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卷進工潮的人——黃惠民（阿Man）

工潮期間身份：紮鐵工人、工人代表
十年後身份：半退休紮鐵工人、紮鐵業團結工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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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人稱「阿Man」的紮鐵業團結工會總幹事黃惠民，於1970年代末期成為紮鐵學徒，入行至今接近40年。10年前，他積極參與紮鐵工潮，成為其中一位工人領袖，負責面對傳媒，也時常鼓勵士氣和調解紛爭。工潮結束後，阿Man與其他紮鐵工友在職工盟的協助下成立了「紮鐵業團結工會」，並成為工會第一屆副理事長。時值紮鐵工潮十週年，我們訪問了阿Man，希望了解工潮前的紮鐵業，也希望了解他加入工會10年來的經歷。

阿Man出生於五十年代，13歲便輟學投身社會，在鐘錶店做學徒。數年後一夠秤便轉到錶殼廠，希望學得一門手藝，但卻被老闆調到包裝部。阿Man因此投身紡織業，並以五、六年時間學全紗廠內每個工序的技術，更晉升為指導工。後來阿Man因為暗中組織廠內工友罷工，廠東「順藤摸瓜」得知他是主事者，最後將他解僱。

1978年，阿Man在親戚介紹下入行當紮鐵學徒，日薪有50元，如果夠工開，月薪比做紗廠（600元）還要高。事實上，七十至九十年代可謂香港建造業的黃金時期。以公共事業為例，七、八十年代有新市鎮和地鐵等大型工程，八、九十年代更有被稱為「玫瑰園計劃」的所謂「十大核心工程」，包括赤蠟角新機場、機鐵、西隧等。那時建造業失業率低，基本上「人人有工開」，薪金也不斷提升。以紮鐵業來說，根據阿Man提供的資料，1997年紮鐵一工達1,200元。

九七後行情慘淡　減薪欠薪浪接浪

然而在1997年後新機場完工後，香港隨後十年的基建發展無以為繼，工程少之又少，每年完工的地盤總值亦連年下跌。根據統計處的數字，1997至2007年間主要承建商完成的公營地盤工程總值，由400多億元一直跌至100多億元[註1]。建造業工友亦同時遭殃，沙士期間，紮鐵工日薪暴跌至600元，只有1997年高峰期的一半。那時候，阿Man因為紮鐵行情慘淡而轉至做過金屬棚架、地盤雜工等其他地盤工種，之後轉行做保安。他還另外找了份殯儀業的外快，定期帶客到深圳推銷福地。「紮鐵係我嘅專業，但嗰時做得咁辛苦先搵得嗰萬零蚊。保安月薪6,800蚊，加埋外快，每個月都有一萬鬆啲，同紮鐵差唔多。咁我咁辛苦為乜？」阿Man說，那時真的有想過轉行不再做紮鐵。不過後來因為經營福地的老闆賣盤，建造業於2004年又稍有起色，他便回到紮鐵行業。

除了薪金急劇下跌，97後紮鐵業的另一個新趨勢便是欠薪。阿Man憶述，由他入行至1997年期間從未聽過有判頭欠薪：「以前嘅建築商有一樣好，如果你喺呢個地盤蝕咗錢，下一單嘢佢哋感覺有肉食（有錢賺）嘅話會俾讓俾你做先。」這種「有錢齊齊搵」的行業慣例，於九七後開始崩潰。如上所述，1997年後工程量急降，分判商人人自危之際當然各不相讓。規模較小的更相繼倒閉，留下來的也只會在收到大判的支票後才會出糧，欠薪個案因此大幅增加。

地盤危機處處　工傷工亡比率高

阿Man亦提到紮鐵行業的工傷問題。眾所周知，建造業屬高危行業，工傷及工亡比率均為全港最高。阿Man指，建造業有一個特殊現象，就是地盤申報的工亡個案通常比工傷個案多。他解釋，很多政府工程招標時都會考慮承辦商的工傷紀錄，因此很多建築公司遇到較輕微的工傷時，多會叫判頭與工友私下解決，免得申報。「但有時工傷會有隱藏嘅嘢，例如後遺症，唔會即時知道。」阿Man記得這樣一個例子：「曾經有工友喺地盤俾條鐵扑到頭，但係繼續做，亦冇報工傷。返到屋企之後沖涼食飯瞓覺，去到第二朝已經起唔到身（去世）。」

談到工傷經驗，入行近40年的阿Man雙手食指原來都曾傷至數處骨裂：「一次係俾機器夾傷，另一次係自己戇居，見扎鐵綫（用來固定鋼筯）黐埋晒用唔到，諗住用力扑散佢，點知連埋自己隻手指扑落個鐵架，成隻指甲當場甩咗。後來照X光先知有骨裂。」除此之外，他也有數次幾乎釀成嚴重工傷甚至工亡的恐怖經驗。有一次在六、七十層高的樓面工作期間，不料負責吊運的工友操作失誤，貨物向阿Man直撞過去，他走避不及被撞得直飛出去，只差兩呎便跌落樓。「嗰日要即刻收工，」阿Man笑道：「真係驚架大佬！」

建造業工傷如此嚴重，除了因為地盤危機四伏、安全措施不足以外，亦與工時和工作量有關。阿Man曾在記者招待會說過，1997年後紮鐵工人除了被減薪，工時亦由原來的8小時增至8.5小時，甚至更長。紮鐵業的勞動強度如此之高，8小時工作已是人體極限。若繼續延長工時，發生嚴重事故的風險勢必大增。難怪在2007年紮鐵工潮時，工友寧願在加薪幅度上讓步，也堅持回復8小時工作制。

[1] 見統計處〈建造工程完成量按季統計調查報告〉

被卷進工潮的人——劉庚豪（河馬）

工潮期間身份：紮鐵散工
十年後身份：紮鐵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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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起樓者不得其居呀。」暱稱「河馬」的紮鐵老師傅劉庚豪，開口像個老派教書先生，手上一桿毛筆贏過書法獎項也讓他到過美術館參展，但他的的確確是個地盤佬。十年前的紮鐵工潮，他參與其中，其後也目睹工會成立，可是這場勝利卻讓他感慨世事無法盡如人意。建築商向傳媒吹噓紮鐵人工高前途好，上了年紀的河馬卻不多機會開工。「呢一行，仲有好多黑暗面！」

