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辦助理訪問系列一】從建制大黨到社區團體 為志業無悔薪金減

09/09/2016 - 7:18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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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議員各就各位,又有多少人會留意到,立法會議員在議事堂雄辯滔滔,背後需靠助理如何努力發功?政治、社運工作並不只為兩餐,可是生活又總得要過,那麼應該如何思考自己與團體的關係?有由建制轉到社區團體的助理,指薪金福利於他而言不重要,即使待遇大跌也是值得,但亦有工作十多年的組織者認為,與團體終究是僱傭關係,而且工作也不一定與社運理想吻合。這個訪問系列,既要紀錄鎂光燈邊緣的功臣,亦希望為各位打算投身政治工作的年輕人提供參考。
 


【惟工新聞】選舉剛過,民主派僅保否決權,建制派在鐵票力保下仍佔大部分議席。可有想過,在我們四年一度大罵建制大黨(s)禮義廉和出賣勞工時,在這群議員背後工作的人,工作情況到底如何,他們又抱著一個怎樣的心態勞動?

28歲的阿山(化名),在訪間當天身穿所屬的團體白色T恤,揹著有點使用痕跡的背包,恰好準時到達約定處。阿山給人的感覺樸實,且耐性十足,有問題都會解釋得盡量仔細,以求我們掌握清楚答案。這位現役社區團體的議員助理,單憑第一印象,難以想像他從前曾在建制大黨中工作。

合約工時內無法完成工作 放工嘆「今日又講埋啲咁嘅鳩嘢」

對阿山來說,當初選擇建制派,實屬機緣巧合,而並非認同當中的政治理念。「當時有朋友做建制大黨助理,工作範圍唔錯,而且遇到嘅人好似好豐富。見到某大黨雙料議員請人,咁咪做囉。」八大英文系畢業的阿山,並不想當教師、編輯等等學系一般出路的工作,便應徵了知名建制派議員的地區辦事處助理。

阿山當時入職的薪金是11,000元,合約訂明工作時間是朝九晚五,但實際工時則要看情況。「又有會議,夜晚要sit同其他團體嘅會,日頭同政府開會,自己又要安排時間做文宣、設計工作……基本上都無時間做地辦嘢。」地辦事務如小至幫街坊換燈膽,大至在地區講議題,還有上述所及的一堆行政工作,工作量其實多得在合約工時中根本無法完成。

工作量雖多,但待在地區議辦的大半年間,阿山卻說不算難捱。「因為工作好忙碌,所以過得好快,反而更覺得唔夠時間用。」更重要的是,作為議員助理,即使處理不了街坊的難題,也可以四兩撥千斤。「有咩事我都可以推老細出黎,講句『我同X生講』。」

工作時感到不夠時間用,卻不代表生活感覺充實。在地辦的工作經歷中,阿山坦言放工時會對自己日間的所作所為難過,例如要向街坊解釋某些政策時,卻又與自己確信的立場互相違背,心裡支持議員拉布,面對街坊時卻要勉強附和,「話班人(拉布議員)好衰」。「所以我收工時會諗,今日又講埋啲咁嘅鳩嘢」,在立場與工作之間,阿山在工時以外,有更多糾結與拉扯。

講金不講心 補假要睇主席心情

地辦半年,認知到晉升無望,加人工也同樣無望,阿山便毅然轉到建制大黨支部內工作。既然不講心,轉職首要考慮的都是金,「我都係逗份糧心態,拎住啲錢無恥好過窮住無恥嘛。」阿山笑說。在支部工作的起薪點是13,000元,比在地辦時多了幾近20%。而且,大黨的加薪制度與政府一樣,有自動增薪(跳point),每年大約能加薪800至1,000元。以為僅只如此,原來大黨還有bouns派,金額「都有一個月薪金嘅六、七成」,加上醫療,節日食品等等額外福利,阿山說在大黨其實可以節省了不少日常開支。這條件以政黨助理來說,已可說得上闊綽。

但隨著人工上漲,工作壓力亦當然有所增加──工作範圍從在地辦工作時只要管理一個地區,到轉入支部後,要同時管理七個選區,要名符其實的一眼關七。對阿山來說,當中最煩人的,是要應付團體會:第一,在與互委會、聯誼會、曲藝社等團體開會時,他們要辦活動卻又處理不來,阿山就要落水幫拖,增加了工作量;第二,因要管轄的範圍增加,在約開會時要處理較複雜的人事問題,哪些團體或個人不能同場都要考慮,得好好記住以免麻煩;第三,支部要辦大型活動時,通常在晚上才會開會,如此一來連晚上都要貢獻給工作。

即使忙碌至此,香港打工仔OT沒有補水是常識吧,而想補假,還得「睇支部主席心情」,因支部的人手調配(包括分工、休假、工作時間等)全部由支部主席管理。大黨裡每個支部的運作都不一樣,並沒有明確的做法,比較鬆手的支部做法是:OT有補鐘,休假日返工補假。可惜阿山卻未有遇到一個好主席,他也不禁自嘲「好不幸地,我做過嗰兩個(支部)都係比較刻薄」。阿山在工作日OT並沒有補鐘,如果休日突然要額外工作,才可申請一整日補假。

休息時間雖少,阿山卻自言很少請假射波。因他在大學時,老師曾說做任何一行、任何位置都可以發揮貢獻,故此他寧可「落力做地區事,好少請假」。同時,他在建制大黨的大龍鳳如誓師、遊行等都可缺則缺,「我會自豪遊行無入過鏡囉……但咁講其實都係另一種逃避嚟。」

