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取工業傷亡權益三十載 「很多人只看慘況,並非真正關心」

02/05/2017 - 1:35pm
Share

標籤

【惟工新聞】工傷事故並非乏人關注,嚴重傷亡的、家境淒涼的、老闆太過份的、大公司出事的,總會成為社會一時熱話。可是,工業傷亡問題仍是不斷不斷地發生,而且造成悲劇的原因總離不開是那幾樣。在按分享鍵表達同情之後,我們還遺漏了什麼?惟工新聞訪問了幾位工業傷亡權益會(工權會)的幹事,讓打工仔了解三十多年來的工傷問題,與及爭取工傷權益遇到的困難。
 
倡職業安全難得工人認同 判頭訓練逼人去死
 
政府的職業安全廣告經常提醒工人要做足安全措施,事實上,在工人-老闆權力關係如此不對的情況下,等將責任推到工人身上,同叫工人去死實際上分別不大。
 
工權會在1996年成功爭取禁止手挖沉箱,現時一直倡議禁止飛棚(附圖)。但倡議禁止這些高危工序時不一定得到現職工友的認同,工聯會就曾發動會員反對禁止飛棚作業。工權會總幹事陳錦康憶述爭取禁止手挖沉箱時,遭受工友的反彈,「你哋嗰班唔做嘅就話禁,我哋做嘅就唔覺有嘢」。他認為現職工友因為各種限制,難以提出這類訴求,又怕一旦該工序被禁將導致他們失業,「冇工開就全家死,一個人死好過全家人死」。
 

「飛棚」即懸空式棚架,危險性高,工權會倡議禁止這種做法

 
工序一日存在,老闆就會招人去做,哪怕工序有多危險。只有當法例禁止這種工作,工友才有可能走出來。至於飛棚,情況也有點相似,但其爭取更加困難。「沉箱都話有得做到唔舒服,飛棚唔會痛唔會有慢性問題,係去到你跌落街嗰一刻先會後悔。」然而,到跌落街的時候,就已經太遲了。
 
2017年首三個月就有五宗高空工作墮下死亡的事故,高空工作危險性高,必須配合穩妥的安全措施。現時的工人會穿安全帶,但卻不把安全帶扣在獨立救生繩上,是為什麼呢?陳錦康向記者問道。是因為麻煩?陳搖頭說,走兩步就扣到啦,為什麼不做呢?記者沉思,陳錦康抿著嘴靜靜地等待,氣氛凝重起來。「明明安全帶咁重咁煩都著,點解就係唔扣呢?」陳錦康語氣中既有發問,也有對於枉死工友的痛惜。為什麼不扣?誰不讓他們扣?記者不得其解,陳錦康終於打破沉默。
 
「一扣咗,你第日就唔駛返工啦。」地盤潛規則之一,是不可讓判頭覺得你膽怯,陳以判頭的語調說「咁驚死,唔好做啦,我做咗廿幾年都冇事。」但以身犯險的往往都不是判頭,高空工作墮下身亡的多是年輕人,陳說,這是一套管教新人的方法,判頭要令他們變得大膽。曾有工人跟他說,一旦扣了獨立安全繩,第二天就沒有人會叫你開工。搵食艱難,衣食父母的命令豈能不從,曾有工友戲謔道:「就算你(判頭)叫我吊喺度啊,我都會吊啦」。
 
相關報導:
 
 
這麼多年來,老闆對於工業安全的態度並沒什麼變化。無良的,繼續不理會。不無良的,也是看生產成本做事。老闆甚至狡辯:「佢都唔著緊自己條命,我都冇乎呀」「個地盤成幾百友,唔通要請幾百個安全主任?」陳錦康對此怒斥道:「唔好玩啦,你承建商做到品質控制,唔通安全就控制唔到?」陳錦康認為改善工業安全關鍵有三,一. 立法提高安全標準;二. 提高罰則;三. 加強檢控。「依家僱主無視工業安全嘅後果實在太輕微啦,工人因為工業意外死亡,淨係罰僱主數萬元,邊會有人重視。就好似泊車咁,如果違例泊車嘅罰款仲低過停車場租金,咁罰錢都無所謂啦。」換句話說,安全生產的成本比違法的代價高得多,也是變相懲罰有良心的僱主。
 