「人地喺出面罷工！你仲瞓覺？」

1976年河馬來港定居，二十多歲開始做地盤雜工，當時日薪55元，不久發現做紮鐵日薪75元，心動之下到荔枝角的地鐵地盤問工，一擊即中。「六個半銀錢買一把鉤仔（紮鐵手鉤），就去開工。」一個接一個地盤做下去，他在香港多項著名建築工程都留下足跡：「沙田第一城第一期就係我喺度做，嗰時個判頭，都死咗喇。」

在紮鐵這一行一做多年，經歷過風光的日子，九七後樓市一沉再沉，紮鐵佬的待遇隨之惡化。但到2007年樓價再次狂飆，工人得到的卻只有更差，1997年1,200元的日薪公價不復再，河馬直言「起樓者不得其居」。「嗰年我喺西鐵站做長散工，670蚊一日。」嫌薪水少？他之後卻連這種工作也找不到。正當賦閑在家，突然收到工友的電話：「原本我喺屋企瞓覺，佢打嚟話『河馬，人地喺出面罷工呀！你仲瞓覺？』工友一聲罷工，我仲唔趁熱鬧？」

一通電話燃點了積壓多時的怨忿。傳統上，打散工的紮鐵工人清晨會到某幾間指定的酒樓碰運氣，看看有沒有蛇頭招攬自己，有的話，直去地盤早上8點正開工。要是沒有蛇頭招手？河馬笑笑：「家有妻小，家徒四壁，坐到六點九，見無蛇頭搵你開工，工友就去買餸返屋企。」市道不景，在酒樓失望而回的工人愈來愈多，沙士前後更有人為求開工不惜主動免費延長工時。「工人六點幾七點就走去地盤等開工，怕冇工開。好似青衣藍澄灣呢個長實盤就係咁。」

爭到打崩頭不見得一定爭到飯碗，不少工友惟有轉行。河馬在罷工前做過保安員，也做過的士司機，但駕駛畢竟不是自己專精的技藝。「試過俾人撞，就怯。」河馬之後還是回去紮鐵：「桐油酲都係裝桐油！」

投身罷工後，說話頭頭是道的河馬常負責巡迴大專院校，向學生講解工潮之餘，也向公眾籌款。罷工結束後，職工盟代表李卓人有邀請擅長書法的他寫揮春，但緊接工潮之後的紮鐵市道仍未恢復，河馬為了餬口轉行當機械雜工，「一個月人工萬幾蚊，都幾好。」

被卷進工潮的人——黃彩鳳（彩鳳）

工潮期間身份：社運人士
十年後身份：家務勞動者、兼職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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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罷工現場有工人，必需；有工會幹事，正常；有記者有警察，意料之中。要是除卻上述人等以外尚有旁人幾乎天天踏足現場熱情投入，似乎不太容易想像。但「自治八樓」（學聯社會運動資源中心）成員黃彩鳳早在紮鐵工潮已經辦到這一點，與工人打成一片，看顧被忽略的人，原本較不受注目的工人文藝創作以至少數族裔工人，都被她帶入眾人視線範圍內。事隔十年，不少曾參與工潮的工友依然記得彩鳳，聊起近況，甚至打趣說「真係估唔到佢會結婚生仔」。

你是人，我是人，展開對話不必計較那麼多身份。彩鳳以行動示範了罷工聲援者除了捐錢和呃like之外更多直接扣連工友的可能。「我定位係打雜，去到，就睇下有咩邊緣嘅位。」越是邊緣，越需要接觸和理解。

突破傳媒壟斷 以攝錄機還原工人聲音

說邊緣，「紮鐵佬罷工」這件事本身就有夠邊緣。

彩鳳當年走到土瓜灣靠背壟道罷工現場，就聽見工人抱怨，「咁大件事，新聞都唔報我地！」就算報導了也不見得是好事，傳媒在罷工初期普遍對工人不友善，尤其在他們佔領中環馬路抗議之後，說話就更難聽，不論泛民陣營抑或建制陣營的報章，有的大字標題指他們「玩癱中環」，有的刻意引述市民斥責他們「暴動」、「唔值得支持」。工潮初起之際能獲得幾多關注與同情，可想而知。

時維2007年，距離之後以「社民連現象」在立法會選舉前夕開啓的Facebook政治動員先例還有整整一年，香港人仍未習慣在網上接收資訊掌握社會動態，大小網媒亦還沒有遍地開花，主流傳媒壟斷資訊是必然的事。又是同一個2007年，保衛皇后碼頭運動在天星碼頭被拆卸後展開，成為社會運動裡曝光率最高的焦點，但接下來8月1日政府辣手清場以及一連串拘捕，又教眾多社運仔女身心俱疲。

緊接在他們精疲力歇的時刻，紮鐵工潮在8月8日爆發。彩鳳坦言先前還在跟進外籍家務工因碼頭被拆喪失可供聚會的公共空間一事，工潮最初發生的兩天都沒有留意，到察覺出事，以影像介入各項行動的團體「影行者」組織拍攝隊準備聲援，她馬上加入，到現場拍下罷工實況，揭示主流傳媒沒有告訴你的事。就這樣，罷工現場裡總不缺她穿著破舊白背心來回穿梭的身影。「工人自己發放消息出去好重要。」彩鳳覺得這個安排也讓她在工潮裡有了角色，方便與工友交流：「可能見我拎住部機，比較易同佢地打開話題。」

在現場拍下來的片，每天交回後勤戰友手上剪輯，放上Youtube發佈。縱使未必有渠道廣泛散播給七百萬人，卻讓有意聲援的人士對每日工潮動向心裡有了個譜，要跟進要凝聚也有個把握。觀眾當然也少不了工人自己，要有回應影片的機會，被訪者才不致淪為被媒體單向呈現、百辭莫辯的「物件」，這是自治八樓對媒體的理念。「原本有諗過做現場放映，但做唔到，我地出唔到人手。」對此，彩鳳有著小小的遺憾。

