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工運縱橫】七十年代至今獨立工運的軌跡之一:政府外判工人

25/05/2017 - 12:44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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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提到九七之後幾年的香港災難,坊間可能記得金融風暴和SARS,卻未必記得同期發生的公務員外判制影響深遠,曾經帶來外判清潔工時薪不到10元的慘況,間接激起民憤推動日後的最低工資立法。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記述今年五一「七十年代至今獨立工運的軌跡」講座的講者發言,頭炮是食環署職工權益工會副主席李美笑,回顧市政局殺局後的編制大亂,以及外判制引發的工人內部撕裂。


李美笑口述
梁寶龍撰文

本文是李美笑於2017年5月1日在「七十年代至今獨立工運的軌跡」講座的講話。

李美笑個人資料

李美笑於八十年代入職公務員隊伍,任市政總署管工。2004年組織「食物環境衛生署管工職系工會」,2007年組織「香港食物環境衞生署職工權益會」,現推行環保與工運的結合。

工會之路

我是剛於前年退休的公務員,於八十年代初入職,市政署當時已有工會,因我是部門首批招聘的年青女性管工,立刻被邀加入工會,可惜每次開會只安排會員進行打牌和食飯等娛樂活動,與我期望的工會相去甚遠。自此,我沒有再參加工會的任何活動,後來更退出工會。


李美笑當日於講座發言。

為何我日後又加入工會?就因為九七後,董建華的一句「將政府的政策方向改變為『大市場、小政府』」。計劃下不但要削減公務員人數,還要開放政府服務,讓外資和商界可以參與,為商人提供商機。自始政府將很多公共服務引入外判制度,因而削減很多公務員的職位。食環署主要是做街道清潔、垃圾收集等環境衞生服務,以往一個管工只須監管10餘名清潔工人,因各區將部份工作範圍外判,受影響的清潔工人調到非外判地段,加上自願離職政策,管理層人手同時减少,結果,有管工竟要監管60餘人,同事怨聲四起。我們向主管反映人手不足問題,主管說這是政府政策,他向上層說也沒有用,建議我們向議員反映。一下子間,我不知找哪位議員好!

我為何關心起外判工友問題?其實我是長俸公務員,外判除了令我的工作量增加外,基本上是沒有損失的。但我不想眼見香港明明已經是一個進步的社會,但我監管的廁所外判清潔工友卻要工作十多小時,由早上6時工作至晚上10時。而只得三千多元工資,有病時還要自付工資來請替假工人,才可放病假。又因工作性質厭惡,加上工資低,廁所服務員多是無議價能力的七八十歲老人。我想為何國際都會竟要長者來服侍我們上廁所呢?這是社會的退步現象!我要反映外判制度的弊端。

但我知在政府機關內是無法反映,反映亦沒有用。於是我計劃去找勞工界議員商議,首先去找陳婉嫺,她是工聯會的人,一向關心婦女勞工。可惜,她的助手沒有安排我去見她。剛好有一天,我在街上遇見李卓人正在搞宣傳,我便問他會否關心外判工友問題呢?他回答說會做的,於是我就去了職工盟和他商議,他說會代表我們約見署方反映,但最好有工會名義讓他出師有名,就這樣我開始踏上了工會之路。

外判與長工命運扣連

我們開始幫外判工友時,遇上了很多困難,因為公務員的清潔工人認為外判工搶走了他們的飯碗,所以敵視外判工人,哪會支持他們呢!但我向他們指出在這問題上若想深一層,外判工的存在,因為工資低,僱主為了更大的盈利,必會設法以他們來取代原有的工人。因此雙方是存在唇亡齒寒的關係。既然大家都是勞工,唯一雙贏的方法就是長工去幫助外判工友,一齊去爭取他們的合理工資和待遇。當大家的工資和待遇都提高時,自然對雙方都有利。所以我們工人間不應互相仇視,更不應去排斥外判工人。

因身份各異,我們不便直接幫外判工,故主動聯絡一些專幫外判工的工會,協助清潔工工會到我們監管的點名站招收外判工為會員,由它們組織外判工友,去爭取他們應有的合理福利和待遇,我們則負責聯絡工作。

任何行業有外判工出現的初期,都容易出現互相排斥的情況。長工認為是被搶飯碗,外判工認為自己工作量比長工多,同工不同酬,互相指責對方,發洩不滿。若大家有這種思維,僱主就會是大贏家。當有外判出現時,只有大家放下身份,團結一致,互相支持,一同爭取同工同酬,才有出路。你的行業才不會被僱主越踩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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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寶龍,筆名「龍少爺」,中五畢業,八十年代開始業餘研究中國工運史,現因病退休全身投入,以香港資料為主研究香港工運史和二十年代國際工運史。若有興趣進一步研討交流,歡迎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