時,就會站出來,對自己有直接影響的政策出台,亦會站出來。為何香港人不會站出來?他覺得這是工運意識和社會意識差的結果。他悲哀的說:「中國人,好奴性囉!」

以七、八十年代風起雲湧的公務員工運來看,都是以非政治議題為主,爭取本身的權益,為自己的職系、職級而鬥爭。

2007年郭紹傑代表職工盟出選沙田廣康選區落敗。郭紹傑按選舉條例規定辭工,退出公務員行列。按規定就算參選者做一日兼職都不可以。總之選舉條例規定,政府僱員就不可以參選。

按政府公佈的聲明,公務員參選和參與助選活動的指導原則是,一方面要讓公務員享有市民應有的公民和政治權利,另一方面要保持公務員隊伍公正無私,避免出現實際或潛在的利益衝突,並力求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政府制定了防止公務員利益衝突情况,和規範公務員與外界通訊的規例與指引,規定公務員必須獲得批准才可參與外間活動。

郭紹傑舉例說,區議會是參與管理文康事務的,救生員是康文署管轄的職工。區議會討論泳池的問題時,如果他本身是救生員,又出任區議員的話,是有利益衝突存在的。但可以有一個緩衝方法,如參選的公務員停薪留職,他就可以兩邊都為社會服務。

公務員應該有一個本身的政治權利。按國際勞工公約第一五一號《公務員組織權利的保護和確定其任職條件程序公約》第九條:「公務員應與其他勞動者一樣,享有正常行使工會自由至關重要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但與其職守的地位和性質有關的義務不在限。」根據國際勞工公約第九十八號《組織權及團體協商權公約》第六條:「本公約不涉及從事國家行政之公務人員之地位,亦絕不應解釋為損害其權利或地位。」條約清指出基層公務員的工作內容不涉及從事國家行政,所以應有參政權。只有高級公務員才沒有參政權,以示政治中立。

2014年4月郭紹傑以工黨代表身分為民主作出抗爭,參加雞蛋抗高牆絕食為普選活動,絕食超過380小時。他認為工運人士組黨,是為香港工運尋找另一出路。

郭紹傑本着中國人的精神,加入了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他本來的設想是,眼見保釣出現老化問題,希望能抛磚引玉,拉一些年青人加入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

郭紹傑以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成員身份,和另一成員楊繼昌,於2012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75周年紀念日,前往日本東京靖國神社抗議,要求日本就屠殺中國人道歉和賠償。兩人表示,該行動是要「讓全世界的人知道軍國主義如何屠殺人民」。兩人在靖國神社前高呼「打倒日本軍國主義」口號,然後試圖進入靖國神社,燒毀日本軍國主義旗幟及自製的甲級戰犯東條英機神主牌。兩人在靖國神社門口被大批日本警員攔截並拘捕。在接受警方簡短質詢後,兩人安全返回住處。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發言人表示,兩名港人是在靖國神社門前進行合法抗議。

工運理念

郭紹傑認為工會教育要培訓獨立思想,多討論,有不同的意見要提出來,開會討論。

拯溺工會於2012年發起的罷工,是爭取增加人手的延續,進行了一個月後,最終發現部署不足,主席做得太急,無用時間去「煲」會員情緒。拯溺工會評估時勢,拯溺員總人數約有1,900人,工會只能動員300人罷工。在如此弱勢的情况下,工會認為不能硬撼,輸的機會很大。而部門增加了94人,拯溺工會立即收貨,以勝利姿態撤兵。人手不足問題,拯溺工會仍會長期跟進。

香港工人不願意行使罷工權,郭紹傑認為因為香港人的工會意識不夠,工會號召罷工,會員雖然支持,卻「走精面」,以請病假和事假來代替罷工,雖然這些行動也會令到癱瘓泳灘、泳池癱瘓,但其抗爭意義就不一樣。香港的「走精面」文化,結果自我矮化了自己。

郭紹傑認為抗爭不只是表態,而是要有行動的,要犠牲的,「你要爭取到某些東西,就要付出,這就是等價交易。」有些地方(如南美),因為面對超嚴重的剝削,會選擇暴動。

反外判制度罷工期間,郭紹傑發現有救生員人乘機做齊上下兩更,大賺加班費。郭紹傑向他說:「你依家生3個仔,你係水上人嚟架,你文化少,仔女你一定教佢唔掂架,佢哋以後做你呢份工機會好大。依家你唔幫手反抗不特已,仲幫對家嘅話,如果真係外判,你個仔都係幫外判商做。」為免自己的兒女將來做外判商的奴隷,所以現在要為未來的人設想,改變外判制度。

拯溺工會現在最主要爭取,是將救生員脫離技工職系。多年前,拯溺員的工資與消防員、救護員相差不大。隨着歷史發展,康文署將拯溺員納入技工職系,幾十年來拯溺員的職位名稱是二級工人。