工潮期間的影像最終被剪輯成紀錄片《紮草根．鐵生花》，同年10至11月在第五屆社會運動電影節播放，她自然不忘邀請工友去看放映。

另一種眼光看罷工——劉庚豪（河馬）

工潮期間身份：紮鐵散工
十年後身份：紮鐵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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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散工、散工同工不同酬 判頭吞食差價自肥

【惟工新聞】轉行了一段日子，但河馬還是不習慣工作環境，回去紮鐵。紮鐵業團結工會在工潮後成立了，會務漸上軌道，引以為傲的集體談判機制亦帶來了可觀的工資增長。不過，河馬認為一片光鮮背後不無陰影。

關鍵在於「長散工」和「散工」的分別。長散工其實半點不「散」，他們通常是判頭直接聘用的固定工人，按月出糧，收入較穩定；散工則不隸屬於固定僱主，原則上甚至可以每天到不同地盤為不同僱主打工，薪水也每日付清，由於無法保證下一天還有工開，加上依法享有的勞工保障較少，作為補償就得到比長散工較高的日薪。目前工會與商會透過談判釐訂的工資水平是以散工薪酬為標準，長散工的工資雖說通常會連帶推高，畢竟卻並非直接受惠。以今年加薪至2,370一日的水平為例，長散工薪水仍然比這個水平低一截。2007年罷工期間，雖不乏建議長散工與散工同工同酬的呼聲，但最後因為太難實踐而未獲接納為當年談判桌上的訴求。罷工結束十年，距離這個目標依舊長路漫漫。

漏洞就在這裡出現。河馬指有判頭承接政府工程時招聘長散工「疊人頭」，代替正價散工，但事前投標時則以散工的薪酬水平叫價，於是判頭就獨吞箇中差價袋袋平安，每多請一個工人就多賺一份錢。在這種「食價」伎倆之下，長散工在實際招聘上更有優勢，像河馬這些老散工就可能較不容易找到工作。

根據建造業議會數字，2007年全港有效註冊的「鋼筋屈紮工」有2,407位，直至2016年末則增至7,922位。人手以倍數增長，自然與年輕新血入行有關，河馬覺得青年加入是好事，但對他們在行業的發展前景卻相當悲觀。他觀察到不少新入行的青年做當了長散工，薪水不高。但改為當散工，收入不穩定，長遠也不是出路。「紮鐵呢啲就業不穩定嘅行業，兩日打魚，三日曬網。香港係成個工業結構有問題，後生仔入唔到大學，就去建造業議會，做埋呢啲工。」十年來，紮鐵工人的工會是站穩了，也爭取到一些成果，但另一邊廂的社會卻變得比十年前更扭曲，育有一雙子女的河馬憂心青年的生計，工資不夠安身立命：「豪宅係咁起俾啲豪客，以億計掃貨。何文田嗰個天鑄，賣到四萬蚊一呎。」

諷刺的是，興建天鑄的地皮，是靠剷平公屋（前身為山谷道邨）而得來的。

另一種眼光看罷工——黃彩鳳（彩鳳）

工潮期間身份：社運人士
十年後身份：家務勞動者、兼職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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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上拾起工人文藝：「我讀到小三之嘛」

【惟工新聞】光是抽離地記錄，未必需要與工友建立關係，彩鳳做的是連結更多的人，讓大家都能夠投入工潮之中。「我最鐘意吸現場唔出聲的人。」她眯眼一笑：「因為霸權週圍都係，任何一個運動都會出現主流同邊緣。」

「霸權」云云，指的不一定是「大台」。彩鳳對工會幹事的協調評價不壞，像現場喊的口號，雖則很多都不是紮鐵佬自己想出來的，但工友不同意的話會出聲，「大台」也從善如流。更多時候，「霸權」可能植根於每個人心裡，然後自覺或不自覺地把某些人推到邊緣位置。

「我第一日落到去現場，就留意到四眼明寫嘅詩。不過工友未必喜歡，我喺地下執到嘅。」四眼明也是參與罷工的工人之一，喜歡寫打油詩，也喜歡唱歌，幾乎每天都有新作印在A4紙上，抒情兼為工潮打氣。談判沒有著落，又面對傳媒抹黑，彩鳳明白工潮初期工友的神經有多繃緊，結果排拒這些創作活動：「有工友覺得『要正正經經咁樣，唔好俾人覺得我地喺度玩』，驚形象唔好，又唔知罷工要罷幾耐，憂慮會唔會影響整體氣氛。」

但她不認為要扼殺工人創作的可能性。那不是因為「工人神聖」所以就要政治正確地把他們的作品捧成完美無瑕，那種立場先行的讚美骨子裡說不定正是對工人的另一種貶損，重點在於藝術不應商品化，也不是中產階級的特權，應該還諸人民。於是彩鳳向四眼明搭訕：「咦幾好喎，不如讀出嚟聽下？」一唸詩，吸引到旁邊工友注意，漸漸也為人受落起來。「後來仲會上台去唱歌，大家覺得『我地工人都係叻嘅！』」

後來越來越多工友文人在工潮裡嶄露頭角，像紮鐵詩人冼祥，通曉《資本論》的河馬，攝影了得的阿章，證明不經學校制度升學生產線倒模出來的人，一樣有能力舞文弄墨。不過「無文化」始終是社會對地盤佬深深的烙印，還是難以完全抹去自卑。只是當這些創作日漸為人所知，就算不必彩鳳插口，工友之間也會互相鼓勵。她記得這樣的一幕：「有工友話『唏，我讀得書少，我唔識』，冼祥就同佢講：『我讀到小三之嘛。』」

這些詩歌，就被彩鳳和自治八樓的朋友緊急輯錄起來，連同相集與評論編成《鋼草根‧扎鐵花》一書，原本希望用以為罷工基金籌款，可惜製作還是趕不及工潮發展的速度，到印好的時候剛好就是罷工結束談判達成的那一天，變成當場向工友派發作為工潮勝利的紀念品。但努力並沒有白費，縱使出版規模甚小，該書成為香港少數描述紮鐵工潮的紙本書之一，事隔幾年仍有圖書館打電話來請求索書納入收藏，「理大又打嚟中大又打嚟，唔知佢地點解知有呢本書個噃。」

