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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記者採訪烏坎村被打  資深記者揭業界生態轉變

07/10/2016 - 7:44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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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坎村村民於2011年成功對抗村官私賣土地,一人一票推選村委會,被視為中國基層民主的重要模範。上月,正準備上訪追回被賣土地前夕,民選的村委會主任林祖戀被捕,烏坎村民發起抗議,遭流血鎮壓。
 
此後有5名香港記者到烏坎村採訪,遭公安粗暴對待及驅趕,扣押至凌晨始獲釋。這事件除了顯示中共政權的恐懼,另一方面卻也透露了香港媒體對待中國議題態度的變化──資深中國組記者阿慧(化名)一語道破:「點解會俾人揼?因為得我哋去囉。」
 
近年港媒少做中國採訪 成本考慮多於迴避敏感
 
阿慧在一家香港媒體的中國線工作多年,從前各大媒體都有自己的中國專題,有深度而且做得精,報業公會評獎時總有許多優秀作品。阿慧嘆息道,現在大部份媒體的中國組已經不太有作為,只剩下四、五間仍然投入。就說最近的兩會(全國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樣的大事件,從前例必到場的媒體如今竟不派人採訪。這次採訪烏坎記者被暴力對待,部分原因也由於採訪的人不多,未能形成足夠的壓力,公安才可肆意作惡。
 
管理層干預編採並非新聞,但是阿慧卻認為有更重要的要因:「依家越嚟越少人去內地,係成本問題多於敏感。」
 
派一個人長駐內地,花費不低,最近有線新聞就取消派記者長駐上海站。儘管公司並未到虧蝕的地步,但老闆對錢非常緊張。「唔會阻止你去採訪,但都唔會好鼓勵,要視乎個記者有主動同有幾大決心。」再加上網絡發達,記者足不出戶亦可以做新聞,出外採訪的誘因就比以往更小。「但一定有互聯網之外嘅嘢,抄網係可以應付到,但唔應該只係咁。」
 
近年報業似有萎縮之勢,《新報》結業、《壹週刊》年內兩次裁員、《成報》因財務問題一度停刊,傳媒老闆是否因此而緊縮開支?阿慧說,其實難以一概而論。做新聞有周期,遇到大事,例如選舉、早兩年的大型運動,就會有不錯的業績。面對新的傳播模式,廣告商亦有不同的要求,報業的盈利模式正在轉變。不過,即使公司賺錢,打工仔也不一定可分一杯羹。就如星島集團上年純利6千萬,但打工仔仍要被凍薪。
 
採訪許可證非通行無阻 危險與否只能靠估
 
話雖如此,中共政權從沒降低對境外記者的戒懼。
 
現時到內地採訪的香港記者,須取得中聯辦發出的許可證。這聽起上來就是一重審查,但深究下來,許可證是否對採訪造成困難,有點微妙。
 
第一重審查在於派發對象,除了網上媒體,蘋果日報是惟一一個被中聯辦拒絕批發許可證的大媒體。此外,一般大型媒體都可以取得許可證,只是申請需時,通常要翌日才能取得,而記者採訪往往突發,這情況下記者就會不申請或者是後補。可是,如果打電話催促,兩小時內取得也是可能。申請的時候,記者不用確切跟中聯辦交待會做什麼事情,「就算講咗,都唔洗做返你講嗰樣嘢。」
 
那麼,許可證的作用到底是什麼?阿慧解釋道,因為內地常有假冒記者,許可證主要是用來核實記者的身份。沒有許可證,當內地公安想阻止時,就有理由說記者是違規採訪,但即使有許可證,公安還是可以執行任務。
 
記者是安是危皆看政府意願,許可證不過是其中一道線,如同閱讀中國官媒的新聞,只能憑經驗推測真偽。採訪烏坎村記者被捕的那天,阿慧與同事雖然擔心,但觀乎公安的舉動,他們推測公安只是想趕走記者,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危險,果然,記者晚上就被放出來。
 
香港記者補足內地記者限制 中國組難請香港新人
 
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傳媒的中國組記者有著獨特的位置。眾所周知,內地記者受著諸多限制。阿慧形容,中國政府「想將啲嘢控制得好精準,同一時間講同一樣嘢」,傳媒近乎沒有自由。另一方面,正因自由被緊縛,冒著巨大風險做新聞的內地記者更加受社會尊敬。「喺困難下,佢地仍然會做偵查報導,例如地溝油嗰啲,都係由內地記者揭發。」
 
內地傳媒與香港、外國這些境外傳媒最大的分別在於,有些場面內地記者不能出現。「例如係天津爆炸,公安喺現場只係拉到境外傳媒。」而外國媒體報導中國新聞時,由於外國對於中國沒有概念,記者須在報導加上很多背景資料,事件的深度就被沖淡,外國讀者對中國人也沒有同胞之情,影響遠不如香港記者的報導大。
 
