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唔係大中華膠!」推動中國公民社會二十年 陳健民評境外NGO法

02/06/2017 - 9:45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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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自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對有組織異議者的打壓愈趨嚴厲,2017年1月起生效的《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通稱「境外NGO法」)又是一道緊箍咒,逼使大陸民間團體難以借助外來資金維生,讓它們日益依賴政府資助以便控制。香港自八十年代就是不少珠三角勞工團體的後方基地,自然難以倖免,通訊被監聽、成員被拘留問話本來已是家常便飯,如今當局更是有法可依奉旨辦事。

「公安依家傳召你去飲茶,你無得去投訴。騷咩擾?法律寫明。」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身為「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發起人之一的身份廣為人知,香港人卻未必知道他在內地嘗試推動公民社會的時間更長,早在1996年已頻頻北上,直至因為佔中無法再踏足大陸為止。他認為在「政府」和「企業」之外以民間團體為代表的「第三部門」將會越來越大,但講究權利和監察政府的「公民社會」則會在大陸越縮越小,直言形勢不樂觀。

世界公民: 如果非洲喺隔籬都會過去

形勢轉壞,意味曾經有過不一樣的時代。1993年深圳致麗玩具廠大火,香港不乏勞工機構連結受害工友引發關注,有說1994年中國政府推出第一部勞工法,原因之一就是致麗大火事件鬧大了。陳健民的關注焦點雖不在工人維權,但內地發展公民社會的活力與潛力卻曾讓他樂而忘返,就算一把年紀硬著頭皮講普通話也不在意。「我次次上到去都唔想落返嚟,好多人圍住你傾計劃一齊做,舞台好大。」

由做研究到出版雜誌、培訓人員、為基金會撥款予各民間團體、協助政府制定政策,他都參與過,以往投放在內地的時間心力比放在香港的更多。他有為當地民間團體提供技能培訓,但逐漸察覺團體若僅著眼於做服務就有可能淪為政府的分支部門,須鞏固理念以保住獨立位置。「要知道可以同政府合作,但唔可以依附政府。」他強調有民間團體不等於就有公民社會,要有制衡政府和個人權利的理念:「以前中國古代夠有家族組織,有宗教組織,但對個人自由最大嘅侵害未必來自政府,而係民間社會。如果你通姦,大清律例未必要你死,但係條村嘅家族組織會浸死你。」

在胡錦濤和溫家寶高唱「和諧社會」的年代,陳健民推進公民社會理念的策略就是將上頭話語另作解讀,「講公民社會就係講和諧社會,大家鬥講」,反正官方口號有提及公平正義民主法治,尚可頂住某些部門或地方政府的壓力。加上2004年《基金會管理條例》生效,不少私人基金成立後會捐款予民間團體,可以發展的空間就更大,「一個基金會拎住一千萬人民幣,就可以影響好多機構。」

代入「本土派」思路,這種「建設民主中國」行徑不免被定性為民族主義上腦,不過陳健民並未苟同:「我唔係咩大中華膠,只係中國啲問題相比香港嗰啲更大。如果非洲就喺側跟我都會過去,因為好多問題要處理。我嘅立足點唔係民族主義,而係世界公民。」

境外NGO法:消滅灰色地帶難打擦邊球

中國近年收緊控制,陳健民承認大環境很差:「習近平2012年上台之後出現『七不講』,其中一樣就係唔俾講公民社會。」他認為雖然在內地無法明講公民權利或者監察政府,但勞工團體仍然有一定生存空間,例如做勞工教育,打出讓工人認識勞動法的旗號。「只要你唔組織獨立工會。」

不過「境外NGO法」出台又帶來更多壓力。這條法例要求在內地活動的境外非政府組織一律須向公安部門登記,而且嚴禁進行政治活動或在中國大陸境內募款,如被指為「資助政治活動」,機構可被吊銷登記,銀行戶口被凍結,負責人可遭拘留達15日。嚴苛法令不但讓以香港為基地的勞工團體在內地活動進一步受限,就算要間接資助在內地成立的勞工團體亦變得艱難。

陳健民對「境外NGO法」的實際影響看得比較審慎,認為到年底有更多數據出來才有可靠結論,但民間團體的反應即時可見。他表示去年通過立法的消息一出,有基金會暫停敏感項目,也有機構停止招聘新人,準備隨時裁撤,靜靜觀望局勢。「以往無法律,大家喺灰色地帶生存,打擦邊球。以前機構仲可以話法律無寫明唔俾攞外國錢,依家你一攞就可能入黑名單。」陳健民認為相關立法是整個消滅灰色地帶過程的一環,製造一個大的法律框架之後再按政治需要酌情定性,驅使民間團體陷入「非黑即白」的二分:「如果政策開放擴大白嘅部份,咁無乜壞事;但如果保守起來將你地灰色嘅推去黑色嗰邊,咁咪弊囉。」