打破種族隔閡：我好似個大聲公

種族歧視無處不在，紮鐵業內也不例外。歧視與其說來自工人不如更多是來自僱主，彩鳳聽見本地華裔工友語帶同情地談起尼泊爾裔同行的慘況，日薪比他們還要低一大截，可能只得500元。在罷工現場一看，確有一群尼泊爾裔紮鐵工參與罷工，卻通常在集會區域的邊陲聚集。「見到尼泊爾工友企埋一二便，就同佢地做個訪問。」

據彩鳳接觸，尼泊爾工人當中有能說流利廣東話的（但這並不會讓他們跟本地華裔工人同工同酬），有能說英語卻不諳廣東話的，也有廣東話和英文都不懂的。出於語言隔閡，無論是「大台」的廣東話宣佈抑或是其他工人的廣東話口號，他們大多聽不懂，自然難以投入，還能天天留在現場足見堅毅。

「我幫佢地錄歌，幫手做翻譯。」彩鳳一邊與尼泊爾工友溝通，一邊向負責協調的職工盟幹事轉達，最後「大台」的許多重要宣佈都有了英文翻譯。她體諒當時工會幹事人手不足，為了跟進該判安排、摸清蛇頭關係以及制訂每天媒體對策已經忙得不可開交，聲援者看到工潮裡未完善之處要主動「補位」：「我就好似個大聲公咁，令到工友發到聲。」

不是每一位聲援者去到現場都有這種自覺。到工潮中段開始，到場聲援的團體漸漸增加，工人也習慣了有這些「外人」出現，非常高興。但彩鳳承認各路有心人不易融入工人當中：「好多時去完坐埋一邊，溝通唔係咁多。」聲援者聚在一邊，工人聚在一邊，兩邊遙遙相隔的畫面，頗具象徵性。

麻甩與階級：屌佢老闆！

於是聲援者也是彩鳳連結的對象。「社運個光譜其實好闊，例如嗰時我會想line up其他文化人。見到有個人影罷工相，我三唔識七就衝埋去。」然後那位市民就把作品送出來，成為《鋼草根‧扎鐵花》書中一部份。

藝術家嚴穎嘉（Monique Yim）也是彩鳳聯絡的對象。Monique不時到場以行為藝術支持工人，到工潮後期罷工現場由土瓜灣半山壹號地盤搬到荃灣如心廣場地盤，她依然不離不棄，在罷工最後一天還以卅六塊沙磚排列為「成功」二字，喻意紮鐵佬罷工撐了36天取得成功，教人印象深刻。當天警方企圖阻止Monique把沙磚運到現場，引起工人公憤，群起保護。

工潮結束，彩鳳忙於其他社會運動的參與，籌備社運電影節之後，自結八樓籌組「直人撐基層同志」，參與2008年香港第一屆Pride Parade（同志遊行），一連串事務讓她無法貼身跟進各種後續發展，引為憾事。「我覺得工會嘅成立好重要。」罷工結束後順勢成立的紮鐵業團結工會，她覺得是給後來者很好的經驗：「理想化咁講，當時應該係去新成立嘅工會開會，記錄佢嘅成立歷程，留低工友嘅經驗。」

作為生理女性，在盡是男人的紮鐵工人堆裡流連，或許也是某種意義上的邊緣，但彩鳳不太在意。扎鐵商會主席曾燈發被批評刻薄工人，工潮期間是眾矢之的，「曾燈發！揸爆佢（春袋）！」的口號響徹雲霄。「我都係基層出身，我老爺都係地盤工友，我自己講嘢又粗魯啲。」她喊口號也喊得很盡興，而且看出粗口本身的邊緣性：「千祈唔好俾佢地一般嘅粗魯誤導，咁係缺乏階級分析。好多人覺得我係女性主義者，但我唔認為可以咁簡單話紮鐵佬好masculine然後去否定。」

遇到混帳之事，例如建築商運送工賊進入地盤開工以破壞罷工成效，不少工人都把對方冚家上下女性親屬問候了個透。「啲人將粗口等同地盤佬，呢個係一個階級問題。點解屌人唔得啫？我地要將工人嘅語言提升返上嚟。」彩鳳沒有粗口過敏症，如常輕鬆應對：「我同佢地講，屌人老母唔好屌得咁盡吖，屌人老闆啦。屌佢老闆，實啱。」

熱鬧過後的這一個十年——黃惠民（阿Man）

工潮期間身份：紮鐵工人、工人代表
十年後身份：半退休紮鐵工人、紮鐵業團結工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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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今年是紮鐵業團結工會成立十週年。這十年來，工會的成績有目共睹。薪酬方面，在工會的推動下，工友成功透過集體談判機制向商會爭取加薪，使紥鐵大工的日薪由2007年的860元逐步提升至2012年的1,360元。根據早前談判中雙方達成的協議，今年5月1日起日薪更調高至2,370元。「喺每次談判之前，通常喺農曆新年開始，工會理事同兼職助理會用實體問卷、Whatsapp群組同埋電話訪問同會員溝通。之後喺3月中至尾就會同商會談判。」阿Man說道。工會近幾年也商會提出「可加可減」機制，主要是以來年工程量、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等變項構成的公式作為薪金調整幅度的參考，並已獲商會接納：「工會主動提出工資『可減』好似好奇怪。但其實我哋係唔想再出現1997至2003年『冰河期』無止境減人工嘅情況，可以有個機制決定減幾多。」

除了加薪，工會還成功為工友爭取酷熱天氣的額外休息時間。紮鐵工友在戶外工作，炎夏時長期暴曬，極易中暑。因此，工會自2008年起展開相關工作，例如與商會談判及做研究，希望爭取早上休息時間。最終在2013年與工會達成協議，於每年6月至9月增設早上小休時段，工友可在每日早上10時正至10時15分休息，並於2014年將休息時段增至15分鐘。根據研究顯示，早上9時至11時為建造業發生最多中暑個案的時段，而在上午休息15分鐘能夠讓工友的體力回復近8成。[註1][註2]

維繫招募甚艱難：「得一個人發力係乜都做唔到！」

與其他地盤工種以至其他行業相比，紮鐵工友在薪酬和其他待遇上可謂「獨領風騷」。除了工會理事的努力，阿Man認為紮鐵佬特別團結也是重要原因：「因為行業需要，紮鐵佬好少單打獨鬥，通常都係一team人一齊做嘢。除此之外，紮鐵佬大部分都係同一個老闆，所以大家關係會好啲。」

