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窮途‧下】十年轉校六次 助理見盡師生關係問題

30/06/2017 - 8:26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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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百業】「TA(教學助理)呢個字好模糊,有啲跟教學,有啲跟function,有啲根本係雜工。」33歲的阿北(化名)十年間轉校六次,亦即在不同學校打過七份工,幾乎每次的職位都有「助理」銜頭。即將踏入第十一年,他現在做的是AT(助理教師,Assistant Teacher),還是沒擺脫「助理」二字之餘,亦未擺脫年年要續約的工作不穩定。

自2000年起政府向學校提供「學校發展津貼」,既在香港中學體制裡創造了各種「助理」,同時也注定這些「助理」性質分殊,難以等量齊觀。教育局的《「學校發展津貼」的基本原則和程序》表明,該項津貼主要供課程發展、語文能力提升、照顧特殊學習需要三大類別用途申請,阿北多姿多采的「助理」經歷都觸碰過上面三個範疇。加上轉工經驗豐富,貧苦基層學校做過,中產矜貴學校做過,宗教氣息濃烈同事交際頻繁的學校做過,階級分明氣氛冷清教師永不向TA打招呼的學校也做過,他對中學教育的見聞非同一般。

然後,阿北說他不太希望晉身正式教師之列。「坐正咗,你個人對社會嘅感覺,對人嘅同理心,都好易磨蝕。」重視與學生相處的他,多年後仍然收到舊生來信傾訴過往受到老師的傷害:「假如有個perm(長約)嘅TA位,我都會考慮一下。」

年月孕育出這份無心上位的「下流志願」,到底他看見了甚麼?

因學生挽留觸動 社運仔投身通識教育

阿北不太追求嚴格的課堂秩序,毋寧更嚮往某種解放。2006年畢業自城大創意媒體學院,最後一個學年撞正2005年末的世貿組織部長級會議,教授見他忙於投身反世貿運動,也不催促他呈交畢業作品,只是不無體諒地交低一句「你示完威先啦」。到投身職場之後,阿北仍然偶有社運參與,為了保障外傭與其他國籍勞動者同樣享有申請居港權的機會,他可能是香港首批走上街頭與「愛字頭」衝突的行動者其中一員。

原則重於規則的傾向,似乎讓阿北難以與講究服從的學校體制結緣,事實上投身中學教育也不是他一開始的主意。只是當初大學畢業後找創作方面的工作不順利,到社區中心為學生補習時發現自己原來跟他們相處得不錯,才決定嘗試找相關崗位。2007年初獲聘為某中學的通識TA,月薪8,500元,「嗰陣時掟幾封信就有。」十年前的TA市場還算比較輕鬆,低薪是一回事,但即使過了夏季主力招聘期,求職依然未必要爭個頭破血流。做了幾個月,學期完結要另覓新工作,今回在另一間服務基層社區的中學擔任影音活動助理,一下子由所謂課程發展範疇跨到影音技術範疇。

「轉多幾份睇下先啦,嗰陣仲後生。」那時候阿北對選定事業發展軌跡還不太在意,難得工作又用得著自己在本科的本事,拍片剪片,也就不介懷。當時他計劃以戰養戰,一面儲錢一面報讀小學教育的PGDE(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Postgraduate Diploma in Education),並未打算在中學久留。始料不及的是學生一句說話讓他改變了主意。

「入去做咗一年,我返學校交接嗰陣俾學生挽留。」阿北回想當時情境:「如果我無心軟,或者我依家已經係小學老師。」

他就是心軟了,不過也談不上後悔。他半途由原本正在修讀的小學教育課程改為中學通識教育課程,學成之後副校長勸他「出去闖闖,唔好踎喺呢度呢個位。」於是阿北在學年結束後轉投新界西一間中學再當通識TA。雖則手上有了相關專科的教育文憑,還是當不成通識教師。

但總算是踏上當通識教師這條路理論上的起步點。

從影音到通識再到特殊教育 進修修到戶口清

理論歸埋論,現實歸現實。阿北第二次當上通識TA是2011年,恰是新高中學制交接年,新制舊制學生並存導致中學生數目回升、中學招聘機會增加,算是業界的小陽春。在那年頭找不到教席的話,隨著學生人數下跌,獲聘為通識教師的機會大概一年比一年渺茫。