他補充,甚至在「境外NGO法」通過之前,被定性為政治上危險的民間團體已被壓逼,包括勞工團體和維權律師:「將呢啲部份消滅咗先,唔使等立法之後你嚟話『我要登記噃』。」做政策倡導工作的團體特別易有風險,即使只是做服務為主但假如服務對象是內地敏感群體,包括勞工、愛滋病人以至乙型肝炎病人,一樣有危機。它們本身因為性質敏感較難在內地取得資助,不過靠海外資金維持的話,實施「境外NGO法」後就更易受到打擊。

中港區隔:北京嚴防井水犯河水

當年籌辦的《民間》雜誌頗有名氣,如今停辦了;當年建立的培訓機構,如今結束了;曾經用得比Facebook還要頻密的微博帳戶,雨傘運動後也被大陸網民一片「漢奸走狗賣國賊」的謾罵洗版。個人挫折連連,大環境不樂觀,陳健民卻不認為香港人對改變大陸社會無能為力。「好多人見到中國經濟力上升就低估我地嘅影響力,無咗自信。」他覺得香港仍有不少因素如個人自由、相對廉潔、沒有民主下民間仍會監督改府,這些地方都值得珍惜,可作為內地管治上的參考,有時某些小事甚至會嚇內地人一跳:「你去北京,見到好多第一中第二中第三中。大陸人嚟到香港,我提一提佢地先至知原來成個沙田得一間官立中學個喎,其他(中學)唔係教會就係慈善組織(開辦)。政府俾資金同喺政策上管理,而教育好多具體操作俾咗民間。咁俾咗好多自由度,有啲老師仲喺度講六四。」提到社工發展,他說中國最早的社工教育也是香港人上去教的,也有香港社福機構北上督導當地服務。

教育和社會服務方面引入民間團體參與,固然是可以讓內地政府參考的管治手法。但正如大陸人不是蝗蟲,香港人也不是天使,一些在本地備受爭議的制度也成為內地政府學習對象,例如安老院舍的購買服務模式。「以我接觸,佢地會覺得『唔使走咁遠吖,學香港就得』。」然而陳健民批評那是「學一半唔學一半」,比社福界內招惹不滿的「一筆過撥款」更不濟:「一筆過撥款都叫相對穩定,唔係每年簽contract。佢地淨係睇市場化嘅購買服務部份,嗰啲可以隨時變動,俾到政府好大彈性,對機構多啲主導權。佢唔鍾意你,佢可以換,通過買服務嘅過程收編NGO。」他認為這種選取顯示內地政府想藉經濟來源主宰民間團體,不願建立平起平坐的伙伴關係。

無論學好學壞,香港對中國仍然有影響力。同時內地當權者對這種影響早有戒懼。「佢地最怕中國人民同情香港民主運動,個輻射力好犀利,成個國家啲人會羨慕,你會觸動到佢。呢兩年北京將香港所有民主運動打成『港獨』,而中國入面民族主義太強,打成『港獨』就會將呢種輻射性大大減低。」原理一如《大公報》、《文匯報》社評的對象讀者從來不是對它們存疑的主流香港人,而是無法分辨它們不是尋常港媒的一般內地人。陳健民覺得一些力主「中港區隔」的年輕人樂於跟隨北京這個劇本,「『我係港獨呀,吹呀?』結果就變成咗好好嘅防火牆。香港呢套公民社會原本會有好大影響,但依家我唔係咁諗。中國對訊息嘅操縱,令到裡面人民嘅誤解同敵視越來越深。」

「井水不犯河水吖嘛,其實北京鍾意中港區隔。」這不是新聞,就在六四屠城的1989年,江澤民會見英國首相特使時即提出「(香港的)井水不犯(大陸的)河水」,嚴防外國勢力借香港民主化將中國捲入東歐共產國家倒台的風潮——儘管他同場亦有放言「(大陸的)河水不犯(香港的)井水」,但篇幅小得多,內容也不具體,今人若視之為「承諾不干涉香港」倒顯得一廂情願了。但「井水不犯河水」論卻是玩真的,21年後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再次祭出同一論調,反對香港有人不滿為毒奶粉受害兒童討公道的趙連海因「尋釁滋事」罪被判監兩年半,視之為干預內地司法。

前有習近平鐵拳,後有本土派鞏固內地人民偏見,曾自視為北上推動公民社會先行者的陳健民坦承:「我越來越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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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觀不獨見諸宏觀形勢,也展現在真實個人經歷。陳健民在內地遇過一些從事危險倡議工作的朋友,時刻準備被捕入獄,家人情人又不理解,長期承受這種壓力的後果是當中很多人精神出問題,患上抑鬱。「我最記得有個年輕人同女朋友分開,係夾硬分開,因為唔想連累女朋友。佢幫緊維權律師家屬,自己隨時俾人拉,預咗坐兩年監。我問佢如果坐五年點算,佢話無諗過。」

只不過境遇壞到一個點反而會孕育出希望,陳健民直言就是內地有一個又一個這些不見經傳的人默默工作,對他是一大鼓勵。「佢覺得好受我啓蒙,其實係我受佢啓蒙。」

「個社會咁功利,仲有人不忘初衷,其實我好感動。睇到佢地,返到香港你會更加勇敢面對,就算俾人告,比起佢地都好小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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