雖然團結，但要將這種團結帶入工會，並昇華成為具體的談判力量，往往困難重重。阿Man說，維繫舊會員和招募新會員都耗費他們大量心力。工會近年的會員人數維持在800人左右，佔註冊紮鐵工人總數約10%，但原來工會會員人數曾跌至180人。阿Man分析了箇中原因：「其實工會越做得到嘢，工友就越易有『搭便車』心態。」他也指出除會員大會和會慶，很少有工友主動到會室交會費續會。因此，以往他每天上班都抓緊機會遊說工友加入工會和續會：「我開工背囊裏面一定有兩樣嘢，一個入會表，一個收據。」在低潮時，他甚至以辭職來嘗試鞭策其他理事，要他們更著緊會務：「我同佢哋講，出年工會冇250個會員，我會辭職。當然，出呢招都有兩個限制。第一，要啲理事感覺到冇咗你唔得，第二，呢招只可以用一次。」阿Man笑道：「最後又真係啱啱好夠數，多一個都冇。咁證明佢哋發力嘅話其實係做到，而如果得一個人發力，係乜都做唔到。」

工會會員年輕化　冀覓得接班人

近年政府及建造業議會持續推出培訓課程，並於媒體大肆宣傳，吸引不少年輕人入行。根據相關報導，建造業平均年齡由2014年的50多歲降至現時的46歲[註3][註4]。阿Man指現時工會40歲以下的會員佔四成，與紮鐵行業的比例相同。這個年輕化的趨勢，主要是由於職工盟近年開辦先導計劃（全名為「進階工藝培訓計劃—先導計劃（技術提升課程）」），阿Man擔任紮鐵課程的導師，因而多了很多與年輕工友相處的機會：「有90個鐘嘅時間同啲學生一齊，可以加深佢哋對工會、對工會理事嘅認知。」

這些新會員（及學員）對工會活動和事務亦較為積極。「佢哋會鼓勵身邊嘅人加入工會。例如開會員大會嘅時候，佢哋會叫埋身邊嘅工友一齊去食飯。」以前阿Man在會員大會前會大肆宣傳，又會主動致電邀請工友，但2014年他因為參與佔中而擱下會務，本以為參與會大的人數會減少，不料有頗多會員來電著他幫忙「留飛」。近一兩年，阿Man已經很少在會大前「吹大雞」，但參與人數也能維持。

今年已62歲的阿Man，目前仍是工會的活躍份子，同時亦積極邀請會員加入理事會。成為先導計劃導師後，他也開始著力栽培有潛力的年輕人成為工會理事。雖然年輕人心態上較為積極，但阿Man也慨歎很難找到願意在工會長期服務的人：「我哋而家有個理事係大學生，工會意識頗強，我有心栽培佢，同佢接觸亦比較多。但後尾佢話佢其實想去法國做僱傭兵，順便攞埋居留權。嗰吓其實真係令我幾down。」不過，因為會章列明脫產不做紮鐵超過半年的工友其會員及理事資格會被註銷，阿Man並沒有退路：「呢樣嘢係我自己諗嘅。難聽啲講句，我一開始就想破釜沉舟，逼自己搵接班人。」幸好他近來又找到一位學員，「捉」了他當助理導師和參加職工盟青年組，更計劃邀請他成為來屆工會理事。

與其他行業比較，紮鐵工會第一個十年的工作成果無疑是令人驚艷的。如果要繼續鞏固、延續以至擴大罷工成果，不但需要更多像阿Man般有魄力的組織者，更需要有如阿Man一樣積極參與工運以至社會運動的工友。

[1] 見星島日報〈理大研工人作息　15分鐘最有效〉

[2] 見許悅、陳炳泉，〈香港建造業工作者中暑情況調查研究〉，2011年

[3] 見晴報〈建造業缺逾萬人　老化問題嚴重　工人年齡平均50歲　推升勞工成本〉

[4] 見政府新聞公報〈立法會一題：建造業人力資源〉

熱鬧過後的這一個十年——劉庚豪（河馬）

工潮期間身份：紮鐵散工
十年後身份：紮鐵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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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得青山在

【惟工新聞】1951年出生的河馬，已經超出普通打工仔的退休年紀。行年66歲還要頻頻撲撲奔走各個地盤搵工開，老驥未必志在千里，但肯定為求開飯。他笑言年輕時毫無危機感，疏於儲蓄，現在也沒辦法。

但這一口紮鐵飯卻不易吃。

「過咗65歲，去地盤上安全堂，佢要我俾醫生證明，證明我健康先至俾我開工。」見工面對多一道關卡，於是河馬要光顧私家醫生拿健康證明。實際上河馬的身體並不太健康，紮鐵始終是日曬雨淋下的重體力勞動，患糖尿病的他也試過差點遇險。「一食糖尿藥，喺地盤太陽一出，一流汗就暈，兩邊太陽穴抽住痛。嗰陣朝早十點幾，我對眼乜都睇唔到，我以為我死咗。」儘管沒多久發現是血糖過低，補充糖份後身體就恢復過來，但還是嚇了一跳。

「我40歲前唔係咁嘅。」河馬不善蹲下紮鐵，像紮樓面這些要蹲下的工序並非其專長，他引以為豪的是一種叫「棟柱」的高難度技藝。但凡興建屋柱，都要豎起鋼筋以連接底座，被豎起的鋼筋常為直徑40毫米，長達7米，重量驚人。工人要在平放在地上的鋼筋底下塞木條，再以槓桿原理將之扶起豎直，然後把它對正底座的鋼筋，交由熟手師傅將兩者以鐵線打結綁緊固定，這個工序就叫「棟柱」，精於此道的師傅就被譽為「柱王」。由於打結綁穩鋼筋時工人未必有牢固的平面以供站立，河馬說「著白飯魚企喺條鐵支個尖位度做都試過」，「柱王」不僅要有力氣和技術，還得有良好平衡感。這些巧匠，九十年代在地盤很吃香，河馬也是其中一人，完成「棟柱」後中午12點鐘就可以收工，不消說當然即場收足全日人工，行內俗稱「食咖喱」。