果不其然,學校翌年既沒有以教席向阿北招手,也沒有跟他續約。「英文不夠好」是校方不續約的理由,阿北對此略感意外:「我做咗全年都無聽到相關批評,英文科panel(科主任)亦都無同我提過。」儘管上工後被安排要教英文補底班,但回想見工面試時的情況卻又滲著詭異,「Interview嗰時無問過我英文。到第一日返工,我先至知道自己個post係『英文加通識TA』。」

聘用以不清不楚開始,以不清不楚結束,阿北上路找下一份TA,卻也是打完一年工又要執包袱。到2013年,市道更差,「通識TA已經搵唔到,有得interview都唔請。」那一個新學年他還是在中學當助理,只是今次找到的工作已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活動助理」。

通識市道每下愈況,阿北坦言「就算人口升返上去都好難有位(教席)」,惟有再謀轉型,報讀特殊需要教育學位。他輾轉當過支援SEN(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導師,如今是負責SEN的AT(助理教師,Assistant Teacher),月入15,000元。

自身境遇改善不代表大環境同樣有改善。今年中學招聘季節又到,阿北知道行內規矩,學校在外間公開的招聘廣告時有「假ad」,其實校方一早內定了人選,廣告多不等於空缺多:「學校一年續一次約,每年出ad(招聘廣告)啓動招聘程序。」像他自己就已獲校方承諾續約並於下學年加薪。假如某中學有像他這樣已獲內定續約的非常額員工,再登廣告就不過是例行公事,新人不會因此有機會入行。

學位讀完一個接一個,十年間工資升了76.5%,驟眼看來似乎增長不少,事實上卻仍舊連全港月薪中位數都追不上。阿北苦笑,讀完這個特殊需要教育學位已經一窮二白:「我戶口已經清。」即便如此,他還是有興趣稍後再報讀港大的表達藝術治療碩士課程,充實知識與技能之餘,也讓自己較容易在中學教育界生存下去。

然後,香港電視董事會主席王維基本週接受傳媒訪問,投訴年輕人以儲不到錢作為無法買樓的「藉口」。聽在為教育付出青春的一眾青年耳裡,風涼到足以凍死北極熊。

取得教席不是大團圓: 坐正咗,一個cycle教三十堂

在學校體制生存下去等於爭取成為CM(文憑教師,Certificate Master),這種直線想像彷彿是主流共識,阿北對此卻不無糾結。「假如有個perm嘅TA位,我都會考慮一下。」

首先是穩定性。升上CM並不意味著前途穩定,當中不少都只是合約教師:「CM一年合約,一年之後要兜你就兜你。做SEN TA人工係比較低,但份工未必比較唔穩定。」

但關鍵還是壓力。阿北以視察學生功課及交功課記錄的「查簿」為例,認為一旦成為正式教師就不得不依規矩嚴格行事:「校方查簿唔係為咗睇學生,係睇老師。」再如教學工作量,TA和AT都不如正式教師吃力。「你依家一個cycle四堂;坐正咗,一個cycle就係三十堂。到時唔好話放工之後,連星期六、日你都要備課改簿。」阿北指長工時和僵化規矩會損害正常人的心靈:「你個人對社會嘅感覺,對人嘅同理心,都好易磨蝕。」

家裡大哥曾擔任中學老師,後來又因為發生不如意事情離職,從此堅拒再做正職教師,寧願入不敷支也只願意間中以代課餬口。阿北無法從內向寡言的他口中得悉詳情,但看得出遺留的心理陰影持久而確實。

阿北在石硤尾某中學工作期間,同事之間層級森嚴氣氛冰冷。「老師平時見到TA唔會打招呼。我教教下英文補底班,有老師門都唔敲就撞入嚟捉學生。」但到他去某間宗教氣氛濃厚、同事不分階層時常聚會的教會學校,對學生卻也不見得更加尊重:「呢間學校好興省人,有兩三個miss成日喺走廊對住全校鬧個學生。」到阿北離職後數年,有舊生在Facebook私下向他自白「根本讀書嗰幾年我都俾佢鬧到冇晒自尊,放棄晒。唔係第二年識到個女朋友,我都企唔返起身」。