重複單一動作易出事 爭取勞損納入職業病
 
隨著香港產業轉型,三十年前後的職業病情況有沒有改變,有沒有新出現的職業病?陳錦康想也不想就答:「勞損」。
 
長時間、重複性、單一動作,容易導致勞損。他以麥當勞為例,以前每個order,收銀、取餐都是一人負責,那個職員會走來走去,不斷變換動作。現時的問題可大了。分工變得仔細,每個人只會負責一個工作,收銀的收銀、取餐的取餐、整包的整包,企定定,動作重複,「根本冇時間俾佢抖」。
 
記者問,勞損與工作的因果關係不是很難證明?陳反問道:「乜你問得咁似張宇人?佢以前就話工友失聰係因為聽得多Walkman啦。」他解釋道,長時間重複單一動作造成的影響很顯著。以前有一個個案,有個工友在飯堂工作,只負責裝飯,短短二十多日手腕和肩膀已經受傷。「你話你每天喺屋企裝幾碗飯會唔會勞損啊?梗係唔會啦,因為喺家裡會做唔同嘅家務啊嘛。」這那就是差別所在,勞損最主要問題是不能休息,其實只要可以一轉姿勢,就不會造成大勞損,分工越精細越容易出事。
 
勞損在辦公室工作中非常嚴重,尤其是那些長期使用電腦的人會出毛病。目前爭取將勞損納入職業病的倡議工作都是由跟著個案進行,也有控告老闆疏忽的成功例子,例如一名女工負責為一批機器入原料導致肩膀勞損,亦有一名龍門吊機操作員手部長期,拿著操縱桿導致血液循環不良。但這些個案最終都是和解收場,沒能累積法庭案例。
 
相關報導:
 
老年工傷者增加 接觸少數族裔工人困難重重
 
工廠北移之後,導致職業性失聰的高危行業,諸如五金、紡織、印刷等製造業已經不復存在,一些過去比較普遍的職業病到現在已經減少。同時機器減音措施已經大大改善,例如以前巴士司機和廚師都會出現職業性失聰,但現時已經沒有。由於多年來的宣傳教育,工友對職業性失聰都較有概念,一旦出現徵狀,大都能及時檢查,轉換工作崗位或轉行。以前的工友差不多要去到被家人罵「你聾咖?」才開始覺得有問題。
 
肺塵埃沉著病的問題,隨著手挖沉箱被禁止,工友在工作時又會要求提供口罩,病發是減少了。以前的個案可能是到了喪失功能60至70%才來求助,現在工友發現時肺部功能有問題時,可能只是喪失5%功能,實際影響不大。
 
梁金愛指,這幾年的工傷個案總體情況有了變化。以前較多是年輕工人,三十至四十歲,現在多了五十至六十歲的傷者。「以前就話後生仔唔識職業安全,依家老嘅都出事,就說明係安全措施有問題啦。」談到性別比例,梁金愛指工亡者以男性較多,工傷者則女性較多,她們主要是從事保安、起居照顧、家務助理、地盤雜工。以前製造業蓬勃的時候,有很多手部損傷,包括骨折、手掌變形,甚至需要截肢。現在嚴重工傷是減少了,工亡事故數量則沒有多大變化,每年仍然是百多宗,仍以建造業為主。
 
近年建造業大量輸入外勞、聘請少數族裔工人,他們比起本地人更大機會到僱主欺壓,也更難接觸到工傷相關的資訊。四年前工權會開始接觸巴基斯坦、尼泊爾工友,他們的文化與香港人不同,不習慣舉行路祭,會把遺體盡快運回本國,亦不傾向高調處理事情,因此找到他們也有相當的困難。不過經過長期跟進而建立到關係,常在社區裡辦展覽,加上工會、社區組織的協助,工權會漸漸接觸到少數族裔的網絡。
 