如今地盤講究安全，不靠人手而靠吊機豎起鋼筋，打結接駁底座和直豎的鋼筋之際也規定要提供預先搭好的工作平台讓師傅站穩，「柱王」崗位式微，技藝無用武之地，河馬的工作機會隨之減少。「環境唔同，依家除非係一啲好細嘅地盤，唔係就好少見。」

香港缺乏退休保障，紮鐵散工遇到欠供強積金的情況更如家常便飯，如何避免晚年生活陷入手停口停成為一大難關。參與2007年工罷的工人裡面，其時不少已人過中年，十年過去，河馬的境遇也許是一些老師傅的寫照。

這不代表河馬只通一藝。「1982年，港大搞咗個書法比賽，工友叫我去參加啦。結果有一晚收到電話叫我去攞獎，得咗亞軍。」懂書法不夠稀奇？刻印章，雕木頭製成毛筆盒，他統統親自動手。大型毛筆售價可達數千元，河馬去旺角買了一束禾稈草，用水浸軟，再將末端盅至軟身以便吸墨，拿一根魚絲束在筆桿上，就是他實惠相宜的特製大毛筆。以之手書的一幅七呎長「上善若水」大字，還被送到內地的美術館展覽，絕不失禮。

「啲師奶同我講，唔好嘥咗佢，教人啦！」河馬說，他的書法賺不到錢，也沒有門路開班授徒。找不到工開的日子，除了到海灘游泳活動筋骨，還有寫字抒懷。打開手機裡得意之作的照片，閃過一幅「留得青山在，哪怕無柴燒」。在人生的下半場，能否在地盤之外找得到新的伯樂？且拭目以待。

熱鬧過後的這一個十年——陳火娣（娣姐）

工潮期間身份：家庭主婦
十年後身份：紮鐵長散工、香港首位女紮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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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2007年前的紮鐵工潮，罷工行列裡不時傳出「紮鐵佬係好漢」的口號，在那個時空，「紮鐵工人 = 紮鐵佬」的全男班定律依然成立。若說工潮十年後有甚麼改變，不得不提就是娣姐（陳火娣）率先打破這條定律，成為香港首個女性紮鐵工人。看著十指點綴著水晶甲的模樣，旁人或許只當她是個愛美的師奶，未必想到她同時也是手持大工牌、身負四年實戰經驗的師傅，從長沙灣地盤收工後風塵僕僕趕來接受訪問。全男班定律是打破了，娣姐指女性入行不再苦無門路，但近年長期留在行內的還是不多：「所謂生存，就係捱落去。」

畢竟，紮鐵本來就是艱難的工作。

決志入行：「試過，都不枉此生」

捱，可能是娣姐自小習慣的體驗。在得到「女紮鐵師傅」這個身份之前，她首先就是個工傷者家屬。父親本來是個紮鐵小判頭，大約三十年前在一次地盤意外受傷，無法繼續工作，更導致局部失憶。那時候娣姐才十多歲，不太曉得當時詳情，只知母親為了照顧父親要丟下一直打理的麵檔，交給她去做，小小年紀就得輟學工作擔起頭家。「好在街坊見我年紀細，都肯幫襯。」

父親在療養之中念念不忘失去的事業，娣姐還記得他憂心的樣子：「佢成日話『公司無人理呀，俾人食埋喇』。」自幼心願是做工程師的她，儘管因為輟學而中斷夢想，但對地盤這類要動手的土木工程並不抗拒。事隔多年之後，娣姐結了婚，有了四個孩子，就想一圓自己和父親的心願，考慮入行做紮鐵。當時大兒子升中一，最小的兒子才剛出生不久，丈夫對此很有保留。「其實佢都好反對，覺得一個女人做唔到紮鐵。我就講，你俾機會我試，我當做十年八年。試過，都不枉此生。」

說到這個地步，丈夫也讓步了，留在家裡照顏四個孩子。「佢俾同事改花名叫做奶爸。」娣姐笑說。另一邊廂，她的入行大計也按部就班展開，先到地盤當雜工熟習環境，並專挑像執石屎、剷石仔之類的粗重工作去做，慢慢鍛練體能。「入行之前驚吖嘛，咪嘗試做下，睇下係咪要踏出呢一步。」

人到中年勇闖人生新路向，地盤環境已經跟她印象中父親仍在工作的年代頗不一樣。「以前著白飯魚開工，打大赤肋，綁條橡膠帶就爬上去，無安全繩。好似搵命搏咁。」儘管建造業仍是工傷率高企的工種，娣姐卻觀察到地盤裡的安全措施確有隨著時代進步：「唔會好似老虎口咁，一去無回頭。」

心頭大石放下，娣姐做了幾年雜工之後，跑去報讀建造業議會的紮鐵課程。當時只當等閑，渾沒想到課程只得她一個女學員，一開學才發覺異樣目光：「同學仔問我：『你係咪行錯地方？』」

課訓唸完，娣姐2013年以日薪700元的學師價正式步入紮鐵行業。那一年，娣姐的父親已76歲了。

管工食價：「你女人仔識飛都無用！」

入行後經驗和技術逐漸提升，娣姐的薪水也水漲船高。不過從學堂走到地盤，適應的過程殊不容易。「以前導師提我，真係想生存唔可以靠舖牛力，要有技巧。」她說學堂和地盤還境不同，在地盤日曬兩淋最辛苦：「學堂有瓦遮頭有冷氣，一落雨我地就返入去。普通一條鐵228斤重，喺學堂三至四個人抬，出到地盤一條鐵得兩三個人抬。」

雖說如今地盤貌似安全，但要出事還是會出事。入行不久的時候，娣姐連自己中了暑也不曉得：「嗰時個人瘟瘟沌沌，暈暈地坐低，自己都唔知咩事。有師傅見到，話我中暑，叫我快啲坐埋一便。」