香港記者擔當著重要的角色,但中國組很難請到香港的新人。阿慧所在的團隊裡,多數不是在香港出生的。內地當局掌握著在港內地生的動向,內地生只要一入行當記者,就會被約去問話。「佢哋專恰新人,純粹嚇吓,唔會搵啲舊人」,阿慧相信,只要跟規矩做事就沒有問題,明白此道的新人多不理會內地部門的約見。
 
鮮有香港人做中國新聞,阿慧認為是身份與文化認同的距離:「好多香港人連內地都未去過,睇到嘅嘢會好狹窄。依家香港啲年輕人去日本多過返內地,同內地好生疏。」
 
「所有大城市都排外」 港人記得問題食品多於維權人士
 
比一般身處香港的人多接觸中國,阿慧看待中港矛盾的視野略有不同。
 
「其實唔只係香港排外,所有大城市都排外。上海人憎北京人,台北人覺得高雄人粗魯,東京人唔鍾意大阪人。只不過身在其中先覺得明顯啲。」「同上海人講要搞港獨,佢哋會好理解,如果可以,上海人都想限制人出入。」她認為,排外的原因不外乎是洩憤,當社會問題爆發,又無法推翻政府,就惟有發洩在外地人身上,但是把責任歸咎於外地人,問題本身就被忽略。
 
中國民主運動爆發、維權人士受害時,香港人比其他地方的人反應更大,熱潮過去,人們又很快遺忘,復又祭出「中國人奴性強」的論調,將中共政權之惡與中國人扣連,排拒一切共同。阿慧到大學分享時,曾叫台下學生數維權人士的姓名,說得出來的名字只有二十多個。「茉莉花革命前後,有二百幾人被問話,嗰度就差唔多係活躍人士嘅全部,但香港人記到嘅名得好少。」
 
阿慧分析說,港人只是情感上關心內地的運動,被激烈的場面吸引,實際上卻很疏離,反而是問題食物這些貼身事情才真正記掛心上。她觀察到,港人看新聞時多數只想著可以如何賺錢。「見到一帶一路,就會諗可以去咩地方發展。個個都係趨利避害,見釣魚台就快打仗,唔會諗要保家衛國去參戰,只會諗住日元跌,可以去旅行。見到泰國覺得好亂,唔知道人哋進行緊憲法改革。柬埔寨改革到翻天覆地,但讀者都係唔會理。」
 
衝鋒陷陣中有平靜日常 寄語新人寬容對待與己有異之事
 
親歷六四鎮壓的記者每年現身說法、中共政權對香港事務的緊張,構成了中國記者這樣的形象:時刻要衝鋒陷陣,活在政權陰暗的魔爪之下。
 
呷一口茶,阿慧細數工作日常。她的團隊每周工作五天,每日工作十小時,分為上午10時至晚上8時、上午11時至下午9時、下午2時至凌晨12時三種更,當中包括一小時的飯鐘。除非有突發採訪而要提早開工,時間一般不會有變。雖然OT沒有補水,但可以在其他日子提早收工以補鐘。受益於截稿時間,她通常不會晚於凌晨1時收工。
 
紙媒與電視不同,電視著重畫面,所以記者多數會在前線。而報紙只要搜集到資料即可做新聞,因應成本綜合考慮,紙媒很少派人長駐內地。沒有在外採訪的日子,阿慧便是在辦公室翻看內地、台灣、外國的新聞,與及接收在外同事的採訪資料,撰寫報導。團隊平均每人每日寫千多字,並沒有規定每日要出多少單新聞。
 
中國組記者入行不算困難,阿慧所在的公司每年都會聘請應屆新聞系畢業生,由各部組面試,中國組選人的準則是講到普通話與及熟悉國情。十年前入職的起薪點是一萬元左右,現在她的薪金加到近三萬元,現時入職起薪點則為一萬二千元。
 
磨練到獨當一面之前,會經歷一段不知所措的日子。即使是搜集資料做新聞,也要懂得解讀分析,才能加以利用。阿慧初入職時壓力不小:「唔知自己可做到啲乜,又怕老細鬧。」用了兩三年時間,學懂了做新聞的方法,「有把握交到啲咩貨」,壓力才減退。至於方法為何,無法明言,人人的經驗也不同。上司會稍為指點,但最需要還是自己努力研究。
 
「中國新聞都係咁大數據,有慣例,多年來都係咁,如果突然之間變,就係好大鑊。」阿慧舉例說,中國省委書記年過65就要退休,所以年輕官員有著數,再加上知道哪些省份重要,就可由此推斷官員的前途。
 
普遍而言,港人與中國國情有隔膜,新人要學的東西有很多,比一般港聞要吃苦。阿慧寄語入行新人,對待與自己不同的事,要有寬容心。「做中國新聞面對最大嘅困難的唔係政治敏感,而是你食唔食得辣?講唔講到普通話?」
 
維權人士被大肆拘捕,境外記者進入越來越難,採訪中國的記者處境將來會否惡化?阿慧判斷情況不會變差,她相信政府需要顧全面子,定下的規矩不會輕易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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