派糖與SEN學生

課室秩序是學校體制下的一大煩惱,阿北對慣見的秩序控制手法始終看不慣。「老師叫學生上堂唔好傾偈。但有時學生傾偈未必無意思,有啲根本就係傾緊課堂嘢。有次去代課,見有學生係傾香港廁所設計研究,呢啲係自主學習。執行秩序會抹殺好多可能性。」

問題是縱使由課室回到教員室,教育工作者之間往往也不喜歡討論。有一次阿北跟上司談起2007年《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是否「鼓吹亂倫」,儘管話題還停留在釐清事實多於進入價值爭論,兩人談到半途已遭旁邊同事叫起來打斷:「呢啲嘢唔好講呀!」

另一種執行秩序的方法不是打壓,而是物質利誘。阿北曾經在一間band 3中學工作,校內六分之一都是SEN學生,他也不得不承認課堂秩序難搞:「好似扑地鼠咁,呢個行咗出嚟,另外兩個又去咗第二度打打鬧鬧。」

一些同事有手段快速收拾場面:派糖。在為SEN學生而設的活動裡,「同事成日派糖,去到中四、五都仲派。快吖嘛,一粒糖就搞掂佢地。」阿北知道這會提高控制秩序的效率,也有助提高同事負責的活動的出席率,但後遺症很難處理:「結果學生之後變到『要我開口講嘢呀?俾粒糖我先』。」

上司跟他說那些SEN學生的能力只能達到那個水平,所以只能用那種手法,對此阿北並不甘心。「理論上中學生去到十一、二歲,用語言讚賞佢係得嘅,唔一定要用物質。次次派糖,搞到佢地拒絕長大,內化唔到價值同責任。」SEN學生密集的學校也多是窮人學校,自己又出身基層家庭,他有時會想,若說有基層市民習慣被蛇齋餅粽吸引而建立不了自己的政治見解,會否跟這種規訓有關?

比起即時物質獎賞,阿北更喜歡藉深入交流理解學生的志趣,建立信任鼓勵成長。「有個過度活躍學生好熟NBA歷史,照道理米高佐敦對佢來講應該係遠古時代,佢一樣熟。」阿北特地跟他多聊這些,兩人十分好傾。

與學生關係好,有時反而勾起心裡苦澀。阿北以前工作過的中學舊同事有一次告訴他,學生並沒有忘記他,更在作文時裡表示「第時職業想做TA,好似阿北咁」。他聽見之後啼笑皆非,既高興於工作獲肯定,在學生心中留下良好印象,另一方面卻又暗自悲嘆:「同學,你知唔知道我嘅工作何等卑微?」

另類教育理念佳 窮人難負擔

想法另類,又不滿足於主流教育,阿北可有考慮過到另類學校任教?他笑說那些學校的同工很多都比他更有創意更有批判,自己去到那邊就好像沒有甚麼價值了。然而更深層的理由在於捨不得弱勢:「自然學校又好,兆基(兆基創意書院)又好,理念係好,但有錢先至讀得。窮人可以點?」翻查網上資料,自然學校學費一年49,000元,兆基創意書院則為27,600元,雖說比多數國際學校便宜得多,但對草根家庭仍是一個負擔。

在豪宅區中產中學工作過,看著學生平素出席學界田徑比賽稱霸全港,文藝活動是參加樂團遠赴歐洲交流,阿北明白充沛資源建立的談吐和精神面貌都不一樣,「學生唔會困喺同一個地區,佢地本身就來自不同地區。視野就算無去到世界層次,起碼都有跨越全港十八區,傾社會議題好易上手。」另一邊廂,基層中學的學生亦有其不可小覷的本領,適應力甚佳:「以前做觀塘嗰間,收好多新移民學生,精英班入面九成學生母語唔係廣東話。但入學一年之後佢地廣東話可能已經好流利,尤其女生。」

留在主流中學也罷,甘心做個TA也罷,自討苦吃,大抵出於對學生心軟,就像當年接受學生捥留扭轉事業決定一樣。阿北心軟,卻也硬頸:「我想俾學生睇到一個同其他老師唔同嘅人,有不同嘅人生經歷,有不同嘅處事方法。」

又或者,正是心軟,才會硬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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