適應的困難，娣姐自謂以毅力和意志頂住，「依家睇返轉頭，小兒科啫。」也不乏師傅向還是新手的她展現地盤佬的風度：「可能啲師傅見我女人，喺我初入行嗰問公司，佢地嗰個都肯教我新技巧。」然則友善和性別定型的關係往往難分難解，娣姐笑言紮鐵佬分兩種，一是萌塞，一是開放。年輕一輩工人大多沒甚麼；中年的看見她做粗重工夫，偶爾會嚷著「等我嚟等我嚟，放低放低」，自告奮勇代勞；至於老一輩的瞧見她在地盤紮鐵，也試過發自真心不帶惡意地勸她離場：「佢地話，阿妹你做乜咁辛苦？返屋企煮飯啦。」

到管工叫她離場時，態度就半點也不友善了。娣姐試過到出糧時發現日薪比其他男工少了幾百元，差距甚大，懷疑管工因為她是女人而乘機中間食價私吞。管工也不否認。「佢爆晒粗話，『係呀，我食咗你呀，你咬得我入呀？你女人仔識飛都無用，我唔請你，仲有人請你咩！』」娣姐向老闆反映，老闆承諾向該名管工施壓，但最後她還是無法取回薪酬差價，事情不了了之。

娣姐承認女師傅找紮鐵工作會比較困難，「公司會諗係咪請咗個花瓶返嚟。」她在行內打滾了四年，只得一次在地盤開工時遇過有另一位女師傅出現，而且對方只做了三、四天就不再見到了。「其實依家女士好易入行，但就未必留低。」

談判不簡單：「每次又印意見書又入信」

2007年紮鐵工潮，尚未入行的娣姐也到過罷工現場，「以前罷工喺屋企附近，近到企喺屋企樓下都望到，所以都有去睇。」到2013年入行紮鐵，有師兄在工會會席前夕邀請她入會，她就成為工會一員。工潮後成功爭取到一年一度工會與商會集體談判調薪，工會不能就薪酬水平自己說了算，必須事前廣泛收集紮鐵工人的意見，娣姐在放工後也投入其中，「每次傾加薪幅度都好多嘢做，又印意見書又要入信，不過都想幫呢個行頭爭取福利。都辛苦架，但係都好開心。」她覺得罷工後有了集體談判，對勞資雙方都有好處，「有個機制，成件事平穩咗。」

現時集體談判機制擬定的日薪水平是以紮鐵「散工」為基準，「長散工」（即受聘於固定僱主的長工，「散工」和「長散工」的定義詳見工友河馬的訪問）並不直接受惠。身為長散工的娣姐表示認為兩邊同工同酬的路仍然很漫長。

但她對工潮後這十年的發展抱持樂觀，認為紮鐵行內有了一些進步。2017年4月起，《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新加入的「專工專責」條文正式實施，規定只有指定工種分項的註冊熟練或半熟練技工才可在地盤進行相關工種分項的工作。換言之，若非註冊的紮鐵工人就不能在地盤紮鐵，減少了判頭和蛇頭利用學徒或其他工種地盤工人濫竽充數做紮鐵、騙取中間差價的機會，連帶也有助保障註冊紮鐵工人的開工機會。「帶個學師去攞師傅價？做唔到啦依家，蛇頭食價都無咁明目張膽。」

做紮鐵辛苦，一邊做紮鐵一邊搞工會就更辛苦。同是在地盤打工，娣姐說做紮鐵跟她以前做雜工的辛苦根本不是同一個層次。「有時啲雜工阿姐會同我講，『你就好啦，人工高我三倍。但諗諗下我都係唔羨幕你，你做一日，捱到等於我做一個禮拜！』」想到在紮鐵行內的日子，她說：「所謂生存，就係捱落去。」

開工也好，罷工也好，罷完工這十年再開工也好，地盤內外，總得有努力的人付出堅持。

被捲入工潮的人——吳冠君

工潮期間身份：職工盟組織幹事（四年經驗）
十年後身份：職工盟組織幹事（十四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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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在職工盟當組織幹事的吳冠君，十年前收到風知道紮鐵工友正醞釀罷工，遂帶著政府文件到天光道地盤視察。原本純粹想了解情況，但觀察到在場工友情緒熾熱，冠君於是「借機撥了幾撥」，群眾的怒火遂成燎原之勢。然而最終要真的「燒得著」，工會組織者既要維持士氣與處理歧見，更要面對不同權力的互動以至衝突。

本想視察環境　最後煽火燎原

冠君於2003至2004年左右加入職工盟當建築工會的組織幹事。當年正值沙士，經濟蕭條，地盤欠薪個案很多，追討欠薪成為工會的主要工作。職工盟那時採取如封地盤等較進取的手法，追討成功的個案不少且效率高，因此於行頭建立了「收數快」的渾名。但講到尾，「工會只係收數公司。」他笑道。

2007年紮鐵工潮醞釀之初，冠君起初並不知情：「除咗因為追討欠薪而認識嘅一兩個工友以外，我哋嗰時基本上係同紮鐵工友冇連結。」當他得知紮鐵工友正聚集在天光道地盤時，便帶同政府文件和單張，單人匹馬落地盤視察。「我一落到去，已經有成三、四百人聚咗喺地盤。」冠君見在場工友大都怒氣沖沖，便乘勢「撥多幾撥」：「我哋手頭上有啲政府資料，知道紮鐵工日薪其實應該係千一蚊，於是將啲資料整成單張攞落去派。」他也理解到工友躁動的原因，並勸他們「搞大佢」：「工友覺得自己搞咗咁多日，居然冇新聞報、冇記者理，好多人都好㷫。」

當時佔主導位置的工聯會一如以往希望淡化事件，眼見冠君在「煽風點火」，便召喚警察到場將他趕走。「啲工友見我俾警察拉走，非常憤怒，工聯會都控制唔到佢哋。」之後，冠君與工友商討行動對策，並建議工友殺出天光道地盤，遊行到禮賓府。「佢哋自己call咗六架旅遊巴，衝去禮賓府。啲記者當然即刻跟晒過嚟，件事就係咁樣搞大。」而未有跟到禮賓府的工聯會，幾可謂將工潮的主導地位拱手相讓。