香港早在1928年時,青年會、南華體育會及華人游泳會分別開辦免費拯溺班,考試由來自英國皇家拯溺總會的考官主持,是時海浴場有一位善泳者負責救生設備,未必具有拯溺常識。及至1931年,當時由一群志願人士組成拯溺隊,提供拯溺服務,成員來自警察、童軍、學生、市政事務署的救生員。四十年代中市政事務署開始在公眾泳灘提供救生員服務。如淺水灣、深水灣、石澳等。

後期有些外籍人士教本地人如何在沙灘做救生員,進行拯溺工作,香港拯溺總會成立後,設立了一個考試制度去評核拯溺標準。屬於一、二級工人的拯溺員經考核後可以晉升為技工。但是拯溺工作是一項專業,或者是半專業,同救護員無分別。政府應獨立另設一個拯溺職系,但是政府的職級檢討從未提過這一個問題,而且當時拯溺工會亦沒有設想過這一個議題。最近拯溺工會曾上立法會爭取設立拯溺職系,政府沒有檢討個議題。前公務員事務局長俞宗怡說:若考慮你們的建議,除非出現聘請救生員非常困難,或者拯溺行業有了根本性的改變。

在國際工運層面上,郭紹傑本身在美國開始參加工會,任職職工盟與不同國家的工會人士接觸多了。親身到外國開會,去韓國開會兩次,代表職工盟去印尼開會。參予國際會議,到當地觀摩外國的工會,看見了比香港更加壞的情况,或者比香港更加先進的情况,兩者都有,令郭紹傑眼界開闊。

郭紹傑最難忘是2005年,世界貿易組織在香港開會,郭紹傑代表職工盟出席會議。世界貿易組織正是公營事業私營化鼓吹者,這也正是拯溺工會極力反對的外判制度有關的。

會議期間韓農跳海示威,郭紹傑本着職業本能,除去衫褲,冒着12月的寒風,着條孖煙通就跳落海去救人。他回顧前塵往事,幽默的說:「佢唔同我講,我帶條泳褲着喺裏面啦。」一位熱血漢子,敬業樂業,意識上經常準備去拯求遇溺者,為了去救人,都不知「凍」是何物。上岸的時候人山人海,人聲鼎沸,更是熱氣騰騰。他最不快的是,着住條「鹹濕濕」的孖煙通在內,穿回自己的衣服回家,渾身不自在,頗為難受。

韓農跳海是身穿救生衣的,為何郭紹傑仍要落海救人?問題不是他們不懂游泳、而是他們不懂穿救生衣。不懂穿救生衣而跳海後果十分嚴重,當年陳毓祥的死就與此有關。因為穿着救生衣不適當話,跳海的人向下墜時,他的救生衣會向上走的,甚至離開身體。拯溺工會參與社會事務方面,曾經協助民主黨和泛民的跳海要求普選示威三次,世界貿易組織開會期間,組了幾十人參加糾察、救傷隊。每年的六四、七一游行,拯溺工會都有會員出任糾察隊員,理事積極參與其事。

郭紹傑認為那次世貿會議,就讓香港工會成員認識到其他地方的抗爭手法和態度。置身世貿週的抗爭行動中,香港人彷如在球場旁邊執波。

世貿週拯溺工會選擇以糾察的身份參與遊行,這與考慮輿論效果有關,工會估計即使呼籲會員參加,亦不會有很多人參與活動,而且工會的任何活動都要向會員負責。在國外,有實力的行業工會在組織行動時,不用考慮輿論有何反應,說罷工就罷工,因為整個行業的工人均是其會員,只要認定自己的理念就去馬。香港的工會實力不足,就只能靠宣傳,爭取公眾的支持。例如工會要將香港的救生員人數比例與國際水平比較,說明外判制度會影響服務質素,勞工權益等來爭取市民的同情。不是提出自己的理念,就可以做自己認為要做的事。

郭紹傑總結過去的經驗,覺得若行動不成功,不是輸在輿論方面使然,而是會員的持久力。輿論是會改變的,當事件拖得越長,行動一方有決心有毅力,輿論會慢慢轉變過來。2004年的罷工,大部份主流報紙的評論都頗為負面的,但隨着罷工的持久下去,輿論慢慢就出現轉向。行動越持久政府所面對的壓力就越大。香港工人算是有罷工權的,郭紹傑認為罷工的代價最多是損失幾天的工資,我們為什麼不使用呢?面對罷工政府的政治代價會更高。

所以說到底,工運的成敗在於工人的意識。而工人意識的提升,又視乎集體行動的組織。拯溺工會過去幾年的行動,使會員的膽子大起來,不過到現在為止,大家關心的仍是自身利益。2012年的外判事件,因為是一個新建的泳池,影響不特別大,一般的會員不會鼎力支持工會的行動,因為他們還不大會從原則和理念的層面去進行抗爭。

(二之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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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寶龍,筆名「龍少爺」,中五畢業,八十年代開始業餘研究中國工運史,現因病退休全身投入,以香港資料為主研究香港工運史和二十年代國際工運史。若有興趣進一步研討交流,歡迎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