阿山的掙扎在2014年佔中時最為繃緊:「我唔想半夜食催淚彈,第二日叫人反暴力聯署。」

轉工為志業月薪減4千 收工秘撈僅月儲幾百元

在建制大黨工作五年後,阿山終於決心離職。政黨助理前路茫茫,「政黨最多逗兩萬,可以做一世……雖然份工好平穩,但政黨助理唔可以話『撈得掂』。」加班情況自不在話下,有關前途問題,也沒有留下一條可走的活路。在大黨內當助理,升遷只有兩個選擇:要不因循著文職的路徑升上去,要不就去參選。阿山會說,文職難做一世,不甘於「嚟嚟去去都係咁」;至於參選,除卻分分鐘all or nothing外,要入閘,更先要看支部主席是否願意推薦,俾人「上位」。

於是阿山輾轉下轉職到了某社區組織的地區議辦工作。阿山見工時,他已與老細講明人工不能少過13,000元,因為只有這個數額「加加埋埋我每個月先有500蚊自己使」。數怎樣計?家用已佔一半,另外還得向政府還grant loan、車資、卡數、兒子上幼稚園的學費與飯錢、隔2至3個月買一次模型、太太「春秋二祭」拍拖使費……光是應付這些基本開支,已差不多花光一整份薪水。

就算一轉工已驟減4,000元收入,阿山仍形容組織「offer不俗」,因為對他來說,他轉工過來是為理念做事,「唔係為錢入去」──在訪問期間亦多次提及現在工作是「志業」而非工作,對放假、醫療等等福利都不太重視。

實踐志業需要付上代價。轉工後為了要幫補家計,阿山放工後還得秘撈勤補習與編寫教材。最高峰時,一星期有五個學生,一至五補三個,週末補兩個。即使不補習,亦要寫文交稿。幸而現時的組織工作時間有彈性,例如可以提早一點放工去補習,同事之間亦可以講聲,互相補位。

但這些生活的小確幸,也改變不了生活幾乎全數奉獻給了工作的拮据,「一星期見個仔都唔夠20個鐘。」阿山感嘆。現在組織返星期一至六的輪班制,也只有星期日能真正放假。

不過在地區工作之外,阿山對現在的位置卻還不滿意,太多制肘。目前他將眼光放在議員位置上,他認為,畢竟日後的路只有參選才能自己話事,做得更多。「好似HA(Hidden Agenda,香港著名獨立音樂表演場地,多次因工廈政策拖累面臨逼遷)要執笠咁,其實應該要幫拖,但老細唔肯搞,就無咗件事。」對阿山來說,工廈使用者也是弱勢,他希望能為之發聲。可惜不在其位,謀不到其政。

光譜所限轉工困難 建制大黨工作有得著

暫時為止,阿山尚未想到轉工。他形容議員助理的工作「周身刀無張利」,即使轉工也行頭狹窄,很多人只會轉到NGO或做傳媒。若要在行內跳糟,則以光譜為界,除非是泛民轉到泛民,或者建制轉到建制,否則就要面對僱主是否信任的尷尬問題,同時自身須要承受的的心理壓力也不小。阿山從建制大黨轉到為基層服務的社區組織,就有此情況出現:「我自己就係,有時俾同事問起以往經驗,或者同事講一兩句開玩笑嘅說話,就會感到焦慮同不安。」

況且這份工作能給予阿山的滿足感根本無可取代。在這個位置上,他看到人在制度間的無力,同時有能力去幫助他們去面對制度的困難。現下的社會流行大議題、大制度,小市民、小生活卻鮮有人去真實地觸摸。「有時我會覺得鬱悶……我地可以集結50萬人,嘗試改變呢個城市嘅命運,但係更多時候無法又無意去聽一個尋常家庭嘅呼救。」阿山說,他慶幸轉工到現在所屬的團體,因為他們不會為了議席只談制度不講個體,他認為組織正是相反地從個體出發為社區充權。

雖然做到的工作仍然有限,但待在現在的組織,至少不會感到難受,阿山甚至會說感到「自在」:「以前喺大黨被人撕單張都唔會有感覺,但而家遇到街坊掉單張就會好嬲。因為我地真係做緊啱嘅事嘛。」相較之下,他在建制大黨工作時,只有感到「分裂」,遇上不少事情讓他感到無奈,「新東補選嗰陣,我自己想投A,但拉票就要拉B。」不過,他也提及,其實也有一定數量在建制派工作的人,同樣都身在曹營心在漢:「例如雨傘時期,有同事鈴聲係『今天我……』架。」。

討厭歸討厭,阿山在任大黨時仍是有些領會帶走。首先,在地區辦事處其實體會到街坊的人情味,他就試過自己買兩箱杯麵在辦事處做午飯,街坊看見會給他加菜。其次,大黨對選舉的專業與如何執靚招牌,阿山認為很值得泛民借鏡。「(掛banner)索帶點索都會執得好正,要緊,banner要掛得直,索帶又要留意唔可以拮親人。」他認為,這樣可以吸納到更多街坊的信任。最後,在大黨工作時,阿山體驗到打關係的必要。對街坊還是對政府部門也好,都是識人好過識字。「例如對政府部門,你想做嘅嘢有灰色地帶,你打好關係,佢地就會話『無寫到唔得架,你咪做囉』。」

更重要的,是學到如何實在地體會區內居民的需要。人人聽而厭之的蛇齋餅粽,對阿山而言,其實同是一個建立社區關懷的手法。他認為,對很多年長街坊而言,蛇齋餅粽都只是代替家人關心的寄託,他反問:「你估佢地真係恨你啲月餅咩?」這也是地區組織必須學習的問題,「蛇齋餅粽只係視乎你點樣用……其實只要做呢啲嘢嘅同時,唔違背市民,繼續政策倡議就OK。」阿山認為,這些關乎地區的小事,即使非為了選票,都要繼續去做。只有如此付出,一點點的累積關係,才能建立社區網絡,推動公民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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