群眾躁動衝出馬路　失利始信長期抗爭

雖然成功「煲起」工潮，但紮鐵工友與冠君及其同事之間仍未建立到穩固的信任：「雖然知道要做乜，例如要搵工人代表一齊帶領成場罷工，但問題係，我唔識嗰班工友。喺冇工會核心同我一齊搞之下，只能夠當場搵工友幫手講幾句，以及嘗試開小組坐低傾。」與此同時，在工潮得到傳媒注視之後，工友迫切希望早日與商會談判以及得到政府部門協助，商會及政府卻未有回應。沮喪、失望、憤怒之下，有工友衝出馬路堵塞交通以宣洩不滿。冠君回想當時情境，「佢哋當時未有『工潮要鬥長命』嘅想像，想即刻搞掂。」

堵路觸發了警方與工友的衝突，也使勞工處派出高級官員與工人代表和工會幹事展開對話。但這只是政府的敷衍之舉，目的在於暫時安撫工友情緒，使其乖乖回家。而在翌日的集會，工聯會及紮鐵工會幹事試圖扳回劣勢，勸工友復工，卻弄巧反拙，被工友驅逐離場。此後，職工盟與其他友好組織逐漸與罷工工友建立互信，開始長期抗爭。

另一種眼光看罷工——吳冠君

工潮期間身份：職工盟組織幹事（四年經驗）
十年後身份：職工盟組織幹事（十四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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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罷工／工運的主體，工人的訴求和意見應得到充份表達。然而運動現場瞬息萬變，如何緊貼形勢而盡量讓工友發聲和參與決策的機會，是冠君他們面臨的一大難題。「喺罷工持續一段時間，建立咗信任之後，當然會知多啲工友嘅訴求。」但冠君也坦言當時其實沒有正式的溝溝通機制，不少訴求都是由核心小組（由工會幹事、工人代表組成）「嗌住先」，若群眾反應熱鬧，代表訴求得到工友共鳴。如果工友對之有意見，核心小組也會修正：「有一次我嗌『加人工』，佢哋（工友）即刻更正我：『唔係加人工，係調整人工。』」

避開判頭利益瓜葛　維繫群眾保住成果

冠君指部分罷工人士提出的訴求以及行動，有時未必合乎整體工友的利益。譬如部分參與罷工的小判頭，除了調整薪金以外，其實還希望商會能增加「判頭費」。他認為工會應以紮鐵工友的利益為依歸，不會容許判頭借助一般工友的力量去為自己撈取更大油水，故不會理會這類訴求。部分工人領袖也曾因為個人利益而發生衝突，例如到不同地盤「掃場」時，曾有工人領袖因為不滿帶頭掃場的工友「搞佢個場」而大打出手。面對這些個人利益瓜葛和紛爭，冠君和他的同事盡量不會介入：「佢哋自己啲恩恩怨怨，其實我哋冇方法處理到，唯有喺旁邊勸吓，勸唔掂都冇辦法。」

除了「資本家vs工人」的主要戰線，紮鐵工潮也有另一條戰線：「工盟及友好團體vs工聯會」。正如前述，工潮的主導權原本在工聯會紮鐵工會一方，但一來因為工聯會「息事寧人」的策略與工人意願背道而馳，二來冠君等工盟幹事成功回應工友的憤怒和焦急，因此得以取代工聯會的位置。雖然失掉領導地位，但工聯會也非省油的燈。冠君說，它在工潮過程中也有不少動作，希望挽回劣勢：「佢哋中間搞過兩場遊行，希望搶返啲輿論同媒體曝光，想俾工人同大眾知道佢哋『有份』。」工聯會甚至拉攏了與工盟合作緊密的工人領袖：「見到我哋呢邊的所謂『核心領導』都出現喺工聯會遊行入面，仲要拖住嫻姐隻手喺度行。」到談判的最後關頭，蔡振華、王國興、陳婉嫻等工聯會領袖更帶同投票箱、大聲公等出現並呼籲工友投票。

面對這些的狀況，工盟的策略是「做好自己」，讓工友感受到他們才是跟自己站在同一方：「有時刻意處理佢哋反而係嘥自己心力。應該放喺維繫和領導群眾。佢哋自然會分得到，唔須要花太多精力去應酬同去搶。」最後，希望搶奪罷工成果的工聯會，被工友趕走。

罷工成果看長線　正視工潮歷史意義

紮鐵工潮最後以日薪加十元、回復八小時工作制的方案結束。冠君坦言，這個方案與工人一開始的叫價相差甚遠，但因為到後期越來越多工友復工，罷工工友士低落，工潮實在難以持續：「人數由高峰期嘅1,200人，去到後期300至400人，即使再激進嘅工友都好，都要接受現實。」雖然人工加得少，冠君從工友口中得知，回復八小時工作對不少工人而言十分重要：「我哋嗰時完全評估唔到，原來八小時工作制對佢哋先係最關鍵。」

工潮另一個遺產是紮鐵團結工會的成立。冠君在新工會成立的頭一兩年負責跟進，據他的觀察，新工會初時的運作不算順利：「工會理事唔習慣用『開會』呢種形式去傾嘢，例如開會唔跟議程，諗到乜就講乜。」

回望過去，「確立行業集體談判權」似乎是紮鐵工潮最大的成果，但工會成立初期很多會員都不懂準備跟商會的談判，如何收集業內工友意向、提出甚麼條件、怎麼衡量底線，大多沒有概念。「冇談判準備，諮詢、動員、落區，全部無做。結果商會提出方案，見幾個判頭同意就去馬，到頭來又係承襲之前工聯會嘅玩法，之不過今次張加價紙係有效嘅，個個地盤肯認數。」想起工會成立後預備首次談判時的狼狽，冠君苦笑：「有人仲提議：『不如我哋搞旅行，然後同對家鬥多人。』佢哋好少諗晒全套，例如首先其實應該坐低傾好一個價錢，然後先搞聚會同會員公佈同商討，再要同工友講埋將會點樣同商會傾，傾唔掂又會點做。」

雖然第一、二年的準備甩轆甚多，但隨後幾年工會理事總算吸取了教訓，開始有系統、有條理地進行準備工作。

誠然，紮鐵工潮的即時效果有限，但對於其長遠的意義，冠君指出了重要的一點：「有紮鐵工潮嘅例子參考，好過由零打起。譬如碼頭罷工，啲人會知道唔會兩日搞掂，因為有之前嘅36日。以後嘅工潮都係一樣。呢個係對所有工人嘅一個提醒。」這某程度上也是重提罷工歷史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