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兼職講師工作不穩定︰「我的收入不足以交租」

23/11/2016 - 1:28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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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博士領綜援不是夢?高學歷不代表可以脫貧,在工作零散化之下,英國大學校園以臭名遠播的「零工時合約」聘用講師,導致教職員無法預計未來被編配多長課時之餘,收入亦變得極不穩定,有講師的年薪甚至低於兩萬港元。人到中年,前路茫然。英國《衛報》近日專訪三位貧窮講師,惟工新聞特此翻譯。
 


史蒂夫‧漢森(Steve Hanson),44歲,政治社會學的兼職講師

我有一間出名大學的博士學位,有做過政府研究計劃,而且發表文章比許多長聘職員更多。我已經按時計酬大約五年了,不過在我堅持四年成為半永久講師前,人力資源部門已經把我踢出了系統。

我這些年來大部分時間在三個地方工作。你有三個人力資源系統、內聯網和安全系統,每一個都有各自的小問題和變態的地方。

為那堆事情交涉——連出糧也遠遠不是自動收到——跟額外再當個管理崗位差不多,但當然這不會附帶管理層享受的保障、福利、準時出糧等東西。這就像非常快地玩俄羅斯方塊,然後你看看你在做什麼所有這一切。這一週是三個小時、另一週七小時、下週沒有任何工作。

我的年薪只有6,000英鎊(約港幣57,781元)多一點,而這總是降低了我的福利救濟金。我的生活很難過。然後朋友,有時甚至學生會說:「啊,你做大學講師不錯呀⋯⋯」

我們有如水果採摘者,是季節性的勞動者。每年九月你必須寄出電子郵件,卑微地問:「今年有工作給我嗎?」大學正在減少按時計酬員工的工作時數,因此減少他們的收入。

我的生活很難過。我住在一個住房合作社。在日常生活中,這意味著要從亞洲超市買一大袋豆和米,盡可能便宜,靠這些東西來過活。我騎單車到所有地方,它絕對沒有多餘的裝飾。我與伴侶想組織一個家庭,但這是非常困難。獲得抵押貸款簡直是痴人說夢話。

我願意在這裡公開名字是因為我已經沒有甚麼可輸了。如果我對個情況保持沉默,期望能夠脫離困局的想法顯然是不可能的。

森(化名),32歲,應用語言學和溝通的兼職講師

我在2013年從羅素大學聯盟(The Russell Group)獲得了博士學位。從那時起,我在三所大學工作,教授七個不同的課程,並已成為其中五個的課程主管。

我喜歡在高等教育工作,但是作為一個按時計酬的臨時合約講師,我發現這份工作在財政和個人原因等方面越來越不可行。

我的薪金不足以交租,特別是夏天。我必須找一些編輯和校對等自由工作維持生計,不過這侵蝕了原本應用來做研究和寫出版文章的時間。我無法製定長期計劃,因為我不知道明年我會在哪裏工作,或甚至有沒有工作。

在教學的前一晚,我要花許多時間於交通和/或是睡在朋友的備用床、沙發、地板或豆袋梳化。搬到工作的地點附近並沒有意義,因為六個月後我可能要到英國另一端工作。

買房子是天方夜譚。為了節省即使是很微薄的租金,我已經搬回了父母家。我過去最好的時間是在一個學期裏教兩個課程和做文學碩士的監督,當時我的年薪有6,000至8,000英鎊(約港幣57,781至77,041元)。但有時它低至2,000至3,000英鎊(約港幣19,260至28,890元)。

臨時合約並不總是全數支付辦公時間,或為教學準備支付足夠金錢。你在教學日以外用來寫電郵和指導學生的時間,很少會得到薪金。要平衡支援學生和賺錢的時間是很困難。

在個人層面上,我曾經有嚴重的精神健康問題。儘管我用盡全力工作,不過這份不穩定的工作並沒有同事網路和安全感,證明是非常困難的。

三年的臨時合約意味著我的生活毫無吋進。我在學術界以外的朋友正在穩定下來、買房子和結婚。同時,我有一個博士學位,一本對於大學圖書館以外的人來說過於昂貴的書。我的生活永遠充滿不穩定。

我擔心臨時學術勞工意味著只有那些能夠堅持幾年忙碌、不穩定工作的人,才能獲得長期學術工作。我擔心那些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人,都是那些有相當財務權利、不需要擔心責任問題、沒有需要供養的人和精神上足夠應付能力的人。

凱瑟琳‧伯吉斯(Catherine Burgass),49歲,兼職英語講師

我在1997年獲得了英語文學理論的博士學位,在許多不同大學以臨時合約講師的身份工作了大約6年。接著在我有了女兒後就被裁員,連最後的合約也失去了。

我和女兒在家里呆了五年,然後我回到史丹福郡大學(Staffordshire University)擔任全職或兼職的臨時合約講師。我的基本長期合同仍然是按每小時支付。

我的生活還過得去,因為丈夫有不錯收入。但我肯定不能用自己的收入來維持我的生活。另外,這份工作還有不安全的問題——你的工時可以被削減。我的教學時間已經被削減,有時我會因這個情況而覺得相當憂鬱。

去年我每週只被編配五個小時工作,到這個學期只得兩個小時教書。以每一個小時的面對面上課課時計算,按時薪出糧的講師工資還包括半小時備課費用和半小時改卷費用。不過如果我要為一門從未教過的課程備課,往往得花掉一整天,不論那只是一個課堂、一個研討會抑或一個工作坊。

如此微簿薪金是令人可恥。我感到相當羞辱,因為工作的報酬和地位比相對的全職同事低得多。臨時工作缺乏職業發展、地位,亦沒有多少金錢。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因為我並不窮,可以為小錢工作。不過對於需要養活家庭的人,我不能想像他們如何處理。每個人都在努力尋找工作。

我的丈夫是哲學教授,有一份穩定的工作。這並非罕見,但它在女權主義前線不是很好。

 

資料來源︰
Guardian: Part-time lecturers on precarious work: 'I don't make enough for 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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