由工傷者與義工成立 三十年來推動工運發展
 
工權會一年平均接到八十宗工亡個案,八千宗工傷個案。這樣一個組織是如何發展出來的呢?關於工權會,有很多謠傳。有人說他們瓜分工人賠償,有人說他們煽動家屬向僱主拿錢,有人批評他們耍手段......說到工權會,外間的報導經常把燈光聚焦在陳錦康身上,他似乎頗為介意,未待記者開口,陳錦康已經搶著說:「好老實講,其實個會就唔係得我一個人成立嘅。」懂得工權會成立的歷史以後,就明白為什麼他有這樣的反應。
 
一開始,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註)在跟進工潮與勞資糾紛之外,開設定期探訪工傷工友及遺屬的服務。探望後成員慢慢組織到工友回來會內分享經驗、互相支持,對政策作出討論與批評,工傷者與義工又再去探訪醫院,來來回回,就築起了工傷組。工權會資歷最深的陳錦康與梁金愛都是由義工做起,陳戲言:「其實工權會無乜故仔咖,總之有嘢就做啦,做完就唔記得。」
 
1981年,工傷組進一步發展為工業傷亡權益會,脫離基督教工業委員會,走向獨立運作。「嗰陣無乜錢,得我一個職員,負責接工傷個案同埋組織死者遺屬。」幾年過去,有見職業病情況嚴重,社會又缺乏關注,工權會就開設了「肺塵埃沉著病組」與「職業性失聰組」。三十多年裡,工權會慢慢擴充起來,除了繼續接個案,也致力組織工傷工友及工亡者遺屬,現時分別有「媽媽組」、「職業意外死者遺屬支援互助小組」、「工傷保障關注小組」,讓他們互相協助,甚至成為推進運動發展的一員。禁止手挖沉箱的爭取,主要是靠肺塵病工友和家屬的努力。明明是合眾人之力,卻被說成一人的功勞,難怪陳錦康會如此介懷。
 
當記者提出「如何理解工傷權益作為工運一部份」的問題,陳錦康表現得驚訝。原來很多人不覺得他們是運動的一部份,只當他們在做社會服務。陳斬釘截鐵地說:「如果唔係運動一部份,我就唔會做。」工傷者也是工人,為何工傷權益不是工運的一部份呢?不過,這個問題確實不容易答,即使在工會內,也不是很能夠提出工業安全的問題。不能說,說來甚至可能會引起矛盾,提出禁飛棚而得到的反響就是鮮明的例子。
 
得不到工運同路人認同,也不要緊,就抱著「總之有嘢就做啦,做完就唔記得」的心態一往無前去幹。不過,陳錦康倒是很在意傳媒報導。縱使他觀察到,很多人對工傷新聞有反應只是想知慘況,而不是真正關心事情,但是媒體報導仍然有確切的需要。「媒體報導好重要咖,要俾工友知道有事可以搵邊個幫手。」
 
陳留意到,主流傳媒報導工傷新聞的情況並不理想,電視新聞報導自然是沒有他們的出場機會,而文字媒體有的選擇歸邊,有的媒體甚至用了工權會的行動照片,卻只寫著「有勞工團體去抗議」,隻字不提工權會,更曾有網上媒體,把工權會新聞稿拆開兩段,一段寫作引述陳錦康,第二段則寫作引述另一建制派工會。工人總是要自救,現在工權會也開始自己發展媒體,由幹事撰寫文章,工友也參與錄音、拍片的媒體工作。
 
註:
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工委會)於1968年成立,工委會是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的輔助機構,積極推動香港工運發展,促成不少重要的勞工團體產生,包括香港職工會聯盟、工業傷亡權益會等。
 
 
Share